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的花园·多诺索》原文|读后感|赏析

【作品提要】

《旁边的花园》于1981年在巴塞罗那由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讲述了流亡在西班牙的智利作家胡利奥和妻子葛洛莉娅的生活。他们由于国内的政变被迫来到西班牙，因为生活与写作的不顺，两人终日争吵，儿子也离家出走。一个夏天，胡利奥受朋友的邀请，住在朋友的豪宅中修改被退回的书稿，终日沉浸在对往日的回忆中，并窥视着旁边花园中的金发女郎。在与妻子的矛盾日益加深与稿件的再次被退回后，他在与妻子一道去看望儿子的旅行中逃离，不知所踪。小说还有另一个结局——胡利奥还是回来了，《旁边的花园》不过是他妻子一部成功的小说。

【作品选录】

我拉开卧室的窗帘，一霎那，太阳从抖动的树叶中直接照射着我，照花了我的眼睛： 旁边的花园的那棵鳄梨树下，我那瘫痪的父亲打着榧子想叫小狗卧在他脚下，也许他只是想叫我吧，因为他从坟墓里看见我正躲在这帷帘中间。快来给垂危的母亲合上眼睛吧，哥哥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绝望地对我说，母亲已经活不长了，她总是问起你，问起葛洛莉娅和帕特利克……她忧心忡忡地问： 他们怎么样了？为什么不来给我合上眼睛？难道他们不知道从我床上，看到的仿佛是一股强烈的光芒，简直要把我的眼睛弄瞎了吗？可是，等把我抬到棺材里去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

可是，爸爸，怎么能回智利呀？您难道没有看见局势迫使我选择了远离智利的生活吗？智利是个孤立的、小小的、可以把人保护起来的子宫，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危险，可是和外边相比，它还能保护人，因为外边太不讲仁慈了，在那里我们不得不脱胎换骨。为了免得母亲难过，我哥哥塞巴斯蒂安没告诉喊着要见我们的老人家，不提有时候我们甚至没钱给儿子下学时买一份冰淇淋。帕托走在镶木地板上的脚步声。他在掏我的裤兜。他已经找不到从前的那些硬币了，那是我当教授挣的薪金里的一部分。塞巴斯蒂安，你不要告诉妈妈，她还不知道我已经用今后得到的，为数可能不多的遗产作为抵押，向你借了钱，以便能维持一个月、两个月、半年的生活。

从这个窗口我看见父亲的手在挥动，他是在否定，他是在强调，他说：“你别来这一套，这不能成为你不回来给你母亲合上眼睛的理由，钱的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是你不愿意见到国民议会被解散的尴尬场面——爸爸，您是怎么知道的？您是在人民联盟时期的最后一年死去的，那时候国民议会还没有解散呢——这个议会，我曾作为咱家所属的那个地区的议员，在那里呆了许多年。我象征着一个文明人，尽管也许有点不太应该地属于自由派，但是，至少是受过相当多的教育吧。应当说实话，胡利奥，我这个议员哪，早就黯然失色了，我很少参加辩论，也不承担什么使命。当别的演说家在说着他们没有必要陈述的理由时，我们就坐在板凳上打哈欠，因为谁也不感兴趣，问题在于常常有人把沾亲带故的庄园里的雇工拉来，为当老板的候选人投票……还有，我和其他与我一样对事情持无所谓态度的议员一起聚在牌桌周围。正因为这样你才不肯回来。他老人家什么也不相信。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他全不信。然而我的母亲，她正在那里挣扎，她的那个天地里，一种邪恶的下意识的短路使她不能像往常那样完美地、热情地、总是常有过分的爱和恨去接受事物，她逐渐失去体重，最后变得像一只麻雀似地躺在那里，连床单的摩擦也会伤害她。她没能看到今年的夏天，前几年夏天她也没能看到，从她的床头紧靠着的窗户，她没能看到那棵布拉斯李子树，当那些人来将她带走时，她曾在那棵树下等待着他们。她也没看到这些浓阴，这些枝条。一个小小的女孩，她孤零零在这么大的花园里干什么呢……她手里拿着一只塑料黄母鸡。光是拉开窗帘还不够，我打开了窗户。在夏日马德里市中心炽热的、带有化学气味的空气里，我能听到几条街以外的四周尽是车辆的喧闹声，在这一片绿阴的微气象中，在偌大的一座花园的树木笼罩下，一个那么小的女孩在玩耍，她在树影间忽隐忽现。她唱道：

