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卡瑟尔是英国情报局第五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处理有关非洲方面的情报。他曾被派往南非从事谍报工作,并同那里的黑人女子、即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萨拉相爱。为了让萨拉不再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也为了帮助萨拉的同伴,他寻求共产党朋友卡森帮忙,成了“双面间谍”。回到英国后,卡瑟尔夫妇及儿子住在伦敦郊区贝克汉斯蒂德。后来,英国情报部门发现情报泄漏,于是组织汤姆林森准将、戴安特里上校、珀西瓦尔大夫、约翰·哈格里乌斯爵士等人展开调查。卡瑟尔及其助手戴维斯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在未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便断定戴维斯是泄密者并将其秘密杀害。戴维斯成了卡瑟尔的替罪羊。卡瑟尔为了报答卡森,发出了最后一份情报,被英国情报局获知。卡瑟尔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便安排妻子和儿子住到母亲家。一方面英方在追杀变节者,另一方面共产党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他,卡瑟尔的人性反成了牺牲品。最后,卡瑟尔孤身逃往苏联,与爱人从此天各一方。
【作品选录】
“戴安特里。”他惊叫起来。他没想到会看到自己熟悉的脸。
“我可以进来吗?”戴安特里迟疑地说。
“当然可以。”
布勒突然从隐蔽处窜了出来。“他不会有危险的。”戴安特里往后退的时候卡瑟尔说。他抓住布勒的颈圈,布勒就在他们两人中间流着唾液,就像一个掉了结婚戒指而正在笨手笨脚地寻找着的新郎。“您来这里干什么,戴安特里?”
“我正好开车经过这儿,我想我得来看看你。”这个借口明显不真实。卡瑟尔为戴安特里感到难过。他不像是第五军事情报处训练出来的那种圆滑、表面友好却能置人于死地的讯问人。他仅仅是个靠得住的情报工作人员,会确保手下的人遵循法规,会查看公文包。
“喝一杯,怎么样?”
“好,来一杯。”戴安特里的声音嘶哑。他说——仿佛他得为每件事找个借口——“今晚又冷又潮湿。”
“我一整天没有出去。”
“是吗?”
卡瑟尔想: 如果今天早上电话是从办公室打来的,那么他刚刚那样说就是一个大错。他补充了一句:“除了带狗到花园去。”
戴安特里拿起那杯威士忌酒,看了很久,像新闻摄影师那样环顾了一下客厅和可爱的快照。你几乎可以听到他眼睑发出的咔嗒咔嗒声。他说:“但愿我没有打扰你,你的妻子……”
“他不在家。只我一人在家。当然除了有布勒做伴。”
“布勒?”
“那条狗。”
他们两个人的说话使整座房子显得更加寂静。他们轮流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打破这种寂静。
“但愿没有给您的酒加水太多。”卡瑟尔说道。戴安特里还没有喝。“我想我没……”
“是的,是的。正好。”就像剧院里拉下了安全幕一样,屋子里再一次出现了沉默。
卡瑟尔有把握地说:“事实上我遇到些小麻烦。”在他看来现在是证明萨拉无辜的有利时机。
“什么麻烦?”
“我妻子离我而去了,带着儿子。她到我妈妈那儿去了。”
“你是说你们吵架啦?”
“是的。”
“很遗憾,”戴安特里说道,“发生那样的事令人难过。”他好像是在说一种与死一样不可避免的事情。他补充说:“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我女儿的婚礼上?婚礼后,你和我一起去了我妻子家,你真好。我很高兴和你一起去。但那次我摔坏了她的一只猫头鹰。”
“是的,我记起来了。”
“我想我还没有为你上次陪我走那一趟认真地表示一下感谢。那也是在一个星期六,就像今天一样。她很生气,我是说我妻子,是为了那只猫头鹰的事。”
“因为戴维斯,我们不得不突然离开。”
“是的,可怜的人。”安全幕在落幕前最后一句过时的台词说完后落了下来。最后一幕很快上演了,该上法庭了。他们同时拿起酒杯喝起来。
“您对他的死怎么想?”卡瑟尔问。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尽量不去想。”
“他们认为他有罪,认为他是我们分部泄漏情报的人,是吗?”
