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屠格涅夫先生的名字今天在法国深入人心:在巴黎和圣彼得堡,人们同样殷切地盼望、同样愉快地阅读他的每一部作品,把他视为现实主义流派的首领之一。不论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都认为他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是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灵感。和所有优秀的小说家一样,他致力于研究人的心灵这个虽然开发很久,但却是取之不尽的宝库。作为敏锐、准确、往往洞察入微的观察家,他同时以画家和诗人的身份来塑造他的人物,同样熟悉他们的激情和脸部的轮廓。他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举止,他听他们说话并速记下他们的交谈。这是那样的艺术:他能把肉体和精神融为一体,使读者看到的是一幅肖像画而不是想象画。靠着某种方式浓缩他的观察,并赋予它一种确切的形式的能力,伊凡·屠格涅夫先生在表现某些奇特而异常的情形时,并不像自然本身引起我们那样的反感。在小说《父与子》里,他描绘了一位长着大手和小脚的年轻姑娘。就人体构造而言,手脚通常必然是匀称的,不过例外的情况在自然里还不像在小说里那样罕见。为什么这位可亲的卡契雅小姐有一双大手?作家看到了她这副模样,而对真实的热爱则使他向我们直言不讳。为什么哈姆雷特肥胖得喘不过气来?难道应该像一位机敏的德国教授那样,相信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只能有一种淋巴体质,ergo易于发胖吗?然而莎士比亚没有读过卡巴尼斯的著作,所以我宁愿设想他在这样表现丹麦王子的时候没有忘记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如果我还没有感到更可能的是诗人面对着一个他想象的、完整而清晰地浮现在“精神的眼睛”(inthemind'seye)面前的幽灵的话。回忆、人们无法理解的观念的组合,都不由自主地纠缠着习惯于研究自然的人。他在想象中一览无余地看到了许多由某种神秘的联系结合起来的,他感觉得到却也许无法解释的细节。请注意:一幅肖像画的相似、栩栩如生,往往取决于一个细节。我记得托马斯·劳伦斯先生——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一——讲过这种理论。他说:“在您的模特儿脸上选择一种特征,忠实地、甚至是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它,然后您再修饰其余的一切特征,您就会画出一幅酷似本人的肖像,模特儿也会满意了。”
作为欧洲最贵族化的画家,劳伦斯在选择依样画葫芦地模仿的特征时特别仔细。伊凡·屠格涅夫先生不比一个摄影师更会奉承,也毫无小说家们对自己想象中的作品通常会有的偏爱。他塑造的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甚至是可笑之处,让读者去对他们的善恶进行综合并得出结论。他更没有按照任何时代都常用的一种习惯做法,为我们把他的人物塑造成某种激情的典型或某种观念的代表。他的分析手法是如此细致,以致他看不到普遍的典型而只熟悉个性。确实,自然界难道会存在一个只有一种激情、毫不动摇地保持同一种观念的人吗?这个人肯定要比泰伦提乌斯所敬畏的“唯一的书”的人更可怕得多了。
屠格涅夫先生从未丧失作为他才华的突出特征的这种公正、这种对真实的热爱。今天,在构思一部以我们同代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时,很难不去处理某些使现代社会动荡的巨大问题,或者至少要让人看到他对习俗的大改革的看法。然而人们不会谈论屠格涅夫先生是怀念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社会,还是更喜欢亚历山大二世的社会。他的小说《父与子》引起了青年和老人的愤怒,双方都自以为受到了诽谤。他只不过是不偏不倚,而两派几乎都不宽恕的正是这一点。我还要补充一句,必须避免把巴扎罗夫看成进步青年的代表,或者把巴威尔·基尔沙诺夫视为旧制度的完美典型。这是两个我们在某处见过的形象。他们可能存在,但不是本世纪青年和老人的化身。完全应该希望全体青年都和巴扎罗夫一样理智,而所有老人都和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同样高尚。
