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缘 [英国]布洛克

有两种人缘： 我将称之为亲密的人缘与广结的人缘，第一种远比第二种真诚。一位享有亲密人缘的人总受到所有熟识他的人喜欢。一位广结人缘的人以某种方法，在不认识他的人当中顺利地传播着对自身的一种美好的看法。这两种人缘可能同时并存，但是往往个别存在。享有广结人缘的人，在近处往往受到人们的厌恶。

亲密的人缘一贯是某种德行的凭证。倘若一个人受到和他接触的人们喜欢，那么他虽然可能有许多缺点，甚至恶习，可是为了一个原因，他仍旧受到人们喜欢，纵然喜欢他的人并不知道那个原因。他的待人接物使人高兴。之所以如此，因为他自身也喜欢和别人交往。这意味着他甘愿喜欢他们，而不是厌恶他们。和那些他先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接触，在他是一种乐趣。他指望发觉他们是有趣的伙伴，因此自己也做他们有趣的伙伴，他在社交中预备冒险，在向你敞开胸怀以前，不愿等着看你究竟是否一个令人生厌的人。事实上，他对人性很乐观。我们喜欢乐观的人——特别是对我们自己乐观的人——远远胜过了那些沮丧的人。乐观的人使我们充满了他们自身的活力，并且使我们分享到他们自身的欢乐。

你可以说这种无拘无束、出自本能的爱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小德行，但它是一种德行，因为它使你快乐。不为什么特殊的原因而喜欢人，总比毫无理由地厌恶他们为好，使他们快乐总比使他们痛苦为好。 一个享有亲密的人缘的人可能会自视很高，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对别人比对自己更感兴趣。毫无疑问，他很欣赏如何运用他的社交手腕，但是那是值得欣赏的。他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不过他也给予别人快乐。很可能，他不会为了你特地出面去做一件对你有利的事，不过他宁愿做一件对你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事，他的友谊即便不是深厚的，却是豁达的。诚然，他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朋友太多，不可能跟任何一位深深地牵连在一起。如果我们发觉他承诺的似乎多于实行的，我们便易于对他不公正，不过我们的不公正里是有某种自私自利因素的。我们无权指望我们不在场的时候，他会想到我们，就因为我们在场的时候，他是如此同情体谅。他以其同情体谅的确给了我们一点儿什么，我们为此应当有所感激。很明白，他无法对他乐于结交的所有的人全具有深厚的感情。他为什么该对我们比对其余的人具有更为深厚的感情呢？我们刚回过身，他就忘了我们，想到一个别人，我们为此就说他是一个骗子，这是不公平的。他和我们交往所感受到的乐趣是十分诚挚的；他并不是别有什么用心想讨好我们，因为他那么做，我们就不会喜欢和他交往了。我们喜欢；为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感激。

但是要想享有亲密的人缘，首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评判。那句老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通常总给看作是一道神圣的指示，不过它说的也是实情。没有什么比获悉一个老在评判我们和所有的人，他本能的反应就是评判，会使我们如此厌恶他了。一个习惯于评判别人的人，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可能会受到尊敬，但是他也遭到人们的厌恶。那份尊敬是很勉强的，那种厌恶却是发自内心的。办得到的话，我们以我们可以掌握的严厉尺度去评判他，对他进行报复。我们热切地寻找他的缺点。当我们发现以后，便强调它，仿佛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把我们从对他的勉强的钦佩中解脱出来的发现。说到评判，我们觉得要有两个人才能玩这场游戏。因此，一个习惯于评判别人，并且以这种习惯使世人畏惧，仿佛他经常戴着假发，穿着长袍，坐在法官席上的人，偶尔会突然一下，得到大家同意，被罢免了。卡莱尔在文学方面就碰上了这种情况。他经常评判所有的人，在世的时候，使世上的人都感到畏惧。可是现在，他作为作家和个人都受到比应受的更为严厉的评判，而他尖刻、轻蔑地讲到的兰姆却受到或许比应受的更大的称颂，因为兰姆似乎从来不评判任何人，相反的却很喜欢人类的交往。我们欣然地发现，尽管卡莱尔用一种英雄的标准来判断人，兰姆就其为人来看，却是一位英雄。或许，就因为亚里斯泰迪兹习以为常地喜欢评判，所以不理解的雅典人厌倦了听人管他称作正直的。我们渴望对方所给予的不是正义——因为谁又知道正义是什么？——而是爱好。我们给予那些过分喜欢和我们交往，而不来评判我们的人爱好而不是正义。我们可能会批评他们，但是我们的批评只是无关痛痒的。我们并不希望发现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不希望发现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和他们来往，我们完全不会受到什么评判。这就是我们何以喜欢和他们来往的原因之一。他们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至少并不根据什么有悖常情和反基督教的原则感受、思考或举措。他们也许并没有达到高超的圣保罗教义的仁爱，但是他们至少本能地获得了和善的性情。