“他们不大信任情报人员。你为什么那样想呢?”
“我们中有人死了,让政治保安处的人来搜查是不符合常规的。”
“是的,我想是不符合常规。”
“您也觉得戴维斯的死奇怪吗?”
“你为什么那么说呢?”
卡瑟尔想: 我们把位置颠倒了吗?是我在讯问他吗?
“您刚才说您尽力不去想他的死。”
“我说了吗?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因为喝了你的威士忌。你的确没加过量的水。”
“戴维斯从没向任何人透露什么。”卡瑟尔说。他觉得戴安特里正看着他的口袋。口袋装了枪,所以垂在椅子的坐垫上。
“你相信是这样?”
“我知道是这样。”
他不可能说出别的任何比这更能彻底毁灭自己的话了。也许毕竟戴安特里并不是很蹩脚的讯问人;那种害羞含糊的样子以及那种自始至终的自我表露也许是一种新手段的一部分,或许他在比第五军事情报处更高一筹的班上受到过技术上的专门训练。
“你知道是这样?”
“是的。”
他不知道戴安特里会采取什么行动。他没有逮捕权,他得找一个电话向办公室请示。最近的电话是在国王路尽头的警察局里——他肯定没胆量问能否用一下卡瑟尔的电话。他有没有辨认出他口袋里的重物是什么?他害怕了吗?卡瑟尔心想: 他离开后,我就有时间逃跑,如果我真有去处的话。但仅仅是为了延缓被抓的时间而没有目的地逃跑,那是惊慌之举。他喜欢在原地等——那至少有一种尊严感。
“我对此一直表示怀疑,”戴安特里说道,“说实话。”
“那么他们真的对您实说了?”
“只是为了安全检查的事。我得安排那些事。”
“那天对您来说很糟,不是吗?先是摔断那只猫头鹰,接着看到戴维斯死在床上。”
“我不喜欢珀西瓦尔大夫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
“那使我看清了真相,”戴安特里说,“我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了。”
“他们做决定太仓促了。他们没有好好研究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你是指你自己?”
卡瑟尔想: 不管他们的这种新技巧多有效,我不准备让他们那么容易就把事情解决,我不打算说那么多来坦白。他说:“或者是华生。”
“哦,是的。我把华生忘了。”
“我们部门的事都由他经手,当然还有洛伦索马贵斯的69300。他们不可能彻底查他的账。谁知道他在罗得西亚或南非有没有银行存款呢?”
“完全正确。”戴安特里说道。
“还有我们的秘书们,不仅仅是我们的私人秘书有可能参与。他们都是一伙的。要说有时秘书小姐去盥洗室时把正在破译的电报或正在打的报告锁起来,那还不至于吧?”
“我知道这一点。我自己也检查了这伙人,总是有很多疏忽的地方。”
“疏忽也可能出在上层。戴维斯的死也许就是因为疏忽导致的,这等于构成了犯罪。”
“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他的死就是一起谋杀,”戴安特里说,“他没机会为自己辩护,去请律师。他们担心审判也许给美国人造成影响。珀西瓦尔大夫对我谈起过陪审席……”
“哦,是的,”卡瑟尔说,“我熟悉他那种夸夸其谈。我自己也常听到,但戴维斯此刻正躺在棺材里。”
卡瑟尔意识到戴安特里的眼睛正盯着他的口袋。是否戴安特里为了安全地逃到车上而假装同意他的看法?戴安特里说:“你和我正犯同一种错误——匆匆地做出决定。戴维斯也许有罪。你为什么那么肯定他无罪呢?”
