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雨果》原文|读后感|赏析

【作品提要】

《悲惨世界》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贫苦农民冉阿让因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重刑，十九年后出狱时，他心中充满了对这不公平社会的仇恨和强烈的报复心理。但是一位善良的主教用爱心感化了他，从此他立志做好人行善事，活得有尊严有价值，并同样用爱心去感化他人。他的善举不仅使小城富足，人民生活改善，也消除了人们对他的误解，并使必欲置他于死地的暗探沙威也对他感恩图报。

【作品选录】

第一部　芳汀

第二卷　沉沦

六　冉阿让

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不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他的母亲叫让·马第，他的父亲叫冉阿让，或让来，让来大致是诨名，也是“阿让来了”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但并不沉郁，那是富于情感的人的特性。但是他多少有些昏昏沉沉、无足轻重的味儿，至少表面如此。他在很小时就失去父母。他的母亲是因为害乳炎，诊治失当死的。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姐姐孀居，有七个子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着她小弟弟的膳宿。丈夫死了。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有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到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帮助姐姐，报答她当年抚养之恩。那是很自然的事，像一种天职似的，冉阿让甚至做得有些过火。他的青年时期便是那样在干着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中消磨过去的。他家乡的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想爱情问题。

他天黑回家，精疲力尽，一言不发，吃他的菜汤。他吃时，他姐姐让妈妈，时常从他的汤瓢里把他食物中最好的一些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白菜的心，拿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呢，俯在桌上，头几乎浸在汤里，头发垂在瓢边，遮着他的眼睛，只管吃，好像全没看见，让人家拿。

在法维洛勒的那条小街上，阿让茅屋斜对面的地方，住着一个农家妇女，叫玛丽-克洛德，阿让家的孩子们，挨饿是常事，他们有时冒他们母亲的名，到玛丽-克洛德那里去借一勺牛奶，躲在篱笆后面或路角上喝起来，大家拿那奶罐抢来抢去，使那些小女孩子紧张到泼得身上、颈子上都是奶。母亲如果知道了这种欺诈行为，一定会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的。冉阿让气冲冲，嘴里唠叨不绝，瞒着孩子们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他们才没有挨揍。

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十八个苏，过后他就替人家当割麦零工、小工、牧牛人、苦工。他做他能做的事。他的姐也做工，但是拖着七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是一群苦恼的人，穷苦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

住在法维洛勒的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正预备去睡时，忽听得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橱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来正好看见一只手从铁丝网和玻璃上被拳头打破的一个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易查博赶忙追出来，那小偷也拚命逃，易查博跟在他后面追，捉住了他。他丢了面包，胳膊却还流着血。那正是冉阿让。

那是一七九五年的事。冉阿让被控为“黑夜破坏有人住着的房屋入内行窃”，送到当时的法院。他原有一枝枪，他比世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好，有时并且喜欢私自打猎，那对他是很不利的。大家对私自打猎的人早有一种合法的成见。私自打猎的人正如走私的人，都和土匪相去不远。但是，我们附带说一句，那种人和城市中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比较起来总还有天壤之别。私自打猎的人住在森林里，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海上。城市会使人变得凶残，因为它使人腐化堕落。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毁灭人性。

冉阿让被判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冉阿让被宣判服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前线 总指挥(共和四年花月二日执政内阁致五百人院咨文中称作“Buonaparte” 的那位总指挥)在芒泰诺泰 所获的胜利。这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中却扣上了一长条铁链。冉阿让便是那铁链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禁子，现在已年近九十了，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可怜人待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锁在第四条链子的末尾。他和其余的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他除了知道他的地位可怕以外好像完全莫名其妙。或许在他那种全无知识的穷人的混沌观念里，他多少也还觉得在这件事里有些过火的地方。当别人在他脑后用大锤钉着他枷上的大头钉时，他不禁痛哭起来。眼泪使他气塞，呜咽不能成声。他只能断续地说：“我是法维洛勒修树枝的工人。”过后，他一面痛哭，一面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这样一共做了七次，好像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齐的头顶。我们从他这动作上可以猜想到，他所做的任何事全是为了那七个孩子的衣食。