有许多卑微的人就因为这些理由而人缘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功成名就以后，还能保持这种和善的性情，这种不任意评判的作风，这种欢喜和别人交往的特性，那么他当然人缘很好。因为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本能上都卑鄙地提防着卑微的人的友好表示，可是对于显赫人士的友好表示，我们却感到很荣幸，倘若他们似乎喜欢上我们，我们也喜欢上他们的话。他们轻易地便受到人们的欢迎，这对他们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因为一个人可能会有一种生来的、自发的德行，随后一下子发觉了它，利用了它。成功的人往往怕人妒忌，还具有一种不安的意识，认为世界会突然联合起来把他们打倒。在他们看来，给予他们名声的舆论中有一件什么是难以预测的；他们担心它会像风一样突然改变方向。因此，他们设法对所有的人都十分和蔼，以保证自己，不至于碰上这样一个转变。他们走到哪儿都广交朋友，这样他们不至于被不知道的敌人所战胜。他们自然可以施展自己的社交能力，这种能力由于他们的显赫当然大大地增强了。但是这件事造成的伤害并不在于他染上了弄虚作假的坏习惯，而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使自己讨人欢喜上，失去了说“不”的力量。一个从事任何职业的人，不问他是律师、艺术家、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当他取得卓越成就后，只有通过辛勤的工作才能保持着它。如果他花上一半的时间去使自己讨人欢喜，那么他就会更关心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自己的工作，这样他的工作就会退步，最终他的名声也会降低。此外，如果他染上了利用自身和蔼可亲的风度的习惯，那种风度就会变得很呆板，甚至不再是讨人欢喜的。他甚至连人缘也会失去，而为了人缘，他作了那么多的牺牲。因为要成功，你非得就连在社交中也是一个艺术家，你非得真正喜欢它。可是有名望的人的那种斯文的常规过于明显，不会给人什么乐趣。

虽然如此，亲密的人缘还是值得享有的，即便只是为了人缘本身。但是广结的人缘为了它本身却不值得享有。它永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像宣传那样。事实上，它是一种个人的宣传，和别种宣传同样危险。

就作家而言，你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两种人缘的不同。有些受益的伟大作家保持着一种亲密的人缘，他们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阅读和欣赏，看来可能超出了他们的优点，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表达出了对人类的一种自然爱好，因为他们自己喜欢人类，而不是批判人类。在这些作家中有狄更斯、大仲马和莎士比亚。所有这些作家宁愿爱好人类，而不愿去批判他们。就连他们的厌恶也是诚恳的、自发的，而他们厌恶的人物，正是那些自身厌恶别人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反对这类作家的意见，但是尽管有最激烈的意见，他们的作品却仍旧受到读者阅读和喜爱，因为他们使他们的读者快乐。例如，大仲马目前在法国不大被人想到了，但是我相信，阅读他的作品的人远比阅读福楼拜的作品的人多；福楼拜总在发表批判和厌恶的意见，而且总不知不觉地满腔都是怨恨，就像大仲马不知不觉地满心都是欢乐那样。

