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私人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

有人多次要我写文学回忆录。我不知道能否写成，因为记忆力不好，而且回忆起来使人伤心；一般来说我不爱回忆往事。可是尽管记忆力不好，我的文学生涯中的某些事情，却时常不由自主地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譬如，有这么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有一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去看望现已作古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柯瓦列夫斯基。他非常喜欢我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当时刊登在《俄国导报》上。他热情地称赞它，并向我转达了有个人提的一条对我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能说出来。这个时候房间里一前一后进来了两份杂志的两个出版人。其中一份杂志后来订户的数量大增，是我们任何一家月刊前所未见的，但当时只是刚刚起步。而另一份杂志却相反，它的美好的时光以及对文学界和读者的影响正在逐渐消失，但那个时候，在那天早上，它的出版人还不知道它的出版已接近尾声。我正是和这个出版人一起来到了另一个房间，两个人待了一会儿。

我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只想说我和他的第一次会面是一生中最热烈的，不平凡的，是我永远难忘的。也许，他也不会忘记。当时他还不是一个出版人。后来发生了许多误会。我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同他很少见面，但是有一次他匆匆地和我说了一句十分热情的话，并由于某种缘故告诉我他写的一些诗——他从前写的好诗。我这里补充一句，从外表和举止上看，任何人都比他更像一个诗人，即使是在“悲天悯人”的人中间，但他是我们诗人当中最热情、最忧郁和最“悲天悯人”的一个。

“嗨，我们把您痛骂了一顿。”他对我说(即在他的杂志上批评《罪与罚》)。

“知道。”我说。

“您知道为什么吗？”

“大概是照章办事吧。”

“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惊呆了。

“某某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位出版人接着说，“他这么对我说：‘他这部小说是写得好的，但因为两年前他的一部中篇小说不知羞耻地污辱了一个不幸的被流放的人，并把他丑化了一番，所以我要批评他的这部长篇小说。’”

“这岂不是又对《鳄鱼》进行愚蠢的诽谤吗？”我想了想，叫了起来。“难道您会相信吗？您看过我的这部中篇小说《鳄鱼》没有？”

“没有，我没看。”

“可是这纯粹是诽谤，是天底下最卑鄙的诽谤。只有布尔加林这种人的头脑和对于诗的嗅觉，才能够在这篇小玩意儿，这篇给人取乐的中篇小说的字里行间找出这种‘人身的’影射，而且还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攻击！您该知道，这种牵强附会是多么的愚蠢！不过，两年前我没有驳斥这个卑鄙的诽谤，我绝不原谅自己，当时就是把它放过去了！”

我和现在早已逝世的这位杂志出版人的谈话，是在7年之前，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没有驳斥这个“诽谤”，有时是忽略了，有时是“没有时间”。然而对我凭空捏造的这种卑劣的谎言，在某些人的记忆中把它当成了确凿的事实，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并散布到读者中去，因而不止一次地给我带来不快。对这一切已忍无可忍，至少应该说一句话了，而现在正是时候；虽然毫无根据，但是这种诬蔑之毫无根据地信口雌黄，已无以复加，必须加以驳斥。由于我长期保持沉默以及至今仍然不重视这件事，仿佛我默认了似的。

我第一次和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见面是在1859年，我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的第一年，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和怎么见面的。后来有时也见到过，但不经常，谈过话，也不多。总是握握手就算了。赫尔岑曾同我说过，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不好，他是指外表和举止而言，我却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举止。

有一天早上，我在住宅门锁的锁把上发现一张传单。这种传单当时散发得相当多，这一张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它的标题叫做《致年青一代》。再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比它更荒谬和更愚蠢的了。内容带煽动性，形式非常可笑，只有他们的凶手才能给他们想出这样的形式，好让他们送命。我感到非常苦恼，整天都闷闷不乐。这一切当时还不习惯，但又出现在我眼前，因此当时要完全看清楚这些人还很困难。困难正在于似乎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还隐藏着这样的小事。我并不是说当时整个的运动，而只谈人。至于运动，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健全的、但以它的历史进程表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它在我们历史上的彼得堡时期将写上庄重的一页，而这一页似乎还远远没有写完。

