拉萨尔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代表。

1825年4月11日，拉萨尔出生在布勒斯劳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的拉萨尔勤奋好学，对古典文学很感兴趣，他阅读白尔尼①、海涅、莱辛等人的作品，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影响。

1843年底，拉萨尔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后，到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历史学和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对拉萨尔产生极大影响，他认为学习黑格尔哲学是“精神上的一种再生”。他还接触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蒲鲁东的著作，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然而，正如他在哲学上始终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羁绊一样，在政治上他始终没有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1846年1月，拉萨尔在柏林结识了正与丈夫办理离婚和财产诉讼案的索菲娅·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他中断了学习，十分积极地包揽这一案件。他把受到封建迫害的伯爵夫人看作是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把这桩普通的财产纠纷说成是一场反对国家上层特权的革命斗争。此案延续了8年时间。

1848～1849年革命爆发时，拉萨尔由于受到哈茨费尔特伯爵控告而坐牢。1848年8月，科伦陪审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拉萨尔为自己辩护，最后被宣告无罪释放。出狱后，他到革命运动高涨的莱茵省杜塞尔多夫，加入了革命民主派组织，不久成为杜塞尔多夫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这期间，他同马克思领导的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新莱茵报》发生了密切联系，同年秋天结识了马克思。马克思的渊博知识使拉萨尔十分敬佩。1848年10月，维也纳起义失败后，普鲁士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1月，普鲁士政府解散了标志着革命胜利成果的国民议会，在柏林宣布戒严。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一切民主团体拒绝纳税，组织武装抵抗。拉萨尔积极响应，在杜塞尔多夫组织民主力量，赶制枪枝弹药，准备武装起义。11月22日，政府以“号召武装，反对王室”的罪名逮捕了拉萨尔，把他视作危险的煽动分子，企图给他定罪。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揭露政府对拉萨尔的政治迫害和拖延审讯的阴谋。直到1849年5月3日，陪审法庭才对此案进行审理，后又把拉萨尔送交违警法庭审判，结果被判处6个月徒刑。当他出狱时，革命已失败了。

革命失败后，德国处于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反动政府再度把马克思、恩格斯驱逐出德国，禁止出版他们的著作;取消了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取缔革命组织;1852年又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制造了科伦审判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进行迫害。在白色恐怖下，拉萨尔继续坚持斗争。他组织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帮助处于危难中的革命战友躲避政府的搜捕，为救济被捕革命者的家属作了组织工作。他在杜塞尔多夫的住处成了先进工人集会的场所和被迫害的革命者的避难所。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赞赏拉萨尔的政治才能，力图引导他摆脱哈茨费尔特案件，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人运动。为此，马克思建议科伦地区领导人吸收拉萨尔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但由于拉萨尔对哈茨费尔特案件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关心，科伦区部委员会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建议。直到1854年8月，为期8年的诉讼案才告结束，拉萨尔为伯爵夫人争得了30万塔勒的财产，他自己也获得了7，000塔勒的固定年金。

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结束后，拉萨尔本应全力投身于工人运动。但是他没有选择这条正确的道路。他对工人群众的蔑视和他的个人野心促使他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和进步工人的激烈批评，执意离开莱茵省而迁居柏林，从事个人的“科学研究”。为了去柏林，他不惜向普鲁士当局写信，乞求“恩准”。

1857年11月，拉萨尔写成了《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他自己把这一著作作为跻身上层社会的阶梯，大肆吹嘘，实际上是一部充满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作品。

1859年初，拉萨尔出版了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个剧本充分反映了拉萨尔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美化封建骑士的暴动，认为济金根的失败不在于他是垂死阶级的代表，企图用革命手段实现反动的目的，而在于想用反动的手段实现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却诬蔑闵采尔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是“反动的”。

1859年4月，爆发了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当时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在沙皇俄国支持下对奥宣战，企图从中得利。面对这种形势，德国人民应采取什么策略?恩格斯出版了《波河与莱茵河》这本小册子，主张奥地利退出意大利，而德国人民应支持奥地利打败法国，从而促进本国革命力量的发展，通过人民革命道路自下而上地统一德国。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意见。拉萨尔在恩格斯之后发表了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却主张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中立政策，使奥地利在对法战争中失败，削弱奥地利，由普鲁士王朝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拉萨尔的观点受到马克思的坚决反对。