这些作家由于一种真正的优点，赢得了一种亲密的人缘。他们的过失——往往不在少数——全都获得了宽恕，因为他们爱得很广。狄更斯的缺点非常之多，可是在我阅读他的作品时，我发觉自己把眼睛避开它们，就像闪和雅弗不去望着喝醉了酒的诺亚那样。这是因为我从阅读他的作品中获得了那么多的乐趣，阅读他的作品使我快乐。我觉得他甚至连我也会喜欢，可是一位像福楼拜那样的作家，似乎是在对着我和所有其他的读者说话，并不带有轻视，这也不过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见过我们。在他的所有书籍后面，全有一个人作出的一种无情的、恶意的批判，而那个人毕竟并不比任何别人更有权老来批判其他人。不过我对狄更斯和这类作家的爱好，即便过于偏爱，倒的确是出于一种真实的、亲密的认识。有些其他的作家享有广结的人缘，不是由于任何真正的优点，而是因为他们设法以某种方式传播自己的一种意见，以及他们的才华，其实那根本是不真实的。这就是广结人缘的秘密，不论享有这种人缘的是政客、作家、牧师或是任何一类知名人士。他们有时是有意识地，通常是无意识地一直在公众中散播一个关于他们自己的见解；公众太无知、太忙碌，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可是又热切地想要找出一位英雄人物来。因为人类渴望崇拜一位英雄人物。相信某处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当真活着，这使生活更令人激动。那个人知道人们心中的所有秘密，可以拯救社会，或者可以吐露出人民的所有难以表达的热望与理想来。如果你每星期花一便士左右可以买一份报，而这位英雄人物在报上告诉世人应该做点什么，那么你从那份报上获得了莫大的安慰，纵然它每两星期就自相矛盾一次，而且通常并没有说出什么可以理解的话来。等这个见解散播出去，说它是由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写的，那个见解就存在下去，倘若他能带着一个知道情况的人和一个出于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感到非说不可的人的神气继续胡说一气的话。因为这种广结的人缘有一个古怪的事实： 即它一旦建立起来后，更为密切的接触也无法摧毁它。假如一个传道士或演讲人以口才和灵感闻名，他也可以永远胡说八道，只要他带着一种坚信不疑的神气那么说的话。聚集起来听他讲话的人，带来了他们对他的看法，这是连他也无法摧毁的。他的含糊不明对他们有所帮助，因为他们可以从中作出他们乐意作出的任何解释，于是所有的人离开时全都认为，他说了他们指望他说的话。眼下，就有好几位这种英雄人物，他们全赢得了这场战争，虽然他们做了什么来打赢，他们或是任何别人全都说不上来。诚然，很可能，如果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他们未遭到失败就会很快结束了它，不过更为可能的是，他们心中并不经常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只话筒大声喊出一些指示来，可是幸而那些指示如此含糊，因此没有一个人能执行它们，即便他愿意执行。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像他们的先驱克里昂那样经受过考验。雅典人忽然使克里昂成为统帅，幸而他还没能作出多少危害，就在战斗中阵亡了。

有一种小丑叫“马尔塞林”，他装着分担一部分别人在做的工作，来逗你发笑。当人家在卷起一块地毯时，他走到他们后边，以一种和蔼、赞助的方式模仿他们的动作。广结起的人缘在政治和新闻方面都是以同样的方法获致的，只不过在这类情况中，“马尔塞林”并没有受到嘲笑，而是真的欺骗了别人和他自己。他们，还有他，全认为他凭着和蔼和赞助的或是激烈和刁难的念头正在打赢这场战争等等。等这件事办完以后，他转过身，鞠躬，接受观众的欢呼，而那些做了实际工作的人，则在幕后擦去额上的汗水。但是认为这种“马尔塞林”没有什么才能，那就是一个错误。他需要很大的精力，可是精力并不是花了去做什么值得做的事，而是去散布有关他自己是一种英雄的看法。按实在说，他就像一个商人，运用杰出的商业才能吹捧一种毫无价值的专卖药。你所支付的就是广告费。一个把权力交给“马尔塞林”的国家肯定会为他们的广告付费，而且付得很高昂。