从我内心来说，我早就不同意这些人，也不赞成他们所进行的运动的目的，——那时我突然感到懊丧，几乎要为他们的无能而羞愧：“为什么他们会办这种愚蠢而拙劣的事呢？”不过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并不是为他们的失败感到懊丧。散发传单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懊丧的是我见到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不是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干的愚蠢的把戏。这里掩盖了一个事实：文化水平，觉悟水平，以及对实际情况理解的水平，被严重地忽视了。尽管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3年，对某些现象已经见怪不怪，那天早上的这张传单仍使我大为震惊，对我来说完全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新发现：在那天以前我绝对没有料到会碰上这种毫无价值的举动！正是这种毫无价值使我感到害怕。黄昏时我突然想到要去拜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到他家去过，也从没有想过要去，正像他从没有来找过我一样。

我记得是下午5点钟左右，正好碰上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独自在家，甚至连应门的仆人也不在，他亲自给我开门。他非常亲热地接待我，引我进入他的书房。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我掏出传单。

他接过传单，好像根本不认识是什么东西一样，看了一遍。总共也就10行。

“噢，怎么啦？”他问我，脸上有淡淡的笑容。

“难道他们就这么愚蠢可笑吗？难道不能制止他们，停止这种胡闹吗？”

他非常庄重而令人感动地回答说：

“难道您以为我赞成他们这样做，并认定我会参与编写这么一种东西吗？”

“我正好不这样想，”我回答说，“我甚至认为您相信这样做是不必要的。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制止他们。您的话对他们是有分量的，当然，他们害怕您的意见。”

“他们当中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这我相信。但完全不需要认识他们，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您只要在哪个地方说明您不赞成，就会传到他们耳中的。”

“也许不会产生作用。而且这些现象叫做横生枝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是不利的。”

这时有另外一个客人敲门，不记得是谁，我就走了。我认为有责任指出，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谈话是真诚的，并且像现在一样完全相信他不“赞成”这些散发传单的人。我觉得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对我的造访并不是不欢迎；几天以后他亲临我家就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我家里大约坐了一小时，说实在的，我还没有遇见过像他那样温和和热情的人，所以那时有些人议论他的性格，把他说成好像是一个严厉而孤僻的人，使我感到惊讶。我开始明白，他希望和我相识，我记得我也是乐意的。后来我又到他家去过一次，他也来过。不久由于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迁居到莫斯科，并在那里住了9个月，刚刚开始的交往就这样中断了。然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并流放。从此他的事我一无所知，至今也不知道。

大约一年半以后，我突然想写一篇幻想故事，属于模仿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鼻子》一类。我还从没有试过用幻想体裁写作。这纯粹是文字游戏，只不过为了取乐。确实设想了几个喜剧情节，我想展开一下。即使不值得写，我也要把情节说明白，留到以后再来写它。那时彼得堡的商品街有一个德国人，让人家花钱看一条鳄鱼。彼得堡的一个官员，在启程出国前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一位形影不离的朋友去逛商品街，都想顺便去看看鳄鱼。这个官员属于中间等级，但有一定的独立地位；他还年轻，但目空一切，骄傲得不得了。首先他是一个傻瓜，就像那个令人难忘的丢了鼻子的科瓦辽夫少校一样。他对自己无与伦比的优点的信心，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缺乏教养，但差点没把自己当作天才，在他那个司里，他被看成一个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经常因为普遍对他的轻视而苦恼。好像为了替自己出一口气，他就把他的一个懦弱的朋友指使得团团转，拼命地折磨他，在他身上显示自己的聪明。这个朋友憎恨他，但一切逆来顺受，因为他暗地里喜欢上他的妻子。当这位娇小的太太——年轻、可爱，完全是彼得堡的派头，是中等社会里并不聪明的卖弄风情的女子，当她在商品街上出神地观赏展览出来的鳄鱼和猴子时，她的天才的丈夫不知道怎么激怒了一直像一块木头那样躺着沉睡的鳄鱼，鳄鱼突然张开大嘴，把他整个儿吞了下去，一点儿也不剩。很快就发现这个伟大的人物没有受到鳄鱼的丝毫伤害；相反，他以特有的顽强从鳄鱼的肚子里宣布说，他待在里面非常舒服。他的朋友和妻子急忙去找领导部门来解救他。可以想象，为此完全应该打死这条鳄鱼，剖开肚子，把伟大的人物放出来；而同时，当然还应该给鳄鱼的主人、德国人和他的相依为命的老伴以赔偿。开始时德国人由于害怕他的鳄鱼吞吃了“官员先生”会被打死而愤怒，感到绝望，但很快就明白，被吞下去的彼得堡的一名行政官员依然在鱼肚子里活着，将来可以在整个欧洲给他带来巨额的收入。他要求赔偿一大笔钱，外带一个俄国的上校军衔。另一方面，领导上感到很为难，这种事在部里是太新奇了，是没有先例的。“假如我们从前哪怕有过一个小小的例子也好，那就可以依例办理，现在真是麻烦。”他们也怀疑，这个官员是因为某种被取缔的自由主义倾向而爬进鳄鱼肚子里的。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开始觉得她的“如同寡妇”般的处境并非没有趣味可言。她的被吞进鱼肚子里的丈夫这时又明确地告诉他的朋友，他待在鳄鱼肚子里要比他在机关里好得多，简直无法相比，因为现在他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在过去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坚持要他的妻子举办晚会，把他和鳄鱼一起装在笼子里带到晚会上去。他相信彼得堡全城居民和全体政府要员都会蜂拥而至，来看个新奇。这时他还打算捞上一笔：“我将宣示真理，并进行一番教育；我要向为国效劳的健儿提供忠告，我要在部长面前显露才能。”他说，他已经认为自己好像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有权提出忠告，并宣布判决。他的朋友提出一个谨慎而恶毒的问题：“假如他由于某种出其不意的过程，但这是应当预料到的，被消化成了不愿成为事实的某种东西，那怎么办？”这位伟人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了；但是他将满腔愤怒地抗拒这种按照自然规律完全可能发生的现象。但是太太也不赞成抱着这样的目的举办晚会，虽然她觉得他那个主意倒不错：“怎么可以把我的丈夫关在笼子里带给我呢？”她说。而且她越来越对如同寡妇般的地位感兴趣，她觉得很好玩，大家都同情她。她丈夫的领导常来看她，和她一起玩自己的牌……以上就是这个滑稽故事的第一部分——它没有写完。有了时间我一定写完它，虽然我已经把它忘了，现在应当重新读一读，要把它记住。

