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做起小说来·德富芦花 》

一

某先生曾谓余曰：“你为何要写小说？不如做个小学教师培育未来国民更好。”本乡某生寄书曰：“您为何要写小说？游戏文字大都不能作出有用的东西来吗？”

然而，我为何要写小说呢？

我一再用这个问题不断反问自己。我也不止一次产生怀疑，比起写几部蹩脚的小说，也许不如生产一块白薯更为有利。在狭小的日本，写小说的人为数实在太多。逍遥、鸥外、篁村诸老先生，二叶亭、嵯峨之舍、绿雨等久已就此绝笔的诸先辈，以及一叶女史等故人皆从文一时。以小说家立足于现代之日本，纵有万般缺点，终无损“不朽”二字的诗人如露伴；若以露伴为父，则堪称近代小说之母的如红叶氏；作为一名小说家，将红露二家置于眼下，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的郁愤大家如柳浪氏；步武于柳浪，而精悍之气愈益迫人的如天外氏；以玄想之妙笔，同赫索伦一起称雄于世的如镜花氏；苦于多才的我国莫泊桑如风叶氏；其泉不深而水清，其才不雄而佳美的如眉山氏；对于跻入思维超逸之小说家班底不屑一顾的如月郊氏；气韵深厚如宙外氏；势如破竹如水荫氏；温藉缠绵如秋声氏、春叶氏；老劲多枯涩如鲁阉氏；独立历史小说之道场，披荆斩棘如涩柿园氏；趣向纯正，前途令人瞩目的如春雨氏；多诗人气质亦不乏小说家敏锐的如独步，清秀的如花袋两氏，如葵山氏，如颇有文名的弦斋氏，如幽芳氏，如松鱼鹤伴诸氏，如丽水松叶诸氏，如门庭冷寂的力士浪卞氏……其他还有无数闻其名而不见其作，或见其作而不知其名的作家。真不知我有何等权利忝列诸君之末席。

团十菊五诸氏有被称为江湖戏子的时代；芳崖雅邦氏也有不挨饿的日子；曲亭氏戏墨余绪，本领却在别处，其时代明辨其才，使之奋而跃起。时代变了吗？戏作者之名变成小说家，可作家地位又有几多进取？有的新闻记者被称作采访匠而愠怒，一听到小说家有几人唇边不露出冷笑呢？啊，我为何做起小说来呢？有人说，我并非靠文笔立世之人。我亦想说一句：“我何尝想以小说立世呢？”不，我本来是想以小说立世的，有个时期我曾希望做小说家，打那时我就怀着一种希望。拜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以做个小说家为荣。

不要再听我吹嘘吧。说什么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托尔斯泰，史达尔夫人的笔胜过十万精兵，可以废止奴隶制；说什么贝桑尔的《人们》在伦敦建立了平民宫。邻儿虽贤无碍于我儿之愚。彼之长与吾之短有何干系？虽瘦亦立于自家之足，虽幽亦靠自家之灯。在我等看来，以乔木作支柱，借电灯之余光以修缮自家之面目，实属难以容忍。

然而，我为何做起小说来呢？

二

为了吃饭就要有农耕，医疗，娼妇的卖淫，大臣的捺印。为了生存，才写小说。

为了消遣。落于不幸的才为多情人。处于时，当此事，思想活跃，感情激动，心中有无限寂寥。有忧愁。有不平。有不快。有悲哀。有愤激。抬眼，则有罪恶之跋扈，无数之冤枉。君不见世上多少曲直事，侧耳听，则有无限哀音。君未闻此大千世界面向宇宙所发出的悲苦的叹息。