屠格涅夫先生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描写严重的罪行,因而无须从中寻找悲剧性的场面。他的小说里很少有事件。没有比它们的内容更单纯,没有比它们更像日常生活的了,而这也是他热爱真实的一种结果。文明的进步有助于现代社会的暴力消失,但是它不能改变人的心灵所包含的激情。激情采取的形式变得温和了,或者可以说,像一块长期流通的硬币那样磨损了。在社会上,甚至在半上流社会里,人们几乎再也见不到麦克白或奥赛罗,然而野心家和嫉妒者总是有的。奥赛罗在扼死苔丝德梦娜之前体验到的痛苦,在巴黎这样的资产者在要求夫妻分居之前也经受过。我从前认识一个职员,他大概没有产生过这种狠毒的错觉,现在“他手里握着一把出鞘的匕首”,可是他眼前始终有一张办公室主任的、钉子镀金的安乐椅,而这张安乐椅就促使他为了获得这个位置去诽谤他的上司。正是在如同人们今天听说的“这些内心的悲剧”里,屠格涅夫先生的才华得以游刃有余和出类拔萃。
他的第一部作品,由一系列短篇小说,或不如说富于特色的速写构成的《猎人笔记》,为我们展示了俄罗斯的风俗,得以让我们估价其作者的才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表现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和农奴解放方面,这本书有过它的影响,值得重视。它不是像比彻·斯托夫人为黑人所作的一种激烈辩护,屠格涅夫先生的俄罗斯农民也不是一幅像汤姆大伯那样的想象的肖像画。俄罗斯农民并未受到恭维,作家在描写他们出众的品质时,同样也写出了他们可恶的本能。俄罗斯农民是善良和狡猾、固执和顺从、卑躬屈节和满怀自信的一种奇特的混合体。耐心和屈从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说谎和欺诈是他们的主要恶习,这或许是出于他们的天性,或许是来自奴隶的地位。正如约翰牛是英国平民的化身一样,俄罗斯农民在自己的民间传说里也有他们想象的代表。
这就是穆罗姆人伊利亚,胃口极好,酒量惊人,令人想起我们的若望修士,一个滑稽可笑的海格立斯,谁要是使穆罗姆人伊利亚举起拳头可要倒霉了!现在俄罗斯还有这句我真不敢逐字翻译的谚语:“农民不配挨一记耳光,可是他要吃掉上帝。”这些如此屈从的人毕竟感觉得到他们的力量,偶尔也会显示一下。是农奴们在17世纪初把一顶王冠给了名叫季米特里的冒险家;是他们于1670年在斯捷潘·拉辛的指挥下,一个世纪之后又在普加乔夫的指挥下觊觎危急的帝国。按照民间传说,斯捷潘·拉辛没有死去。这个被压迫奴隶们的伟大而残忍的复仇者,靠着他的魔鬼同伙逃出了监狱,生活在“蓝海”彼岸。对一个俄罗斯农民来说,再也没有比那个海更遥远的了。1773年,斯捷潘·拉辛又出现了,这一次他自称普加乔夫。人们曾断言普加乔夫活活地受了车轮刑,不,他又回到了蓝海,永远生活在那里,等待着大量的罪恶来引起上帝的愤怒。当这个不朽的时刻来临时,“人们要在教堂的大蜡烛里放油脂而不放蜡”,那时斯捷潘·拉辛将最后一次降生,就会有好戏看了!这就是俄罗斯农民的传说。这个屈从的、然而意识到他的力量的巨人,会由于解放而放下武器吗?我们希望如此,而且一切都促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要在俄罗斯谈论农奴制而不唱革命的高调,也不流于结果使读者不是信服而是反感的夸张,屠格涅夫先生写作时一定运用了全部技巧和掌握分寸的能力。在他之后,一个笔名沃夫乔克(小狼)的颇有才能的女人,就同一类型的主题用乌克兰方言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我是通过屠格涅夫先生的俄译本才知道的。色彩阴暗得使画面令人厌恶。画面可能是真实的,我担心,人们却会相信它是虚构的,因为它激起的反感还多于怜悯。当谈到某种可怕的情景时,人们就用科西嘉语说:“Sivuollascaglia”。这就表示要打火石。这也正是在读文集《哥萨克人的女儿》的第一个短篇时所体验到的情感。屠格涅夫先生的风格则大不相同。他像一位辩论后做总结的法官,稳重、公正、仔细地隐讳自己的信念,赋予他的故事以一种连最雄辩的声明都永远达不到的威力。它们犹如一首柔和而悲哀的诗歌,留下一种比沃夫乔克的短篇小说所激起的愤慨更为持久的印象。
我们知道,所有善于表现人的形象的画家,都是——只要他们愿意——伟大的风景画家,所以在深刻地探索人类心灵的屠格涅夫先生身上,发现他具有观察与描绘风景和自然印象的才能便不足为奇了。他的描绘始终准确、朴实,常常以他印象的强烈和突出描绘特征的技巧而不露声色地达到诗意的境界。他使我们了解和感觉到的不仅是本国的大自然,阅读他的短篇小说《幻影》,不能不欣赏这些如此不同的、多变的和真实的景色。任何一个在夜晚从高处凝视过罗马的原野的人,都会想起那些清楚地显现在黑色的草地上,映照着发亮的天空的各种形状的水洼。屠格涅夫先生把它们比作地板上一面镜子的碎片。人们当然可以找到一种更为典雅的比喻,然而我怀疑是否能提供一个同样准确的形象。在同一篇小说里,他把圣彼得堡的这个夏夜称为“一个病态的白昼”,这种用最清晰和最有力的方式表达的、给人以正确而真实的概念,不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特征之一吗?何况《幻影》里所有这类杰出的幻象,还只是一系列多样的、描绘得极其出色的景色的一种背景。