然而，这么一件小事，有人却大做文章。这篇故事刚刚在《时代》杂志上(1865年)发表，《呼声报》立刻在小品栏内登载了一篇奇怪的文章。每个词每个句子我记不起来了，也没有这种本领，但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鳄鱼》的作者走上这么一条道路是枉费心机；这样做既出不了名，也捞不到想要捞的利。”云云。然后是几句极为隐晦而又极不友好的讽刺挖苦。我匆匆地看了一遍，什么也不懂，只看见了许多尖酸刻薄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篇隐晦的小品文式的批评，当然不会伤害我；读者中间反正也没有人能看懂，像我一样。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尼·尼·斯特拉霍夫突然告诉我：“您知道他们都在那儿想什么？他们认为您的《鳄鱼》是一种影射，写车尔尼雪夫斯基流放的过程，说您想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拿出来示众，取笑一番。”我虽然感到惊奇，但并不惶惶不可终日；什么样的猜测不会有呀？我觉得这个意见完全是独出心裁，过于牵强附会，目的在于让它四处散布。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提出抗议。但我绝不原谅自己这样做，因为这个意见已被人信以为真，四处散布。诽谤吧，事实真相总不能完全掩盖的。

不过，我现在也还认为，这里根本谈不上诽谤，——那么又为了什么，目的何在？在文学方面我几乎从没有和人发生争吵，至少没有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现在，此刻，在我27年的文学活动中，我只是第二次谈到自己。这种东西只不过是愚蠢而已，是并不体面的由疑神疑鬼而来的愚蠢，它之钻进某些人的脑袋里，是“倾向性”在作怪的缘故。我觉得这个胡思乱想的脑袋瓜至今还坚信他没有错，好像是我不应该嘲笑不幸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甚至认为即使到了今天，我的任何解释和所陈述的理由已经不能改变他们对我的错误看法。他们长的毕竟是胡思乱想的脑袋。(当然，我不是在说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作为这张报纸的主编和出版人，他与这件事始终是不相干的。)

影射究竟表现在哪里？好吧，当然——鳄鱼是代表西伯利亚；骄傲和轻率的官员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被鳄鱼吞到肚子里，还一直想着要教训全世界；被他指使得团团转的那个逆来顺受的朋友，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地的朋友们。至于那位可爱的，但有点傻乎乎的官太太，为“如同寡妇”的处境而沾沾自喜，那又是……但说得太肮脏了，我不想弄脏自己的笔，继续解说影射的对象。(那时影射的说法已经成立，而后一个暗示也许也被人认为确有所指；我有不容置疑的证据。)

