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Maring,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和荷兰共产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他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
1883年5月13日,马林生于荷兰鹿特丹市一个小职员家庭,家境贫寒,靠别人资助读完中学,毕业后考入荷兰国营铁路当低级职员。他在中学读书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书刊,约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07—1910年在茨沃勒任党组织主席和党报编辑。这时,他较多地接近党内马克思主义左派,即“论坛派”。1909年党在德文特召开紧急代表大会之后,“论坛派”被开除出党,成立了独立的左派政党,即荷兰社会民主党。马林并没有参加该党,仍留在社会民主工党内,持中派立场。
马林在这一时期主要从事工会活动,1906年任尼德兰铁路和电车职工联合会总执委会委员,1911年被选为主席。随着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斗争的发展,马林逐渐与铁路工会领导中的温和派发生冲突。在1911年6月遍及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的国际性海员罢工中,他和荷兰社会民主党一同支持带有工团主义倾向的全国工会书记处的激进立场,因而与受荷兰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尼德兰工会联合会产生矛盾,在这个工会联合会中陷于孤立。马林不得不辞去铁路和电车职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退出社会民主工党。他很快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他在党内企图调和两党之间的矛盾,受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怀恩科普等人的反对。 1912年,马林宣布脱离该党,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工党。
1913年2月,马林来到荷兰的殖民地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一部分)。5月他出任三宝垄商会秘书,同时参加当地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活动,继续从事工会工作。三宝垄是铁路枢纽、铁路和电车职工联合会总部所在地。马林不久成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1916年,这个联合会成为印尼(当时称荷属东印度)第一个现代无产阶级组织,是印尼共产党建党的基础。
1914年5月,马林参加创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马林主张该联盟应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同当地的民族主义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即双方的成员都可以保留原来的身份而加入对方的组织。这样可以使社会民主联盟能在组织比较松散的伊斯兰教联盟内进行革命宣传,通过它联系广大群众。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马林表示热烈支持。他在报刊上公开号召爪哇人民以此为榜样进行革命。不久,马林被荷兰殖民当局提出公诉。他在审讯中连续三次发言为自己辩护,抨击殖民制度,终获无罪释放。此后,马林开始在荷兰舰队的水兵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1918年11月,在他的支持下,苏腊巴亚(泗水)水兵和士兵委员会成立。政府立即进行干预。12月5日,荷兰总督下令驱逐马林出境。同月20日,马林离开印尼。
马林回到荷兰加入了荷兰共产党,任执委会委员,做工会工作。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仍很关心。 1920年7—8月,他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代表,同时也代表三宝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他曾在7月28日第五次全体会议和8月6日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愤怒地控诉荷兰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殖民罪行。他介绍了自己在印尼通过伊斯兰教联盟开展革命运动的经验。他认为,“共产党人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需的。假如我们拒绝民族解放运动,那就是一个空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支持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建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增加东方各国代表的人数,并主张在远东设立一个宣传局。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20年9月,马林出席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以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即远东局)成员,派往中国工作。
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任务是考察中国等东方各国革命情况,并设法同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也来到上海。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马林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始接触,他建议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当时正在桂林筹备北伐,他邀请马林前去访问。12月10日,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下,经武汉和湖南抵桂林,同孙中山多次长谈,介绍苏俄情况,并对国民党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向他讲述了发动群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
1922年1月,省港大罢工爆发。这次罢工以及国民党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对罢工的支持,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经荷兰回到莫斯科。7月11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马林详细汇报了他在中国的活动,分析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他认为,国民党的领导成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党在财政上依靠华侨资本家的支持,党的基本群众是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而后者尤其重要(马林甚至曾把国民党称作“工人党”)。马林提出,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多阶级的政党。对于一个想争取工人群众的组织来说,这是理想的用武之地。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写道:“中共中央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迁址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与菲力浦(马林化名之一)同志的密切联系下进行。”
1922年8月初,马林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时,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及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马林和中共代表在上海多次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发展民主联合战线的指示。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接受了这一意见,但大多数人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会后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在马林第二次到中国时,苏维埃俄国派越飞作为外交代表来到中国。马林协助越飞同孙中山进行秘密谈判。1923年1月26日,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为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奠定了基础。
1922年底,马林回到莫斯科。1923年1月10日,他再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执委会肯定了他在中国的工作。1月12日,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共应在民族革命中支持国民党的正确政策,但不能卷起自己的旗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马林在执行这一决议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农民的革命潜力更加缺乏认识,而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陈独秀在4月25日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错误地提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讨论中,多数代表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但也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3年9月,马林担任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职务由维经斯基接替,改任共产国际海参威局委员,继续从事殖民地革命运动工作。马林离开印尼后,几次努力争取撤销对他的驱逐令都未能成功。但他始终同印尼共产党领袖保持着联系。这时,他建议在荷兰为印尼建立一个共产国际支部。这一建议被采纳后,马林于1924年4月回到荷兰,同被印尼驱逐出来的荷兰共产党员、印尼共产党员合作,关注着印尼革命的进展。
马林回荷兰后担任全国工会书记处主席,卷入了荷兰共产党内部尖锐复杂的派别斗争。他始终未能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在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与此同时,他对苏联共产党(布)党内斗争采取了同情反对派的立场。他主持的《阶级斗争》杂志, 从1928年起陆续发表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纲领等反对派文件。从1929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还刊登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许多文章。1928年4月,马林创立带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1929年发展成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马林任执委会委员。从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代表这个党参加国会。革命社会党声称,它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托洛茨基领导下的早期共产国际路线为基础,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现行政策。
1935年3月,革命社会党与荷兰独立社会主义党合并,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马林任书记。从1937年起,该党对苏联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日趋激烈,一部分人逐渐对苏联国家性质表示怀疑。该党刊物上出现不少攻击苏联是帝国主义的言论。马林最初并不完全赞成这一看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逐渐改变了立场。但他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第四国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林就积极主张在荷兰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立即查禁荷兰共产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搜捕马林。他开始转入地下活动。同年7月,马林创立“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战线”。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出版双周刊《斯巴达克斯》。这个组织宣布,它将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国际主义传统,主张一切交战国的士兵和工人进行联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认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结束战争,消灭法西斯主义。在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初期,马林曾一度和怀恩科普等人组织的左派社会主义团体“火花派”密切合作。
1942年2、3月间,马林和“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战线”大部分领导人被纳粹逮捕。4月12日,他和其他7人,在阿姆斯福特被杀害。
上一篇:马拉
下一篇:马林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