“您得找一下动机。”卡瑟尔说。他犹豫过,逃避过,但他非常想说:“因为我就是那个透露情报的人。”此时此刻他确信联络已切断,他不能指望得到帮助了。那样的话,再延缓下去有什么必要呢?他喜欢戴安特里,自从参加他女儿婚礼起他就喜欢上他了。那只摔坏的猫头鹰,以及他那破裂的婚姻给他带来的孤独感使卡瑟尔突然觉得戴安特里是个有人情味的人。如果有人想要得到人信任,听取他的忏悔的话,谁都希望这个人就是戴安特里。那么何不像警察常说的那样放弃挣扎悄悄而去呢?他不知道他延长游戏是否是为了有人陪伴,为了避免枯坐空室或单人牢房的孤独。
“我猜想戴维斯本来的动机大概是为了钱。”戴安特里说。
“他不怎么在乎钱。他只需要点钱去赌马,喝点上等的波尔图葡萄酒。你们要更仔细地调查一下情况。”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部门受怀疑,情报就可能涉及到非洲。”
“为什么?”
“有很多其他情报经过我们部门——然后传出去,对这些情报苏联人可能更感兴趣。如果是这方面的情报泄漏出去,那么其他部门也会有嫌疑,难道您看不出来?因此,情报的泄漏只能与我们所管的非洲部有关。”
“对,”戴安特里表示同意,“我明白了。”
“那似乎表明——嗯,如果不是一种纯意识作用的话——您不必一定要去找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找一个和非洲——或者和非洲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就行了。我怀疑戴维斯是否曾认识一个非洲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地补充一句:“当然除了认识我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话时有一种玩危险游戏时所感到的快感。他只是点到为止,并不和盘托出。“69300在洛伦索马贵斯已有很长时间,”他接着说,“没人知道他和谁打交道——他那儿有非洲情报员,他们中很多是共产党员。”
那么多年的隐蔽生活之后,他开始喜欢玩蛇梯游戏。“就像我在比勒陀利亚那样。”他继续说。然后他笑着说:“您知道,甚至大臣对非洲也有一些爱。”
“哦,你是在开玩笑。”戴安特里说。
“当然是玩笑。我仅仅是想说明比起其他人、我自己或69300——以及所有那些我们并不了解的秘书,他们手头掌握的不利于戴维斯的证据实在太少了。”
“他们都经过了仔细的审查。”
“那当然。我们会在她们的档案上找到她们情人的名字,至少是那一年的情人名字,但有些女孩换情人就像更换冬衣那样频繁。”
戴安特里说:“你已提到很多可疑的人,但你对戴维斯无罪却是深信无疑,”他不高兴地补充说,“你幸好不是保密官员。在戴维斯的葬礼后,我差点辞职了。我但愿当时辞了就好了。”
“那您为什么没有呢?”
“那我该如何消磨时光呢?”
“您完全可以收集车牌号码。我曾收集过。”
“你为什么要和你妻子吵架?”戴安特里问,“对不起,那不关我的事。”
“她不赞成我的工作。”
“你是指为我们部门干事?”
“不完全是。”
卡瑟尔知道游戏快要结束了。戴安特里偷偷地看了看表。他不知道这块表是真的,还是伪装的麦克风。也许戴安特里认为录音带要用完了。他会提出上一下厕所从而去换一盘带子吗?
“再喝杯威士忌,怎么样?”
“不喝了。我还得开车回家。”
卡瑟尔陪他走到门厅,布勒也紧跟其后。看到一位新朋友离开,布勒感到遗憾。“谢谢你的酒。”戴安特里说。
“谢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谈了很多事。”
“不要出来了。今晚天气真糟。”但卡瑟尔还是和他一起走到了毛毛细雨之中。他注意到在前面五十码警察局对面的路上一辆车的尾灯。
“那是您的车吗?”