事实上，任何一个像我们自己这么大的社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摆脱掉广结的人缘的魅力，寻找一种方法来抵消仗着它赢得这种人缘的诀窍。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获致广结人缘的人，不会有多少时间或精力去做什么别的事。在这方面，他也像那种把所有的钱全花在广告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去生产一种好商品的商人那样。而且对任何一个有才能、有精力、不择手段的人来说瞄准广结的人缘的那股诱惑力现在非常之大，倘若那种人缘在他眼里是值得获致的话。报纸是就在手边的工具；他们甚至难得试着去作出任何判断；要是一个人有天能让人家谈论他自己，他们就会继续谈论他。他就成为新闻人物，仿佛他是一件无穷无尽的离婚案件中的共同被告那样。无数的人听说到他，可他却从没有听说到那些在世上做实际工作的人，就因为人们听说到他，他有权。他说的话都予以报道，他写的文章都被人阅读。如果他竞选议会议员，人们会投票选他。他始终做不出什么卓越的事情来，因为他把精力全耗费在自我宣传上。就连许多通俗作家也是如此。他们绝对不会写得这么糟，要不是他们把大部分精力全都放在做广告上的话，但是既然他们做了很好的宣传，公众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了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优点，就如同公众从专卖药中找到了实际并不存在的治疗效果那样。因此我们各方面都给领错了方向，因为我们的社会太大，除了凭报道外，无法知道我们的社会活动家，还因为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甚至对书籍也不仅凭我们从它们中读到的东西，而是凭人家对它们的一般报道去判断它们。

唯一补救的办法似乎是在一种目前还不存在的心理学中。我们必须知道自我宣传的征兆，以及它以之影响我们的征兆。瞄准广结人缘的人总以某种方法表现，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些人已经模模糊糊地知道了，但是目前，公众和他自己全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危险的罪犯。需要的是有一门心理科学，比目前存在的任何一门都精确得多，好使我们经常提防着他。因为在我们有了戒备以前，我们会受到种种欺骗行为的支配，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通常是有点儿令人不知不觉的。

(主万　译)

注释：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

英国法官出庭时，头戴假发、身穿黑色长袍，故云。

卡莱尔(1795—1881)：　英国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兰姆(1775—1834)：　英国散文家、评论家。

亚里斯泰迪兹(前约530—前约468)：　雅典政治家和将军，被人称为“正直的”。

圣保罗：　基督教使徒。

诺亚： 《圣经》故事人物，闪是他的长子，雅弗是他的第三子。见《旧约全书·创世记》。

克里昂(？—前422)： 雅典政治领袖，统帅，曾大败斯巴达军，后战败身亡。

共同被告： 指离婚案件中与男方或女方通奸者。

【赏析】

人缘，是指个体跟周围人的良好关系。在布洛克的《论人缘》中，他想探讨的却绝不仅仅是这些。作者在文章开篇将人缘分为两种： 亲密的人缘和广结的人缘。两种“人缘”在适用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一位享有亲密人缘的人总受到所有熟识他的人喜欢。一位广结人缘的人以某种方法，在不认识他的人当中顺利地传播着对自身的一种美好的看法。”作者对二者的褒贬，已然蕴涵其中，他指出：“享有广结人缘的人，在近处往往受到人们的厌恶。”

那么“亲密的人缘”为何应受到褒奖呢？因为它是“某种德行的凭证”。一个人可能有许多的缺点甚至恶习，可是仍然会有很多人喜欢他，原因只有一点，就是他的处事方式能够使人高兴。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他自身也喜欢和别人交往。这意味着他甘愿喜欢他们，而不是厌恶他们”。这一类人在天性上必然是乐观的，而我们往往喜欢乐观的人远远胜过那些沮丧的人。乐观是一种情绪，它能让人充满活力，并随时准备将这种活力分享给他人。正像作者所说的：“不为什么特殊的原因而喜欢人，总比毫无理由地厌恶他们为好，使他们快乐总比使他们痛苦为好。”这种友谊即使不够深厚，至少也是真诚、豁达的；即使不能为别人上刀山下火海，至少也愿意做一件对人有利而不是不利的事。这就是“亲密人缘”何以让人亲密的秘诀。