他出发到土伦去。他乘着小车，颈上悬着铁链，经过二十七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在土伦，他穿上红色囚衣。他生命中的一切全消灭了，连他的名字也消灭了。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照顾他们呢？一棵年轻的树被人齐根锯了，它的一撮嫩叶怎样了呢？

那是千篇一律的经过，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凭借，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机缘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里，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黔首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乡村里的钟塔忘了他们，他们田地边的界石也忘了他们，冉阿让在监牢里住了几年之后，自己也忘了那些东西。在他的心上，从前有过一条伤口，后来只剩下一条伤痕，如是而已。关于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伦从始至终只听见人家稍稍谈到过一次。那仿佛是在他坐监的第四年末。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那消息。有个和他们相识的同乡人看见过他姐姐，说她到了巴黎。她住在常德尔街，即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只带着一个孩子，她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里去，她在那里做装订的女工。早晨六点她就得到厂，在冬季，那时离天亮还很早。在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七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六点到厂，学校要到七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上一个钟头，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天，那一个钟点是在黑暗中露天里等过的。他们不肯让那孩子进印刷厂的门，因为有人说他碍事。那些工人清早路过那里时，总看见那小把戏沉沉欲睡坐在石子路上，并且常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蹲在地上，伏在他的篮子上便睡着了。下雨时，那个看门的老婆子看了过意不去，便把他引到她那破屋子里去，那屋子里只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张木椅，小孩便睡在屋角里，紧紧抱着一只猫，可以少受一点冻。到七点，学校开门了，他便跑进去。以上便是冉阿让听到的话。人家那天把这消息告诉他，那只是极短暂的一刹那，好像一扇窗子忽然开了，让他看了一眼他心爱的那些亲人的命运后随即一切又都隔绝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人家说到过他们，永远没有得到过关于他们的其他消息，永远没有和他们再见面，也永远没有遇见过他们，并且就是在这一段悲惨故事的后半段，我们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

到了第四年末，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的同伙帮助他逃走，这类事是同处困境中人常会发生的。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些内容： 受包围，时时朝后看，听见一点声音便吃惊，害怕一切，害怕冒烟的屋顶、过路的行人、狗叫、马跑、钟鸣、看得见东西的白昼、看不见东西的黑夜、大路、小路、树丛、睡眠。在第二天晚上，他又被逮住了。三十六个钟头以来他没有吃也没有睡。海港法庭对他这次过失，判决延长拘禁期三年，一共是八年。到第六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要利用那机会，但是他没能逃脱。点名时他不在。警炮响了，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在一只正在建造的船骨里找到了他，他拒捕，但是被捕了。越狱并且拒捕，那种被特别法典预见的事受了加禁五年的处罚。五年当中，要受两年的夹链。一共是十三年。到第十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又要趁机试一试，仍没有成功。那次的新企图又被判监禁三年。一共是十六年。到末了，我想是在第十三年内，他试了最后的一次，所得的成绩只是在四个钟头之后又被拘捕。那四个钟头换来了三年的监禁。一共是十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十月里他被释放了。他是在一七九六年关进去的，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此地不妨说一句题外的话。本书作者在他对刑法问题和法律裁判的研究里遇见的那种为了窃取一个面包而造成终身悲局的案情，这是第二次。克洛德·格 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英国的一个统计家说，在伦敦五件窃案里，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一面战栗，出狱时却无动于衷；他进去时悲痛失望，出来时老气横秋。

这个人的心有过怎样的波动呢？

七　失望的内容

让我们试述一下。

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只是个无知识的人，并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心里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愁苦(愁苦也有它的光)更增加了他心里的那一点微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疲乏之苦，受着狱中烈日的折磨，睡在囚犯的木板床上他扪心自问，反躬自省。