这就是说，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我本人曾被流放并服过苦役，为另一个“不幸的人”流放而幸灾乐祸；而且还拿这件事写成小说，兴高采烈地中伤别人。但是有什么证据呢？影射就是证据吗？随便拿一篇什么东西来吧……《狂人日记》，《上帝》颂歌，《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费特的诗，随便什么都行，你指定前十行，我马上可以找出影射普法战争或者诬蔑演员戈尔布诺夫的词句。总而言之，随便对什么人，你说什么人都行。你们回想一下，古时候，比方说，在40年代末期，书报检查官把手稿和衬格纸都检查得仔仔细细，看看有没有一行字、一个句点包含着可疑的东西，影射的东西。为了证明我像个恶毒的没有心肝的中伤者，期待于我的只能是这种影射，最好让他们从我一生的经历中拿材料出来吧。

恰好相反，这样一些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得出的毫无根据的结论，正好表明这些指责我的人本身有某种卑劣的心地，表明他们的观点是愚蠢的，不人道的。在这里甚至最天真的揣测也是不可原谅的；不是吗？天真的卑鄙者也可能有的，就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怀恨在心呢？为了防止这个指责，我特意在上面讲述了我们短暂而愉快的相识过程。有人会说，这不算什么，我是在心底里隐藏着对他的仇恨。然而，请他们说出这种仇恨的理由吧，如果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话。这种理由是没有的。另一方面，我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会证实我所叙述的我们会面的过程是确切无误的，如果他有机会读到我的叙述。愿上帝保佑他有机会这样做。我是这样亲切热情地期待着，如同我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他的不幸都衷心地感到惋惜一样。

但是仇恨是由于信念而引起的，可能吗？

这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没有以他的信念来非难我。即使跟一个人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仍然可以非常尊重他。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说我并非信口开河，我甚至有一个小小的证据。在《时代》杂志停刊前最后几期的某一期(差不多是最后一期)，刊登了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出于名家的笔下。不是吗？文章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聪明才智作了应有的评价。对他的小说本身说的话也非常热情。对他杰出的才智从没有人怀疑过。我们那篇文章只谈到了他的才智的特点和倾向，而文章本身的严肃性表明我们的批评家对他所评论的作者的优点是完全尊重的。现在你们会同意：假如因为信念之故我对他怀恨在心，那么我当然不会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来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并给以应有的尊重；因为《时代》的编辑实际上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或许，我发表一部恶毒的影射的小说，希望以此在某个上层得到好处？但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能够说我在这个意义上在某个上层面前玩过把戏或者玩来了好处，也就是出卖了我的这支笔呢？我甚至想，作这种猜测的人本身也没有这种想法，尽管他有一片天真。那么这种猜测也绝不会在文学界有立足之地，如果只是指责这一点的话。

至于有人可能指责我对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一些家庭情况进行诽谤和影射，那么我再一次重申，我不想就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我的笔甚至连碰也不愿意碰一下，以免弄脏自己……

我觉得很遗憾，这次我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瞧，这就是写文学回忆录的结果；以后绝对不再写它。十分抱歉，肯定使读者感到厌烦了，不过我写的是日记，日记有一部分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正好不久前我获得了一个“文学的”感受，间接地使我突然想起我那部已被遗忘的《鳄鱼》的这件已被遗忘的有趣的事。

前几天，我极为尊敬的人士之中有一位(他的意见我是非常重视的)对我说：“我刚刚读过您谈论《环境》和对我们陪审官的意见的文章(《公民》杂志第2期)。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您的文章可能引起不愉快的误解。人们会认为您赞成法庭取消陪审官，赞成行政监督机关重新进行干预……”

我大吃一惊，感到伤心。这是最没有偏见、与任何文学派别及“影射”都毫不相干的一个人的声音。

“竟然可以这样理解我的文章啊！以后只能一言不发了。在摆脱农奴制的枷锁之后，人民的经济状况和精神状态是非常可怕的。确凿无疑和惊心动魄的事实，时刻在表明这一点。道德沦丧，低级趣味泛滥，遍地是犹太人开的小酒馆，盗贼横行，以致白昼抢劫——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发展。嘿，怎么？如果有人出自内心的忧虑，拿起笔把它写下来——怎么，难道人们会大声叫喊，说他是农奴主，赞成倒退回去奴役农民吗？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希望人民有充分的自由自行摆脱悲惨的处境，不要任何监护，不要倒退。”

“必须这样，这正是我的想法！而即使由于人民力量的衰落(他们现在有时回过头来打量自己，逢人便说：“力量小了，力量小了！”)，”我说，“即使人民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无可怀疑的某种不幸，遭到巨大的失败，巨大的灾难，那时人民会自己挽救自己，挽救自己也挽救我们，这种事他们过去遇到过不止一次，他们的全部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也就是——别再干涉了！……”但是，这些话又怎样来理解和解释，也许又会碰到影射吧！