作者认为，要想获得亲密的人缘，“首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评判”。就像《马太福音》启示我们的那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一个总喜欢评判他人的人，经常会使人厌恶。即使他的地位很高，值得尊敬，人们也会热切地寻找他的缺点，仿佛将从中发现很有价值的科学规律一样。布洛克在这里列举了两位英国同胞为例——卡莱尔和兰姆。卡莱尔在世时经常评判所有的人，使世人都感到畏惧，然而在后世的评论者面前，他也受到了“比应受的更为严厉的评判”；而曾经遭到卡莱尔轻蔑的兰姆却受到了“比应受的更大的称颂”。因为兰姆“似乎从来不评判任何人，相反的却很喜欢人类的交往”。因为，“我们渴望对方所给予的不是正义……而是爱好”。和善的性情是拥有亲密人缘最重要的基础。

“有许多卑微的人就因为这些理由而人缘很好”，然而作者想重点讨论的却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他们的人缘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是否还能保持这种和善的性情，这种不任意评判的作风，这种乐于与人交往的特性呢？对此作者并不乐观。“他们轻易地便受到人们的欢迎，这对他们是一种危险的诱惑。”成功的人心中往往会有一种不安的意识，害怕世界会突然联合起来将他打倒，担心舆论的风向会突然改变，于是他们走到哪都广交朋友，以此来希望自己不要被不知道的敌人所战胜。这种社交能力的大发扬，的确可以使人越来越显赫，但其消极影响却更大。染上了弄虚作假的坏习惯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了如何使自己更讨人喜欢上，那会使他“更关心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争取在社交中也成为一个艺术家，而这种“斯文的常规”过于明显，而不会给人带来什么真正的乐趣。所以，不可避免的，这就成为广结的人缘的典型。作者认为这种人缘本身并不值得享有，它永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它是一种个人的宣传，和别种宣传同样危险。”

还是以作家为例，作者指出了这两种人缘明显的不同。在人缘上受益的伟大作家与他所有的读者保持着一种“亲密的人缘”，他们的作品在被人们阅读和欣赏时，往往受到超出其优点的好评，“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表达出了对人类的一种自然爱好，因为他们自己喜欢人类，而不是批判人类”。作者认为其中的代表就是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大仲马、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他们的作品能给人以快乐。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许比不上福楼拜，但是作者相信他的忠实读者远比福楼拜要多，因为“福楼拜总在发表批判和厌恶的意见，而且总不知不觉地满腔都是怨恨，就像大仲马不知不觉地满心都是欢乐那样”。这些作家凭借一种真正的优点，赢得了“亲密的人缘”，甚至他们为数不少的过失都因此获得了宽恕，那就是“他们爱得很广”。作者结合了自己的阅读体验：“狄更斯的缺点非常之多，可是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发觉自己把眼睛避开它们……因为我从阅读他的作品中获得了那么多的乐趣，阅读他的作品使我快乐。我觉得他甚至连我也会喜欢……”与之相对的，作者认为诸如福楼拜这样的作家会站在他们所有的作品背后，对人类作出“无情的、恶意的批判”，而任何人都没有随意批判他人的权利。

有些作家(或其他知名人物)享有“广结的人缘”却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备着什么优点，而是因为他们想方设法以某种方式传播着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公众中散播一个关于他们自己的见解”。而“公众太无知、太忙碌，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可是又热切地想要找出一位英雄人物来”。人类总是渴望崇拜某一位英雄。这些英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做着徒有其表的事，把精力全部耗费在自我宣传上，就像那种把所有钱都花在广告上，却没有留下一点儿去提高产品质量的商人一样。他们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有害的，地位越高，害处越大，甚至会成为“一个很危险的罪犯”。作者的真正意图在这里显现出来，作为资深的社会活动家，他将矛头直指社会上的种种痼疾与隐患，从人所熟知的“人缘”关系入手，谈到了社会上层的众生百态，在倡导以平和乐观的心态对待他人的同时，也启发着我们透过宣传的虚假外衣，锻炼出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的能力。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