“不,我的车在北面一点。因为在雨中看不清门牌号,所以我就走过来了。”
“那么,晚安。”
“晚安。但愿一切顺利——我是说你和你妻子。”
天缓缓地下着冰冷的雨,卡瑟尔一直站着,等到车开过,向戴安特里挥手告别。他看到车没有在警察局前面停下来而是向右拐弯,上了去伦敦的路。当然,他可以在国王臂路或斯旺路停下来打电话,但即使那样,卡瑟尔怀疑他是否能做出明确的汇报。可能他们想在做出决定之前,要先听听录音带——卡瑟尔现在可以断定那块表是麦克风。当然火车站可能已被监视,机场移民局官员也已接到通知。戴安特里的来访已确切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小哈利德肯定已开始招供,否则他们决不会派戴安特里来查看他的。
站在门口他向路的前后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监视人,但警察局对面的车灯仍在雨中闪烁。那辆车好像不是警车。那些警察——他猜想,甚至那些政治保安人员——不得不忍受英国制造的车,而这一辆车——他不能肯定,但看上去像一辆丰田车。他想起在他去阿什里治的路上看到的那辆丰田车。他想辨认出那辆车的颜色,但下着雨,看不清。小雨变成了雨夹雪,辨认不出是红色还是黑色。他进了屋,第一次敢心存希望。
他把酒杯拿到厨房,仔细地洗刷着,仿佛在抹掉绝望的指印。而后他又在客厅多放了两个酒杯。他第一次让希望一点点升起来。这是一种稚嫩的植物,需要很多的鼓励,但他却告诉自己那辆车肯定是一辆丰田车。他不让自己想这个地区有多少辆丰田车,只是耐心地等着门铃响起来。他不知道谁会站在戴安特里刚才站的地方。不可能是鲍里斯——对此他深信不疑,也不会是小哈利德,他只是勉强被解除扣留,现在也许正忙着应付政治保安处的那帮人呢。
他回到厨房,给了布勒一碟饼干——也许它要过好久才能吃到东西。厨房里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很吵,好像使时间过得更慢。如果那辆丰田车里坐着的是一位真正的朋友,那么他露面用的时间也太长了。
戴安特里上校把车开进了国王臂路的院子里,那里只停了一辆车。他坐在驾驶座上等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否要马上打电话;如果要打,不知说些什么。那次在改革俱乐部与大臣和珀西瓦尔大夫共进午餐时,他一人暗自生气,心烦意乱。有几次他都想把那盘熏鳟鱼推开,说,“我辞职不干了。我不想再和你们那该死的部门有任何关系了。”他对保密厌烦透了,对那些只能掩盖,不能承认的差错也厌烦透了。一个人从外面的厕所出来,穿过院子,一边吹着不成调的曲子,一边在黑暗中扣着扣子,进了酒吧。戴安特里想,就是他们用他们的秘密把我的婚姻给毁了。在战争期间,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比他父亲知道的更简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是希特勒,然而在他们现在进行的冷战中,就像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动的那场战争中一样,辨别是非是可能的。没有任何清楚的理由足以为错杀人辩护。他又一次觉得自己置身于童年那座凄凉的房子里,穿过门厅,走进那他父母手拉着手坐在里面的房间。“上帝最清楚。”他父亲说,他想起了日德兰半岛和海军上将杰利科。他母亲说,“我亲爱的,在你这个年龄很难找到别的工作了。”他关了车灯,穿过密集的细雨,走进了酒吧。他想: 我妻子有足够的钱,女儿也结婚了,我可以——设法——靠养老金生活。
在这个寒冷而潮湿的晚上,酒吧里只有一个人——他正喝着一杯苦啤酒。“晚上好。”他说,就好像他们是老熟人。
“晚上好,来杯双份威士忌。”戴安特里叫道。
“如果您能那样叫的话。”酒吧间老板转过身拿杯子倒约翰尼·沃克时那人说道。
“叫什么?”
“先生,我是说今天晚上。虽然我想也只有在十一月份才会有这种天气。”
“我能打个电话吗”戴安特里问那个酒吧老板。
那个酒吧老板把威士忌酒推给他,看神情是不同意他打电话。他朝电话间那个方向点点头。显然他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 他只是听顾客讲,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会开口说话,直到他——毫无疑问是高兴地——说出这几个词:“先生们,要打烊了。”
戴安特里拨了珀西瓦尔大夫的电话号码。他边听着电话里传出来的占线的声音,边练习着想要说的话:“我已见到卡瑟尔……他一人在家……他和他妻子吵架了……其他没什么了……”说完他会将话筒重重地放下,就像他现在那样砰的一声放下话筒——然后他回到酒吧间。那里还有他要的威士忌酒以及那个坚持要说话的人。
“嗯,”酒吧老板说,“嗯,”然后又嗯了一声,“不错。”
那个顾客转向戴安特里,把他拉进了谈话中来。“他们现在连简单的算术也不教。我问我侄子——九岁——四乘以七得多少,您认为他能告诉我吗?”