呜呼，苦悲者唱道：“万物皆劳苦。”歌之才可发泄几分苦闷。我的小说是无吕律的歌。我的小说是我存在的安全阀。

三

然而，“人并非只为了面包而生存”，同时也依靠自尊而生存。政客不是也说为衣食而奔走也为国家而尽力吗？商贾不是也说营家亦富国吗？“劝善惩恶”不正是曲亭氏的自诩吗？Weekday Preacher 是萨克雷的自诩。人道主义的使徒是雨果氏的自我标榜。我为何要写小说？不为别的，作为人类的一员，总希望四海一家的大理想更靠近这个世界，哪怕毫厘之微。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只愿以进步大军中的别动队，鞭策一度顿挫的维新风潮。呜呼，此乃大胆不逊之宣言。而且，我记得克拉克氏曾经对他钟爱的弟子说过一句话：“Boy be ambitious！”我自知乃庸劣菲才，但我矢志不可移转。

不要以为我是倾向小说和主观主义小说的鼓吹者。小说不是伦理学的讲堂录，当然也不是政治小册子。作为小说要弄清它的价值，不管它的作用如何。小说家的第一要义在于看。边走边看，归来报以所见所闻，它可以单纯地报告，也可以附上自家的意见。总之，看要看得彻底，写要写得深透，唯此而已。然而，小说是画图，不是照片。透过冰冷的玻璃镜头的印象，和透过温暖鲜活的人的眼球的印象，不属同一类。人也是一样，自然是迥然各异。人既然不是机器，客观上就不会使自己过不去。被称作忘却自我的沙翁文集中，沙翁不是仿佛依然存在吗？毕竟作品是作家的影子，作家平生怀抱的主义、精神、气质、性情，不管如何遮掩，总有几分传达给了读者。当然，有时有意，有时属无意，不用说，小说到底是个有力的武器，巨腕挥舞这一武器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弱手挥舞这一武器，也可获得相应的利害。那么，以小说立世的人，难道不要预先想想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吗？

四

小说家是小上帝。必须是小上帝。古人不是说吗，百人利于思，一人利于视。世间有无数偏癖，有假装，有枉屈。正如树老会成精显灵一般，人唯其老就会有真理化的习惯。历史有潜流，往往和表流背向而驰。个人的一生有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言行在此而动机往往在彼。命运在彼而生命往往在此。罪果真是罪，恶果真是恶吗？世上所罚的果真都是罪人吗？受奖赏者果真都有神前之义举吗？不放过罪行，不泄漏真情，不容半点曲枉。小说家应当是人们的辩护士兼警察，而最终要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他无须朗诵判决书，只要陈辞论事则义理自现。小说家是手握春秋之笔的人。

语曰： 世之一半不知另一半如何生活。岂止是他人，就是自知者又有几人？多忙之世，皮相之世，往往忘记人与动物的区别，被风潮所驱使，唯营营奔走，骄横，犯罪，误解，速决。有称为小说家者，以玻璃镜照之曰： 看，这就是人，就是你。再以幻灯映之曰： 这就是社会。然后又以电影示之曰： 这就是你等的行路图。将解剖图公之于众曰： 社会的病根在此。将理想之境招入反射镜中曰： 你等要到达的即在彼方。要知己，要反省。要恕人，不要等到有人喝令叫你停止好好想一想，善恶需自语。只有政治家才忧国吗？只有新闻记者才是世之木铎吗？只有教育家才教化人吗？只有学者才是真理的发明者吗？传教岂止于教堂、寺院？娱乐人心岂只是小说家所能？不，小说家必须和他们共担责任，共享光荣。

小说家又是小小历史家。史家从社会角度描写个人的发展，小说家从个人角度寻求社会的命运。无意义地列举繁琐的事实，非史家之所能事。小说家的眼光，应当在于看破、识别和组织。于无意义的琐事之中引出意见，于拉杂之中辨认一贯的命脉，就此追索着灵魂的历史。岂止这些。循着命运的足迹，探寻因果的起伏，发明造化摄理之大法，考虑神人之交涉，正如大历史家同时也是大诗人、大预言家一样，大小说家也应该是大预言家。

小说是本真的事业。小说是尊贵的职掌。自重吧，小说家！拓宽你的心胸，纯净你的心灵，从你的眼中抹去偏癖。要明视，要精察，要忠实地报告。不要把读者放在你的眼前，只是忠实地发挥自家和自家之所见。勿忌惮。勿枉曲。打吧。笑吧。怒吧。哭吧。用你的眼泪去慰藉人。用你的愤怒去唤醒人。用你的笑声去羞耻人。你的笑虽小而你的权力和责任至大。要自觉，要自觉。自觉就是自重。自重就是权力。我希望小说家能自重，坚决站在这个岗位上。