他自己组织法庭。

他开始审问自己。

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受的处分也没有过分。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种应受指摘的鲁莽的行为；假使当初他肯向人乞讨那块面包，人家也许不会不给；无论给与不给，他总应当从别人的哀怜或自己的工作中去等待那块面包；有些人说肚子饿了也能等待么？这并不是一种无可非难的理由；真正饿死的事根本就很少见到；并且无论是幸或不幸，人类生来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总是能长期受苦、多方受苦而不至于送命的；所以应当忍耐；即使是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着想，那样做也比较妥当些；像他那样一个不幸的贱人也敢挺身和整个社会搏斗，还自以为依靠偷窃，就可以解除困难，那完全是一种疯狂举动；无论怎样，如果你通过一道门能脱离穷困，但同时又落入不名誉的境地，那样的门总还是一扇坏门；总之，他错了。

随后他又问自己：

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否是唯一有过失的人？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天平的两端，在处罚那端的砝码是否太重了一些呢？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加重处罚的结果并不能扭转情势，并不能以惩罚者的过失代替犯罪者的过失，也并不能使犯罪的人转为受损害的人，使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使侵犯人权的人受到人权的保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企图越狱一次，便加重处罚一次，这种作法的结果，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否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并使这种罪行日日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到十九年之久呢？

他再问自己： 人类社会是否有权使它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它那种无理的不关心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同样接受它那种无情的不放心态度，并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呢？贫富的形成往往由于机会，在社会的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乎情理呢？

他提出这些问题，并作出结论以后，他便开始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

他凭心中的愤怒判了它的罪。

他认为社会对他的遭遇是应当负责的，他下定决心，将来总有一天，他要和它算账。他宣称他自己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和别人对他造成的损失，两相比较，太不平衡，他最后的结论是他所受的处罚实际上并不是不公允，而肯定是不平等的。

盛怒可能是疯狂和妄诞的，发怒有时也会发错的，但是，人，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确有理由，是不会愤慨的。冉阿让觉得自己在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所加于他的只是残害。他所看到的社会，历来只是它摆在它的打击对象面前自称为正义的那副怒容。世人和他接触，无非是为了要达到迫害他的目的。他和他们接触，每次都受到打击。从他的幼年，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以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友好的言语，也从没有见过一次和善的嘴脸。由痛苦到痛苦，他逐渐得出了一种结论： 人生即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里，他是一名败兵。他除了仇恨以外没有其他武器。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监牢里磨练他这武器，并带着它出狱。

有些无知的教士在土伦办了一所囚犯学校，把一些必要的课程教给那些不幸人中的有毅力者。他就是那些有毅力者中的一个。他四十岁进学校，学习了读，写，算。他感到提高他的知识，也就是加强他的仇恨。在某种情况下，教育和智力都是可以起济恶的作用的。

有件事说来很可惜，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他接着又审判创造社会的上帝。

他也定了上帝的罪。

在那十九年的苦刑和奴役中，这个人的心是一面上升，一面也堕落了。他一面醒悟，一面糊涂。

我们已经知道，冉阿让并不是一个生性恶劣的人。初进监牢时他还是个好人。他在监牢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仔细想想。

人的性情真能那样彻头彻尾完全改变吗？人由上帝创造，生而性善，能通过人力使他性恶吗？灵魂能不能由于恶劣命运的影响彻底转成恶劣的呢？人心难道也能像矮屋下的背脊一样，因痛苦压迫过甚而蜷屈萎缩变为畸形丑态，造成各种不可救药的残废吗？在每个人的心里，特别是在冉阿让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原始的火星，一种来自上帝的素质，在人间不朽，在天上不灭，可以因善而发扬、鼓舞、光大、昌炽，发为奇观异彩，并且永远也不会完全被恶扑灭吗？

这是一些严重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他如果在土伦看见过这个苦役犯叉着两条胳膊，坐在绞盘的铁杆上休息(休息也就是冉阿让思前想后的时刻)，链头纳在衣袋里，以免拖曳，神情颓丧、严肃、沉默、若有所思；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法律抛弃的贱人经常以愤怒的眼光注视着所有的人，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文明排斥了的罪犯经常以严厉的颜色仰望天空，他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对上面那些问题中最后的一个，回答说：“没有。”