戴安特里喝着酒,眼睛却看着电话间。他还在绞尽脑汁地想该说些什么。
“可以看出,您同意我的观点。”那人对戴安特里说,“您呢?”他问酒吧老板。“如果您说不出四乘以七得多少,那么您的酒吧就要完蛋,是吧?”
那老板一边把吧台上泼出来的啤酒擦去一边说:“嗯。”
“哎,先生,我能很容易猜出您从事的职业。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有一种直觉。我想这种直觉是经过仔细观察脸和研究人的本性之后得出的。那就是为什么在您打电话时,我开始谈起算术。我刚和这位巴克尔先生说过,那位先生对此会有很深刻的见解。我刚才说这些话了吗?”
“嗯。”巴克尔先生说。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要一杯。”
巴克尔先生给他倒了酒。
“我朋友有时要我露一手。偶尔他们甚至还打点赌。有一次,在地铁列车上,我说某个人是校长或是个药剂师,然后有礼貌地询问一下——当我向他们解释时,他们是不会生气的。十有八九,我是对的。巴克尔先生曾在这儿看到过我这样做,巴克尔先生,是吗?”
“嗯。”
“哎,先生,请允许我在今天这个既寒冷又潮湿的晚上玩点小小的游戏,让巴克尔先生开心一点——您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吗,先生?”
“对。”戴安特里说。他喝完威士忌,放下酒杯。又该去试着打电话了。
“现在暖和了吧?”那顾客用他那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是一种秘密工作的差使,您比我们知道的事情要多得多。”
“我得去打电话了。”戴安特里说。
“稍等片刻,先生。我只想向巴克尔先生露一手……”他用手帕擦去他嘴边的一点啤酒,然后把脸凑近戴安特里,“您是和数字打交道的,”他说,“您在国内税务局工作。”
戴安特里向电话间走去。
“您看,”那顾客说,“敏感的家伙,他们不想被人认出来。他可能是个督察员。”
这一次戴安特里听到了电话拨通的声音。他很快就听到了珀西瓦尔大夫的声音。他的声音温和、友好,好像是在离开病床很久之后依然表现出那时亲切的举止态度。“喂,我是珀西瓦尔大夫。你是谁?”
“戴安特里。”
“晚上好,亲爱的,有消息吗?你在哪里?”
“我在贝克汉斯蒂德。我见过卡瑟尔了。”
“是吗?你的印象如何?”
愤怒使他没有说出他本来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撕成碎片,就像撕掉了一封不想再寄出的信。“我的印象是你谋杀了戴维斯。”
“不是谋杀,”珀西瓦尔大夫柔声地说,“是药方里出了点差错。那种药以前没在人身上试验过。但什么使你认为卡瑟尔……”
“因为他肯定戴维斯是无罪的。”
“这是他说的——是他的原话吗?”
“是的。”
“他在干什么?”
“他在等。”
“等什么?”
“等着事情的发生。他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他说他们吵架了。”
“我们已经给机场,”珀西瓦尔大夫说,“当然还有港口发出通知: 如果他逃跑,我们将会得到初步证据——但是我们还需要确凿的证据。”
“对戴维斯,你并没等得到确凿的证据。”
“这次大臣坚持要有确凿的证据。你在干什么?”
“回家。”
“关于马勒的记录你问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没必要。”
“你干得很出色,戴安特里。但你凭什么认为他会那样向你坦白交代呢?”