我以为,不可能用法语表现这些既如此朴实,又如此生动的描绘的魅力,因为最熟练的译者也难以驾驭如此简洁和丰富的俄语。Traduttoretraditore意大利人说得有道理。屠格涅夫先生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抱怨曾试图让我们了解他的作品的人。其中之一,还是第一个在巴黎发表《猎人笔记》的人,使作家不得不对许多误译提出抗议。例如,屠格涅夫先生认为应该提醒我们他不用“雪鹀”养狗,他的译者把意思是“饲料”的俄语单词理解为一种在俄罗斯无人知晓,而对一切饕餮者颇为珍贵的鸟类。有人会说,屠格涅夫先生如此熟悉我们的语言,为什么不亲自审查译者们的校样?他正是这么做的,可是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对一个俗语感到不满并要求修改,在页边注明要人注意。这个惯用的俗语出现在小说《烟》的一个人物骂他老伙伴的一句话里:“守财奴,鼻涕虫!……”后面那个俄语单词——我觉得相当于“老顽固”,我们年轻时都乐于这样形容我们的长辈——不知被译成了什么,作家在旁边加上“请注意”,以便引起重视。结果印成了:“守财奴,鼻涕虫,请注意!”我有一个对最微小的印刷错误都极感烦恼的朋友,不过他一旦用墨水改正自己那本样书之后便能聊以自慰。我们只能建议屠格涅夫先生有机会时仿效这个榜样。
我不是以卷数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的人。对我来说,雕刻某些希腊圣像的艺术家和一个巨像的雕刻者是平等的,然而有一种成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抱有同感——有利于需要付出持久努力的作品。怎么能不考虑一位作家在大量的工作中所克服的困难、敢于从事这项工作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恒心?如果荷马根据不同的主题编写了24首小诗篇,每一首相当于《伊利亚特》的一章,他会永远是诗人之王吗?可是人们通常对一部中等篇幅的作品极为苛求,而贺拉斯则允许在一部巨著中稍有败笔。相反,一首十四行诗的全部诗句都必须非常出色……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一个过于狭隘的主题的弊端,就在于人们从事这样一种工作时总是——或许是不可避免地——太仔细了。他们不自觉地过分研究许多不大重要的细节,并以写作的细腻来弥补选材广度的不足。这样便有只看到自然的渺小方面,因而达不到艺术目的的危险,正如那些在画面里完美地表现次要部分,因而使观众的注意力忽略主要形象的画家一样。
不久前,我曾试图指出,丰富得令人赞叹的俄语为什么对于运用它的作家来说是一个暗礁,而这个暗礁,屠格涅夫先生未能完全避开。有时他过分热衷于描写,这也许极为真实,却可以压缩。他喜爱而且擅长记录细微的差别,而在这项我不否认其价值和困难的工作中,他听任一个有趣的情节变得很不生动。一些演员,而且是一些很伟大的演员,往往都有过分注意角色的台词而对其全部特征注意不够的缺点。我想,这种人们称之为“表明意图”的做法,是不会不使以声调变化来轻易地评价演员才华的观众感到高兴的。我担心这样表明意图的做法会曲解作家的意图,并把他没有想到的特征都归于他。在卡米叶的诅咒里,拉舍尔小姐赋予这句诗的半句以一种讽刺的意味:
挖掉你的基础,它很不稳固
可以说,她以声调的绝妙变化突出了这种讽刺意味,然而高乃依会同意吗?无论谁听到人在激情控制下所说的话,都会注意到这些话说得极快,而且激烈得几乎不容许声调有微妙的变化。我设想的卡米叶的诅咒,是一连串迅速地发出的、我还要大胆地说是单调的喊叫声。
我认为屠格涅夫先生才华的卓越之处,可能会确保他在戏剧上取得重大成就。我冒昧地指出了这位小说家的错误,即情节发展略嫌缓慢和细节太多;由于作家对舞台上人物的活动和讲话都无法评论,这些错误必然会烟消云散。确实,屠格涅夫先生发表的两三个与他的小说同样自然和充满生气的剧本,决不会招致我刚才提出的批评。我不知道这些作品是否已经上演,我倾向于相信它们与其说是为舞台,不如说是为阅读而创作的。我指的是现代的舞台,它不满足于例如像莫里哀时代那样的性格和激情的发展,而是需要动作和错综复杂的情节。
此外,我要赶紧说明,我对屠格涅夫先生的责备,主要地不是针对他近作的,而是针对他最初的作品的。迷人的小说《烟》的情节迅速展开,而且完全符合贺拉斯的格言。小说里选择得当的细节服务于性格的发展并安排了富于戏剧性的境遇。为了理解薏丽娜,必须仔细地研究,也就是不漏掉她的每一个手势或眼色。她属于这类魔鬼般的女人,她的媚态比她对情欲的敏感更加危险,情欲在她身上倒是一种引起一场火灾之后马上熄灭的鬼火。她爱——唐璜也永远多情——然而是以她的方式去爱。骄傲、对冒险的兴趣、好奇,特别是控制和运用她的力量的需要,便是她所理解的爱情。有个曾在舞台上得到过莫大乐趣、有点傻气但非常直爽的美人儿说过:“我多么不幸啊!我宁可谁都不爱,也不偏爱哪一个!”薏丽娜很机灵,是位贵妇,她会因为把她和这个人相比感到愤慨,但是可怜的女演员是爱着所有的人,而薏丽娜实际上只爱她自己。她的情人里维诺夫很了解她,没有上她的当。他衡量了她将给他带来的危险,满怀悔恨和恐惧地向不幸走去。他被诱惑了。作家以令人心碎的真实处理了这种境遇。