当然，我们也并不想隐瞒，这位作为观察者的生理学家也许会在这种场合，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惨局，他也许会替那个被法律伤害了的人叫屈，可是他却连医治的方法也没有想过，他也许会掉转头，不望那个人心上的伤口，他并且会像那个掉头不望地狱门的但丁，把上帝写在每个人前额上的“希望”二字从这个人的生命中拭去。

他的思想情况，我们已试着分析过了，冉阿让本人对自己的思想情况，是否和我们替本书读者试作的分析一样明白呢？构成冉阿让精神痛苦的那一切因素，在形成以后，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楚呢？在它们一一形成的过程中，他又是否看清楚过呢？他的思想是层层发展的，他日甚一日地被困在许多愁惨的景象中颠来倒去，多年以来，他的精神，就始终被局限在那些景象的范围以内，粗鲁不文的他对这种思想的发展层次是否完全了解呢？他对自己思想的起伏波动是否十分明确呢？那是我们不敢肯定的，也是我们不敢相信的。冉阿让太没有知识了，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但对这些事，却仍是迷迷糊糊的，有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所感受的究竟是什么。冉阿让落在黑暗里，他便在黑暗里吃苦，他便在黑暗里愤恨，我们可以说，他无往而不恨。他经常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如同一个盲人或梦游者一样瞎摸瞎撞。不过，在某些时候，他也会，由于内因或外因，忽然感到一股怒气的突袭，一阵异乎寻常的苦痛，他会感到突然出现一道惨淡的、一闪即逝的光，照彻他的整个心灵，同时也使他命运中的种种险恶的深渊和悲惨的远景，在那片凶光的照射下一齐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

闪光过后仍旧是黑夜沉沉，他在什么地方？他又莫名其妙了。

那种刑罚的最不人道，也就是说，最足以戕贼人的智慧的地方，就是它特别能使人经过一种慢性的毒害逐渐化为野兽，有时还化为猛兽。冉阿让屡次执拗不变地图谋越狱，已足够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那种特殊作用。冉阿让的那种计划完全是无济于事的，愚蠢的，但是只要能得到机会，他总要试一试，绝不想到它的后果，也不想到既得的经验。他像一头狼，看见笼门开了，总要慌忙出逃。本能向他说：“快逃！”理智却会向他说：“待下！”但是面对着那样强烈的引诱，他的理智终于消失了，他有的只是本能。在那里活动着的只是兽性。他在重新被捕以后受到的新处罚，又足以使他更加惊惶失措。

有一件我们不应当忽略的小事，就是他体质强壮，苦役牢里的那些人都比不上他。服劳役时，扭铁索，推绞盘，冉阿让抵得上四个人。他的手举得起、背也能够扛得动非常重大的东西。有时他可以代替一个千斤顶，千斤顶在从前叫做“骄子”，巴黎菜市场附近的那条骄子山街，我们附带说一句，便是以此得名的。他的伙伴们替他起了个诨名，叫冉千斤。一次，土伦市政厅正修理阳台，阳台下面有许多彼惹雕的人形柱，美丽可喜，其中一根脱了榫，几乎倒下来。当时冉阿让正在那里，他居然用肩头撑住了那根柱子等着其余的工人来修理。

他身体的轻捷比他的力气更可观。有些囚徒终年梦想潜逃，于是他们把巧和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真正的科学。那些无时不羡慕飞虫飞鸟的囚徒，每日都练习一种神奇的巧技。冉阿让的特长便是能直登陡壁，在不易发现的凸处找出着力的地方。他在墙角里把肘弯和脚跟靠紧石块上的不平处，便能利用背部和腿弯的伸张力，妖魔似的升到四楼。有时，他还用那种方法直上监狱的房顶。