1860～1861年，拉萨尔发表了《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最新的现实》、《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莱辛》两篇论文和一系列哲学著作，如《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罗生克兰茨的逻辑学以及黑格尔体系中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既得权利体系》等。这些著作仍然沉浸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之中。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成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但这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处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资产阶级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工人教育联合会，蒙骗工人相信教育和储蓄是改善自己地位的唯一手段。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他们的斗争也多限于单纯的经济斗争。六十年代，由于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德国国内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宪法冲突，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关心政治问题，要求摆脱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分裂出“前进工人联合会”。1861年5月，马克思来到柏林，了解德国工人阶级的情况，要拉萨尔更多地关注正在觉醒的工人群众。拉萨尔向马克思建议在柏林共同创办一份象《新莱茵报》那样的大型民主主义报纸，来指导工人运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很乐意能有一个直接向德国工人阶级讲话的阵地，但因为拉萨尔在政治上不可信任，同时拉萨尔提出在总编辑部他必须有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一样的决定权，遭到了马克思的拒绝。

1862年初，拉萨尔同重新活跃起来的工人运动发生了联系。4月12日，他对柏林郊区奥兰宁堡手工业协会作了题为《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的演说。这个演说后来以《工人纲领》为题用文字发表。它论述了工人阶级特殊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提出通过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拉萨尔的观点对急于摆脱资产阶级影响，摸索革命斗争道路的德国工人是完全新颖的，许多工人接受了他的观点。

1862年7月，拉萨尔来到伦敦，向马克思介绍自己在工人中进行大规模鼓动的计划，并希望马克思同他合作，共同领导德国工人运动。他们就工人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展开了激烈争论。拉萨尔认为，通过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是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道路。马克思严厉批驳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强调工人运动必须坚持《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的原则。马克思指出，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这次会见使马克思确信不能同拉萨尔一道走，“因为我们在政治上，除了某些非常遥远的终极目的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①。从此马克思与拉萨尔决裂了。

1862年12月，正在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委员会致函拉萨尔，邀请他领导独立的工人运动。12月13日，拉萨尔复信接受了这一邀请。不久，莱比锡委员会领导人瓦尔泰希等去柏林访问拉萨尔，拉萨尔向他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一起商定了公开活动的计划。1863年2月10日，莱比锡委员会致函拉萨尔，表示同意他的观点，请他就工人问题、合作社问题以及工人运动的路线、策略等问题进一步发表意见。 3月1日，拉萨尔发表了题为《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

拉萨尔在《公开答复》、《工人纲领》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提出了工人政党的政治纲领。他写道：“工人等级应当建立独立的政党，而且应当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这个党的原则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的立法机构中拥有代表资格——这是它能够在政治上满足自己正当利益的唯一的东西。为此而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和平的合法的鼓动，这就是而且应当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与此同时，拉萨尔还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理论。其主要点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这个规律是：“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解放工人等级的唯一道路，废除那个置工人等级于死地的决定工资的严酷规律的唯一道路，是通过国家帮助促进并发展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但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实行这种干预呢?“这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实现”;为此，“你们应当组织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又是孜孜不倦的、不停顿的鼓动”。这就是拉萨尔主义的基本内容。

拉萨尔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他否认国家的阶级实质，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整个民族的共同体”，工人阶级不仅不必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反而可以依赖合法的普选和国家的帮助求得自身解放。所以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1863年5月23日，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的主席。会上通过拉萨尔主持起草的联合会章程，宣布联合会的宗旨是“通过和平合法的道路，特别是通过争取公众的信念，为实行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活动”。

1862年9月，俾斯麦任普鲁士王国首相。资产阶级同容克地主阶级之间的宪法冲突日益激化，俾斯麦企图利用和控制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以钳制资产阶级。而拉萨尔也有心与俾斯麦妥协，幻想求得普鲁士国家帮助和实现普选。于是拉萨尔抛弃了反对容克贵族反动统治的同盟者自由资产阶级，转而同容克贵族的政治代表俾斯麦进行政治交易。从1863年5月11日开始，他们之间多次密谈和通信。拉萨尔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呈送俾斯麦，并表示工人阶级“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只要国王“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权”，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拉萨尔向俾斯麦“呈献所希望的仙方”，力图使之相信赐予普选权“是真正‘在道义上’征服德国”。俾斯麦对拉萨尔也颇为赏识。他说，拉萨尔“是曾同我交往的最聪颖、最亲切的人们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决不是共和主义者;他有很明显的民族的和君主主义的意向，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德意志帝国”。

拉萨尔向普鲁士王朝献媚的背叛行为和他在联合会中的个人独裁，激起越来越多的先进工人的反对。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工人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露拉萨尔的机会主义。不久，联合会中出现了以瓦尔泰希为首的反对派，拉萨尔的威望日益下降。

1864年夏，拉萨尔到日内瓦等地旅行。8月28日为一个女子而与人决斗负伤。8月31日死去。

拉萨尔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德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从单纯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拉萨尔起了重要作用，其功绩是不应抹煞的。但是，他的机会主义理论又把刚刚独立的工人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歧途，拉萨尔主义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拉萨尔的一生，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