戴安特里没有回答。他放下话筒,离开了电话间。那顾客说:“我说对了,是吧?您是国内税务局的督察员。”
“是的。”
“您看,巴克尔先生,我又对了。”
戴安特里上校慢慢地走出酒吧,朝他的车走去。他发动了引擎,但在车里坐了一会,看着雨点沿着挡风玻璃淌下来。然后他开车离开了院子,朝着博克斯莫、伦敦和位于圣·詹姆斯街的公寓方向开去。家里还有他昨天买的卡门贝干酪。他慢慢地开着车。此刻十一月的毛毛细雨已变成了大雨,还可能下冰雹。他想: 我完成了他们所谓的职责。尽管他已在回家的路上,一会儿就可坐在他放着卡门贝干酪的桌旁写他的信了,但他并不急于到家。辞去工作之举已在脑海中完成。他对自己说他自由了,再也没有什么职责和义务了,然而他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极度孤独感。
(苏晓军 译)
【赏析】
《人性的因素》是格林晚期的重要作品,它既是一部间谍小说,又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相较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007系列作品,《人性的因素》缺乏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紧张刺激的场面,也没有英勇帅气的主人公,但是作者却赋予他的作品以通俗间谍小说所不具备的深度思考。因此,《人性的因素》在世界上拥有各个不同层次的读者群,而格林本人也被认为是继狄更斯以后最受欢迎的作家。
第五部第三章是整部小说的高潮部分,它叙述了主人公莫里斯·卡瑟尔的双面间谍身份将被发现和被发现之时的情节。作者没有采取全景式的叙述,而是依靠叙述视角转换和场景切换来推进情节的深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叙述视点首先落在卡瑟尔身上,他意识到双重身份存在被发现的危险后,对其妻儿进行了“紧急疏散”;随后视点从卡瑟尔转向珀西瓦尔医生和哈格里乌斯,马勒的提醒让他们相信卡瑟尔才是泄密者,而戴维斯则做了无辜的替罪羊;接着视点又从珀西瓦尔回到卡瑟尔和戴安特里,卡瑟尔没有接听珀西瓦尔的电话,迫使珀西瓦尔委派戴安特里去查看卡瑟尔,于是便有了他们两人之间看似普通实则攸关生死的“重要对话”;最后视点转向戴安特里,他开车前往一个酒吧,在那里他的一个电话决定着卡瑟尔今后的命运。作者不断在各场景之间进行切换,并将相对独立的场景共同连串成卡瑟尔双重间谍身份的暴露这一个完整的事件,极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和画面的层次感。作者在《人性的因素》中所表现的创作技巧,同他曾在《旁观者》杂志上长达五年的写作电影评论的经历不无关系,因为小说中的布局谋篇同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卡瑟尔与戴安特里的对话,发生在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时刻。看似同事间的闲话家常,实则暗潮汹涌、斗智斗勇,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无奈。一方面,卡瑟尔为了报恩而充当双面间谍,这使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而戴维斯的无辜枉死本可以洗脱卡瑟尔的嫌疑,但前提是他必须停止泄露情报给苏联情报部门。可正如卡瑟尔的母亲所说的,卡瑟尔哪怕只是受别人一点点好处,也总是怀着过分的感激,而他就为了过去所受的恩惠甘冒生命的危险将绝密情报泄露了出去,可以说卡瑟尔此举无异于自掘坟墓。所以戴安特里来了,来确认他的身份。另一方面,戴安特里上校是新任的秘密工作官员,他与妻子离异,有一个女儿,是位尽职的监护人。卡瑟尔曾在戴安特里女儿的婚礼中感受到了戴安特里身上的孤独和人情味,而这使得两人互生好感。戴安特里的讯问方式——“那种害羞含糊的样子以及那种自始至终的自我表露也许是一种新手段的一部分,或许他在比第五军事情报处更高一筹的班上受到过技术上的专门训练”,更进一步促使卡瑟尔袒露自己。他向戴安特里说出了“戴维斯从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什么”,而这话足以彻底毁灭他。于是,卡瑟尔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他不希望戴维斯被人冤枉,他说出了戴维斯不是双面间谍的真相,则等于引火烧身。随即,他试图通过列举其他可疑之人来转移视线,来为自己开脱,但这显然无济于事。从中,我们看到卡瑟尔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历程,即为戴维斯辩白——陷自身于险地——动摇——试图转嫁他人——接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主人公身处绝境中的人性挣扎凸显了难能可贵的人性价值。