他很少说话。他从不笑。必得有一种外来的刺激才能使他发出一种像是魔鬼笑声的回音的苦笑，那也是一年难得一两次的事。看他那神气，仿佛随时在留心瞧着一种骇人的东西。

他的确是一心一意在想什么事的样子。

他的禀赋既不完全，智力又受了摧残，通过他那种不健全的辨别能力，他隐约感到有一种怪物附在他身上。他在那种阴暗、惨白、半明不暗的地方过着非人的生活，他每次转过头颈，想往上看时，便又恐怖又愤怒地看见在自己头上，层层叠叠地有一堆大得可怕的东西，法律、偏见、人和事，堆积如山，直到望不见的高度，崇危峻险，令人心悸，它的形状不是他所能知道的，它的体积使他心胆俱裂，这并不是旁的东西，只是那座不可思议的金字塔，我们所谓的文明。这儿那儿，在那堆蠕蠕欲动、形状畸异、忽远忽近的东西上面和一些高不可攀的高原上面，他看见一群群的人，被强烈的光线照得须眉毕现，这儿是携带棍棒的狱卒，手持钢刀的警察，那边是戴着高冠的总主教，最高处，一片圆光的中央，却是戴着冠冕、耀人眼睛的帝王。远处的那些奇观异彩似乎不但不能惊醒他的沉梦，反而使他更加悲伤，更加惶惑。举凡法律、偏见、物体、人和事，都按上帝在文明方面所指定的神秘复杂的动态，在他的头上来来去去，用一种凶残却又平和、安详却又苛刻、无可言状的态度在践踏他，蹂躏他。所有沉在恶运底下、陷在无人怜恤的十八层地狱里面、被法律所摈弃的人们，觉得这个社会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他们的头上，这种社会对处在它外面的人是多么可怕，对处在它下面的人是多么可怕。

冉阿让在这种情况下，东想西想，但是他的思想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呢？

假使磨盘底下的黍粒有思维的能力，它所想的也许就是冉阿让所想的了。

结果，那种充满了鬼影的现实和充满了现实的鬼域替他构成了一种几乎无可言喻的内心状况。

有时，他正在干着牢里的工作，会忽然停着不动，细想起来。他的那种比以前更加成熟、但也更加混乱的理性起来反抗了。他觉得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环绕他的一切都是不近人情的。他常对自己说这是一场梦，他望着那个站在他几步以外的狱卒，会觉得那是一个鬼，那个鬼突然给他吃了一棍。

对他来说，这个历历可见的自然界是若有若无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对冉阿让，无所谓太阳，无所谓春秋佳日，无所谓晴空，无所谓四月天的清凉晓色。我不知道是怎样一种黯淡的光经常照着他的心。

最后，如果我们要把我们以上所谈的一切，择其可以总括的总括起来，指出一个明确的结果的话，我们只能说，冉阿让，法维洛勒的一个安分守己的修树枝工人，土伦的一个强顽的囚犯，由于监狱潜移默化的作用，十九年来已有能力做出两种坏行为： 第一种坏行为是急切的、不假思索的、轻躁的、完全出自本能的，是对他所受痛苦的反击；第二种坏行为是阴沉的、持重的、平心静气考虑过的、用他从痛苦中得来的那种错误观念深思熟虑过的。他的打算经常通过三个连续的层次： 思考，决心，固执；只有某种性格的人才会走上这条路。起因是由于一贯愤慨，心灵的苦闷，由于受虐待而引起的深刻的恶感、对人的反抗，包括对善良、无辜、公正的人的反抗，假如世上真有这几种人的话。他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全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那种仇恨，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某种神智来加以制止，就可以在一定的时刻变成对社会的仇恨，再变成对人类的仇恨，再变成对造物的仇恨，最后变成一种无目标、无止境、凶狠残暴的为害欲，不问是谁，逢人便害。我们知道，那张护照称冉阿让“为人异常险狠”，不是没有理由的。