与里维诺夫对照的是薏丽娜的另一个可怜的情人,在意大利人们称之为一个Patito。这是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知识渊博、却受情欲左右的男子,一个被塞利梅娜感化的阿尔赛斯特,没有希望,没有幻想,对她百依百顺,以至竟替她为他的更受喜爱的情敌带口信。这种性格——善良和可悲的嘲弄的混合物——出于本性,所以不要认为坡图堇才气过人便不值得扮演这样的角色。他爱薏丽娜,只要她允许他生活在她的身旁,他就能忍受任何屈辱。当她开恩表示相信他盲目的忠诚时,他经受过的一切痛苦都得到了补偿。
我已经谈过屠格涅夫先生赋予他创造的人物以一种个性的才华。读了《烟》之后,人们相信见过薏丽娜,而且能在一个沙龙里认出她来。如果我了解得不错的话,圣彼得堡的贵族在这部小说问世之后大表愤慨,并想从中找出一幅正因为惟妙惟肖才更应该受谴责的讽刺肖像画。确实,每个小集团都有它的怪人。“太可怕了!”一位女才子在纽斯基大街的一个沙龙里说,“如此诽谤王妃A!……”有人甚至指责屠格涅夫先生歪曲了伯爵夫人B,在另一处则对受到卑鄙诋毁的亲王夫人C表示同情。一些好心人在字母表的所有字母上都找到了薏丽娜的模特儿。实际上,屠格涅夫先生既没有画肖像,也没有进行讽刺。如果说,他在自然里选取特征时,碰上了人们会认出原型的特征,这难道是他的错误吗?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敏捷地抓住和表现了时代的怪僻、缺陷、可笑之处,人们也不能说屠格涅夫先生在进行讽刺。他感觉不到某些批评家的那种愚弄人的弱点和平庸的恶意的乐趣。这些先生们关心的是,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丑恶面,而他则注意探索到处隐藏着的善良。他不表态,不装出一种平庸的慈善,但却是弱者和不幸者的保护人。他喜欢在甚至最堕落的本性里发现某种使它复兴的特点。他常常使我想起莎士比亚。他像英国诗人一样热爱真实,善于创造真实得令人吃惊的形象。不过,尽管这位作家能用他虚构的人物掩饰自己的技巧,人们还是猜想得出他的性格,而他之所以赢得我们的好感,这也许还不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
1868年5月
(吴岳添 译)
注释:
ergo:拉丁语:因而。
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医生。
托马斯·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
泰伦提乌斯(前190?—前159):古罗马喜剧作家,曾是奴隶。
麦克白: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
奥赛罗:与下句苔丝德梦娜均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
比彻·斯托夫人(1811—1896):美国作家,著有《汤姆大伯的小屋》(即《黑奴吁天录》)。
若望修士: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里的人物。
海格立斯:或译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车轮刑:将犯人四肢打断后绑在轮子上任其死去的刑罚。
沃夫乔克: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维林斯卡娅-马尔科维奇(1834—1907),乌克兰女作家,沃夫乔克是她的笔名。屠格涅夫和她有过交往,曾译过她的《乌克兰民间故事》等作品。
Traduttoretraditore:意大利语,意为“翻译者是叛徒”。意思是译者必然会曲解原意。
贺拉斯(前65—8):罗马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
卡米叶:高乃依的悲剧《贺拉斯》中的人物,贺拉斯三兄弟的妹妹,因为情人居里亚斯被杀而哭泣,后被小贺拉斯杀死。
拉舍尔(1821—1853):法国悲剧演员。
薏丽娜:与下文出现的里维诺夫、坡图堇均为《烟》中的人物。
Patito:意大利语,意为“心灵遭受创伤的人”。
塞利梅娜、阿尔赛斯特:均为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里的主要人物。
【赏析】