五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岂止不知自己无学菲才，我还不知自己的眼高手低，技疏，根薄，观察肤浅，思想平庸，再加上缺乏处世经验和智慧，其文生硬粗笨。总之，比起旧式的传奇小说来，减少了文章之美，增加了一些洋味，实为幼稚。余好名，尚不忍希图虚名，对于我来说，写小说是唯一的嗜好，唯一的手段，也是唯一的事业。半生所见不少，所感亦不可谓不多。就是说，我写小说不光是为生存，但我希望为写小说而生存。顾余年虽已渐长，但心尚是学龄儿童。愿附诸先辈之骥尾，脱退一切偏癖，使自己痛苦的心跳和世界的大脉搏相一致，用“With malice towards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的眼睛，见所能见，并欲将其所见寄语我的同胞。

呜呼，“言者不知知者默”，暴露自家肺腑，提出过大的承诺，至为愚蠢。然有感于心，不得不言。裁制一书答某先生和某君，亦为自家布下背水之阵矣。

明治三十五年九月二日

(陈德文　译)

注释：

英语，“每日说教”之意。

萨克雷： 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名利场》。

英语，意即“后生们，你们应有雄心壮志”。

这句话意思是：“对任何人都不应有恶意，对所有的人都应有善心。”

【赏析】

德富芦花出生在1868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因为决定近代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就发生在这一年。是年，萨摩、长州等藩的武士在京都策动政变，由天皇睦仁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迫使德川幕府交出政权，还政于天皇，改年号为“明治”。

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江户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亲政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这正是德富芦花这一辈日本作家从事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芦花一生的创作，尤其前期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日本明治时期社会现实为基础的社会小说。

从文学发展潮流来看，19世纪末的日本，由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开拓了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到20世纪初叶，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到日本，对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品，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自觉的文学运动。德富芦花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回忆录》、《黑潮》、《寄生树》等，均践行了“文学(小说)应服务于人生、服务于社会”的现实主义教条。

从《我为何做起小说来》这篇随笔中，我们不难发现，德富芦花对小说的社会功用、小说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小说家的第一要义在于看。边走边看，归来报以所见所闻，它可以单纯地报告，也可以附上自家的意见”；他明确指出了“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他说，“小说是画图，不是照片。透过冰冷的玻璃镜头的印象，和透过温暖鲜活的人的眼球的印象，不属同一类”，说明了艺术加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于小说家的社会责任，德富芦花认为在于发掘表象背后的真相，把真实的社会再现给人们，还原世界的本真。“不放过罪行，不泄漏真情，不容半点曲枉”，应当是“人们的辩护士兼警察，而最终要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

对于小说家的历史使命，德富芦花指出小说家是“小小历史家”。他说历史家和小说家的区别在于：“史家从社会角度描写个人的发展，小说家从个人角度寻求社会的命运”。一个以大见小，一个以小见大。小说家应该探寻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脉搏。

德富芦花说，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应该“用你的眼泪去慰藉人。用你的愤怒去唤醒人。用你的笑声去羞耻人”，不要有丝毫的忌惮，尽管打、笑、怒、哭，忠实地发挥自己和自家之所见。这些语言清晰地显示了作家对自己社会角色的准确定位。

有意思的是，从作家性格来看，德富芦花本身并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本名德富健次郎，只因喜欢芦花，才改作此名。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小散文，说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著名女作家清少纳言曾写过“芦花没有什么看头”，而自己却“独爱这个没有什么看头的芦花”。因为它“茫茫的一片”，雪一般纯洁；因为它“一望无垠”，辽阔而又广远；因为它不仅是鱼虾的栖息之地，又是苍鹭、鹜鸟的隐身之所。由此，再联想到他曾在东京郊外过过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不难想见德富芦花性格中恬静、避世的一面。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