午安，玛珈丽特……

“你怎么用德语唱歌呀？”我母亲问她的孙女安德莱阿，她一直是由她的德国外婆带大的，直到后来，那可怜的外国老太太回到她的故城汉堡，她宁可孤孤单单地在那里的一家养老院里死去，也不愿意在生长着鳄梨树和美洲杉的古怪国家里升天，她在那里住了六十年，一讲起卡斯提亚语仍带怪调。

“这个小姑娘怎么用德语唱歌呢？我猜她大概是安提亚公爵的孙女吧。”

就像我父亲的那些问题一样，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必忙于回答，不需任何回答，因为我知道抱着塑料小鸡用德语唱歌的小姑娘，现在是坐在我母亲床前看护她的那位夫人。母亲目光锐利： 也许她猜得出，我不回智利的一切理由都是些与她的死有关的借口。我关上窗户，现在父亲把小姑娘抱在膝头上了，我关窗是为了不叫那个小姑娘和父亲知道我不回智利是有其他理由的，是些很不光彩、不可原谅的理由： 那就是怕母亲垂危的时间延至一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她已经拖了这么多年。我怕自己不忍和她诀别，变卖房屋、拍卖家具。我怕一天又一天地滞留在智利，远离我的妻子，有时我觉得我的婚姻像所有的婚姻一样平庸，然而我不能否定它仍具有力量；远离我的儿子，由于我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父亲，他就把我看成暴君；远离位于欧洲的“那堵白色的围墙和那棵挺拔的柏树”；远离那毫无道理的希望——离巴塞罗那各家出版社比较近而带来的希望，那些出版社邀请了不少拉丁美洲作家，或者是作家们请来了出版社，或者，这一切都是努莉娅·蒙克露丝杜撰的，我暂时陷落在那里了，因为我缺少可以超越地方事件，不顾地方色彩和地方要求的视野，我则由于对一切都带有令人窒息的亲切感，从而被它吞噬，因为我的作品文如其人。在智利那边，不允许一个人成为一张假面具的同义词，而在这里，我有许多张假面具，我可以任选一面，随意更换，在那里我则不能，不能随意改变面具，因为人们将从我的装束，我的词汇，我的语调，我的方式方法和我的爱好上立即认出我来，不，在那里我无法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去行事，而不像我在欧洲这样，妈妈，在这里，为了得到成为自由人的快乐，我必须付出代价，那不是用任何金钱，而是用令人生畏的孤独作代价的，那就是无人有兴趣来辨别我属于哪一类人，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是个外乡人，尽管到处都有人邀请我，或是去吃阿根廷烤牛肉，或是去吃智利的嫩玉米饼，还有秘鲁的烤牛心串和巴棱西亚的海鲜烧大米饭……因此，妈妈，由于害怕目睹您故去，我将不去为您合上眼睛。

我点头表示同意，此时微微一震，列车从曲艾卡开走了。那么，我何时才能回到我那窗前，回到我那明媚的、生长着鳄梨树和南美杉的花园，回到那棵老布拉斯李子树阴下的藤椅旁呢？母亲总是等待，等待人们来看望她。尽管太阳从栗树顶端直射下来，花园仍然非常阴凉宁静，因为，在只有被树枝的沙沙声才打破宁静包围着的房屋中，有个人危在旦夕。这里有一位留着沉甸甸、像口金钟的披肩发女郎，她从树阴中走到阳光下，她像是作为与死亡相对照的形象出现的，此时，我真希望今天下午她与凯蒂把我排除在日程之外，这样我便可以孤独地站在那扇窗户旁。我问葛洛莉娅：

“今天晚上有什么吃的吗？”