两人谈话结束后,戴安特里离开卡瑟尔家,格林也随之将叙述视点转到戴安特里身上。他驱车来到一个酒吧,准备打电话给珀西瓦尔。他打算痛斥珀西瓦尔一顿: 他对卡瑟尔的怀疑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卡瑟尔只是因为跟他的妻子吵了架,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才没有接电话。但不巧的是,珀西瓦尔家的电话占线,戴安特里只好在酒吧里等候。最后,电话拨通了,但此一时彼一时,他由于愤怒,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告诉珀西瓦尔,他杀错了人,卡瑟尔才是真正的泄密者。读者或许会惊讶于戴安特里前后态度的改变,但其实这种改变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前后两次拨电话的间歇,让卡瑟尔说戴维斯无罪的话在戴安特里的身上起了化学反应。戴安特里有理由相信,卡瑟尔坚信戴维斯是无罪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卡瑟尔本人就是泄密者。戴安特里的心理变化可谓急转直下,他心中愤懑,是由于珀西瓦尔滥杀无辜,所以打算不吐露卡瑟尔泄密之事;后来又道出真相,那是因为他同卡瑟尔一样相信戴维斯是无辜的,是珀西瓦尔谋杀了他,必须还他一个清白。
然而,无论是卡瑟尔还是戴安特里,他们都是国家机器里的一颗棋子,虽然玩的是猫抓老鼠的危险游戏,但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始终都是弱者和牺牲品: 一个为生活而忍受,一个为感恩而涉险。正如戴安特里的母亲所说的,“我亲爱的,在你这个年龄很难找到别的工作了”,所以即使他“有几次都想把那盘熏鳟鱼推开”,但为了养老金和工资只好忍气吞声。卡瑟尔跟戴安特里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而工作,但工作仅是糊口工具,他们的人格并没有卖给饭碗。对卡瑟尔来说,珍视人性价值,忠诚于爱,远比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国家、社会及其机器来得重要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保有人性的卡瑟尔与戴安特里在这个人性丧失、国家至上的现实世界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卡瑟尔在那个丧失人的基本价值和信念的世界里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也正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微弱灵光。与此相反,被工作所物化的珀西瓦尔,成功地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人成为“非人”,却反而能控制这个世界。他完全丧失了人性,没有价值观念,没有判断能力,只是一个像一部机器一样运转的“渔人”。他可以无视现实体制下所要求的正常、合法的审判途径,轻易地“钓鳟鱼”,扼杀生命。因为就珀西瓦尔而言,生命不及国家利益重要,对与错无足轻重,只有利益至上。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运用场景切换的同时,还巧妙地设置了互相对比、对照的情节。如卡瑟尔为还戴维斯清白而引火烧身,却为救自己而诬陷他人;戴安特里女儿喜庆的婚礼场面同发现戴维斯尸体的惨状相提并论;当戴安特里的太太为丈夫打碎“无法替代”的瓷制猫头鹰而大吼大叫时,他却在为一个更“无法替代”的人(戴维斯)而心痛,这都显示了作者小说技巧上的驾轻就熟。
总的来说,格林娴熟的叙事技巧、微妙的心理描写、紧凑巧妙的情节安排和洗练简洁的人物对话,从艺术上表现并升华了作者对人性的探索。尤其是叙述视点转换和场景切换的运用,使小说中各自相对独立的场景因作者的安排而连缀成完整的故事情节,而小说的人物形象也随之变得丰满起来。因此,读者能够在阅读作品时体会到观看影视作品时才有的镜头感。但在小说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在现实的利益世界中,在所谓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类会不会变成一种超越生命与人性的异己力量,人类所创造的世界又会不会成为人类自身的对立面?
(吴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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