年复一年，这个人的心慢慢地、但是无可挽救地越变越硬了。他的心一硬，他的眼泪也就干了。直到他出狱的那天，十九年中，他没有流过一滴泪。

(李丹、方于译)

注释：

意大利前线，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

“Buonaparte”，拿破仑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1768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

芒泰诺泰(Montenott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

克洛德·格(Claude Gueux)，雨果1834年为穷苦人民呼吁的小说《克洛德·格》的主角。

【赏析文章】

1861年6月30日上午8时半，维克多·雨果，法兰西一代文豪，流亡在大西洋上的盖纳西岛，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是一幅辉煌的画卷。画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经历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一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这里，整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 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坟场，郊区寒酸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龙，资产阶级的家庭，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惨厉绝伦的滑铁卢战场，战火纷飞的街垒，藏污纳垢的下水道……这一漫长浩大的画卷中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而画幅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小说中的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说里写出“本世纪”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在他看来，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下层人民的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并无变化，他以冉阿让、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是一个人的史诗，但又不限于个人的意义。主人公冉阿让的经历具有明显的奥德修斯式的传奇性，他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他所遇到的厄运与磨难是那么严峻，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惊险，所有这一切都不下于古代史诗《奥德修记》中主人公的历险。与奥德修斯的史诗不同的是，冉阿让的史诗主要是以他向资产阶级社会强加在他头上的迫害、向不断威胁他的资产阶级法律作斗争为内容的。正因为冉阿让要对付的是庞大的压在头上的社会机器与编织得非常严密的法律之网，雨果要使这个人物的斗争史诗能够进行下去，就必须赋予他以惊人的刚毅、非凡的体力、罕见的勇敢机智。冉阿让得到了所有这一切，他近乎神奇的本领使他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对他的迫害。不仅如此，他还被作者赋予现代文明社会的活动能力，他从事工业，有所发明创造，一度成为一个治理有方、改变了一个小城整个面貌的行政长官。雨果笔下的这个人物几乎具有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

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像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正像他在传奇般的经历中要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险阻一样，他在精神历程中也要绕过、战胜种种为我的利己主义的暗礁，才能达到他那种不平凡的精神高度，才能有他那种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义举，而且，这种暗礁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的险阻更难于超越，需要有更大的勇气与坚毅。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这是一种浩博精神的结晶，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晶。

雨果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是什么思想促使他去写这样一部讲述下层人民苦难的巨著、用小说全部的形象力量来提出劳苦人民的悲怆命运问题？这就是人道主义的思想。

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判处了五年劳役，出狱后又在就业中屡遭拒绝。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使他产生了写《悲惨世界》的意图。他把这个事件作为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蓝本，并让冉阿让终生遭到法律的迫害，以此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与内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赛特、商马第等其他社会下层人物的不幸与苦难作为补充，在小说里倾注了他真诚的人道主义同情。他这种同情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是那么渗透弥漫在整个悲惨世界里，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一种浩博之感。

这种人道主义同情还推动雨果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他整部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在《悲惨世界》里，与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时并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抗议。在这里，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出发点，也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尺度。

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们身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道主义爱心，而且他们这种爱，还能感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道主义的仁爱在小说里就成为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这种近乎童话的描写，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种局限。

这是高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体现。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1832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出色描写与热情歌颂。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像《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热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色彩、细致的笔法绘制出来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种辉煌的风格。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部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点，事实上也突破了人道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家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还鲜明地表现为对起义民众、革命人民的热情礼赞。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与象征： 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体中，突出了安灼拉、马白夫与伽弗洛什这三个英雄人物。安灼拉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街垒起义的组织者、领导人，雨果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家圣鞠斯特为蓝本塑造了这个人物，用饱满的笔墨使他成为19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中的一员，是起义者中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红旗这一悲壮的场面，雨果是以庄严的颂歌的笔调写出来的，并对此发出了热情的礼赞。伽弗洛什，这个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性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这三个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出他们的高大身躯，正是出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体的热情。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种素质、四个方面。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19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悲惨世界》问世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柳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