梅里美这篇散文写于1868年5月,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评述了屠格涅夫这位与法国渊源甚深的俄国作家的创作。与其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粗犷、冷峻和雄放的文风不同,在这里,梅里美是以一位作家、画家、艺术家的角度,来诠释屠格涅夫和他的作品的;同时这篇文章也反映出了梅里美自己的创作立场、审美观念和对时下不良文风的批判。
在梅里美来看,屠格涅夫是一位“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是“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灵感”的作家,一个集观察家、画家和诗人于一体的创作型人物。梅里美认为,屠格涅夫拥有一种按照真实的原则去塑造人物的能力,即使他笔下的人物会因为身上具有恶劣品质而引起读者的反感,他也丝毫不动摇真实性的创作原则。梅里美认为,正是由于屠格涅夫对真实的热爱,他塑造出的人物才都有自己的缺点,甚至是可笑之处,但这却恰恰是他的优点:他不是把人物塑造成某种激情的典型或某种观念的代表,而是细致地刻画人物的个性。在此,梅里美也提出了自己描写人物的艺术观点,即先真实地突出人物的某一特征,再修饰其他的特征,这样才能够完美地表现人物。
尽管我们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看到了反农奴制色彩和表现自由主义者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彻底决裂的倾向,但梅里美认为,屠格涅夫的作品并没有突出时代感,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人物塑造上。这一特点使屠格涅夫的作品缺少悲剧性的事件和情节,而更多关注人物“内心的悲剧”。这种艺术观点和写作手法也是梅里美所倡导的和支持的。在此,作者也间接表达了自己关于艺术创作应该具有“真实性原则”和关注“人物内心”的主张。
文章中,梅里美还对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猎人笔记》进行了评析。梅里美十分欣赏这部作品。他认为,在《猎人笔记》中,作者在本着真实的态度刻画出了俄罗斯农民的出众品质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可恶的一面。梅里美认为,与同当时代作家沃夫乔克的同题材作品相比,屠格涅夫的作品能够更“稳重、公正、仔细地隐讳自己的信念,赋予他的故事以一种连最雄辩的声明都永远达不到的威力”。梅里美这样总结道:“它们犹如一首柔和而悲哀的诗歌,留下一种比沃夫乔克的短篇小说所激起的愤慨更为持久的印象。”《猎人笔记》中有关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深深打动了梅里美。他极富感情地赞扬了作为风景描写大师的屠格涅夫。他称赞屠格涅夫对风景的描绘:“始终准确、朴实,常常以他印象的强烈和突出描绘特征的技巧而不露声色地达到诗意的境界。”
梅里美认为,尽管屠格涅夫有着非凡的驾驭俄语的才华,但他的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在梅里美看来,屠格涅夫最大的问题是“过分热衷描写”,而忽略了对作品情节和整体艺术美感的把握。梅里美选择了小说《烟》作例子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在小说中,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女主人公薏丽娜的性格,他们就必须仔细研究她的每一个手势或眼色,因为屠格涅夫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梅里美认为,对细节过于执著可能影响到作品的节奏感。虽然如此,梅里美还是认为,屠格涅夫是伟大的。梅里美说,读了《烟》之后,人们会相信自己真的见过薏丽娜,“而且能在一个沙龙里认出她来”。
梅里美认为,在屠格涅夫所有的才华中,最能赢得人们尊重的,是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思考方式。对于时代的不和谐,屠格涅夫并没有一味去讽刺,而是注意发现人们所生活的丑恶世界中隐藏的真实和善良。实际上,正是屠格涅夫悲天悯人和“待人以诚,光明磊落”的性格,才使得梅里美这个比他年长15岁的作家,真心诚意地将他奉为莎士比亚一样的伟大作家。
(王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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