1873年1月

(刘季星、李鸿简　译)

注释：

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柯瓦列夫斯基(1809—1868)：俄国作家、地理学家、文学基金会首任主席。

1858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西伯利亚流放地塞米帕拉金斯克，抵达特维尔，1859年12月由特维尔来到彼得堡。

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1825年在彼得堡创办《北方蜜蜂》报。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立场趋于反动，后成为情报机关“第三厅”的文化特务。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7日被捕，在彼得保罗堡大约关押了两年，然后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

幻想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的中篇小说《鳄鱼》，发表于《时代》杂志1865年第2期。

科瓦辽夫少校：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鼻子》中的人物。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国文艺批评家。

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即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

《狂人日记》：果戈理的中篇小说。

《上帝》：杰尔查文的诗。

《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扎戈斯金的长篇历史小说。

费特(1820—1892)：俄国抒情诗人。

【赏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很少写文学回忆录”，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件私人的事》是他“在27年的文学活动中”，“只是第二次谈到自己”。而谈论的主题，正是和他齐名，且因立场不同而展开长久论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实际上，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学界和思想界这两位大家旷日持久的论战，足足可以写一本书。

1858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西伯利亚流放地，并于1859年12月回到彼得堡。只是，彼得堡的政治气氛跟10年前他被捕的时候已大不一样。随着专制农奴制总崩溃的到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了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并与代表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的贵族自由派展开了论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后，对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主张，既不同于革命民主派，又不同于贵族自由派。在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思想斗争和文学斗争中，他起初是以“中立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既不同意反动文人卡特柯夫及其《俄罗斯导报》的自由主义观点，也不赞成《现代人》杂志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文艺观点上，他一方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另一方面又攻击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思想；他维护现实主义，但却把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说成是功利主义。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这种“中立”的立场越来越成为一种幻想，他的锋芒所向最终还是革命民主派。他反对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反对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反对他们的暴力革命思想。

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斯拉夫主义者、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他同哥哥米哈伊尔先后创办月刊《当代》(1861—1863)和《时代》(1864—1865)，并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派进行论战。1861年他发表的论文《波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虽则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却又认为艺术的“主要本质”是“灵感的自由”，批评杜勃罗留波夫要求艺术应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1862年在《两个理论家阵营》一文中更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公开表明同革命民主派的分歧。针对革命民主派的观点﹐他宣扬近似斯拉夫主义的“根基论”。这种思想初时表达得很含糊﹐后来才逐渐明朗化。它指责进步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根基”，说他们应该从这“根基”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来的思想”则是信仰基督和沙皇；因此，解决俄国的社会对立，不能像西欧那样采用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该通过贵族同人民的和解，通过在君主和正教教会庇护下各阶层的团结一致。

1862年，俄国出现了一批秘密革命团体。5月，彼得堡发生火灾；沙皇政府为了给镇压革命制造借口，散布谣言，诬陷革命者是纵火者。一天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门前拾到一张题为《致俄国青年一代》的革命传单，于是专程拜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他发挥对青年的影响，制止他们的革命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件私人的事》中特别回忆到了这件事情，而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所采取的立场。

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长篇小说《怎么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并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著名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包含在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斗争中，这种斗争并不摒弃个性，不要求自我牺牲或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它使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才智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发展和充实，使人类在精神上、道德上、人格上更完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中射向沙俄反动政权的一枚重磅炸弹，对于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已经几乎全部放弃了他曾经信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关于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诺，只不过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虚伪谎言，是脱离当前现实生活的，更确切地说，是脱离街道潮湿阴暗，到处是积雪，充斥着放荡少女的彼得堡的现实的。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学说——群众斗争的原则，他当然也是反对的。他认为革命与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都是对人的天性的破坏。因而他一再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不可能符合人类天性的一切需要，彼得堡的现实也是不会接受这个理论的。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揭露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予以回击。

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地下室手记》是一篇思想过于主观，意旨非常露骨的宣言式的小说。它把积淀在作家心中几十年的怀疑主义情绪与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无望尽诉其中，由于其中有着许多明显地针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它也被很多人定性为一篇极为反动的小说。

可以说，《怎么办》和《地下室手记》这两部小说，代表了两种对现代和人类的看法，到了20世纪继续着各自的影响。二者的论争也是文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陀氏被说成是反对进步的，但以21世纪的后见之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他担当人性的可能，表现的是超常的勇气和前瞻的智能。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