对于她怎么回答我并不感兴趣，甚至向她提出这个问题也并没有什么目的，这是一句老话，由于说得太多，用得太陈旧，因而变得非常温柔和光滑，就像那些说个不停的话的回声似的。这些话是，例如： 今天晚上他们拿什么给我吃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呀？罗莎，今天晚上你给我点什么吃的？他们给我们吃什么呀？从来不会是什么炸鱿鱼之类的东西……我要是向她提议在西班牙尝一份炸鱿鱼，她得恶心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将会恶心死了，因为她并没有像早已想好的那样前来看望我们，当她还能写信的时候，她给我们写道，她想念帕托。但是她没能来到这里，因为她已经不能离开那花园了，村子里的妇女们到花园里去看望她，阿连德时期，那些妇女并没有疏远她，也有些妇女曾不理睬她，但是她原谅了她们，因为她们现在又挨饿了，她们现在又饿又怕，两者混在一起，然而害怕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饥饿而已，她已经离不开花园了，以后就离不开屋子了，以后就离不开卧室了，现在，她离不开床了： 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死神一步步逼近之前，她只能短暂地认出所有等候在旁边的人，这步步进逼的死神将她变成一具残骸，仅靠导管里的气泡和为她进食的一瓶瓶生理食盐水才将她与死神分开。

“今天晚上有什么吃的？”

“我怎能不给我姐姐玛尔塔的儿子提供避难的地方呢？虽然他也是该死的疯狂的人民联盟的一分子”这样，政变的当天晚上她就把我表弟塞尔西奥藏在她的地窖里，那里堆满一包包白糖、面粉、茶叶、咖啡和面条，这些囤积起来的食品是为了防备食品匮乏。这样就不怕阿连德这个强盗打算饿死我们了，她是这样说的，他就藏在这一包包食品之中。吃吧，吃吧，我什么都有。葛洛莉娅、帕托和我，靠我当大学教授的工资几乎维持不了生活，我们便搬进了母亲的住宅，那里有的是为主人效劳了一辈子的仆人，物质条件也很丰富，这不仅仅是我们，也是很多人多年不曾享受过的。那些还没有背叛她的妇女们争着替她排队，用她的钱买东西：“在乌尼科帕卖肉鸡呢，快点，就要卖完了……”“阿尔玛克商店来白糖啦！”——她的那些女人们便从这儿跑到那儿。她则给她们一点什么东西来报答她们长时间的排队。她把剩下的东西收到口袋里或盒子里藏入地窖，塞尔西奥就藏在这些口袋或盒子中间。自由党议员的遗孀理应特别受到尊重，塞尔西奥知道谁都不会怀疑她，因为人们指责我们是传统结构的堡垒，而我父亲也确实以他那微不足道的、很不突出的一票维护传统结构。塞尔西奥想： 他们是绝对不会到这里来找我的。然而他们来了，那是一天下午，母亲由于刚开始发烧，她卧床不起。快点，快点，在他们进来之前让塞尔西奥上来，让他藏到我床底下，他们会搜查地窖，但是决不敢钻到我的床底下。他们没能找到他，走了。他们从高贵的议员遗孀的门口退了回去。那天夜里，塞尔西奥从后围墙跳了出去。那围墙把我家与一所等待拆毁的空宅隔开。两天以后，当他穿过一片旷野向奥尔穆厄山脉跑去的时候，一颗子弹从背后打来，他倒下了，他是那些殉难者中的一员，不管他们有没有过错，他们死于那次不应忘却的屠杀之中。后来，他们又来了，而且带走了我母亲，她是坐在那棵布拉斯李树下那张白色藤椅上等着他们的。他们也把我带走了。他们将她扣留了五个钟头，并没审问她，也没有给她饭吃。在放走她之前，通知她说，终于可以给她饭吃了，以便恢复气力。也许她没有察觉自己面对的是当局，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每天她都对厨娘说的话：

“今天晚上有什么吃的？”

他们蒙上了她的眼睛，她承认，是恭恭敬敬地蒙上的，“因为很明显，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并且，把她带到夜幕中圣地亚哥市中心一个宁静的街区，把她放了。她筋疲力尽，从那里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里： 葛洛莉娅已经泣不成声，因为他们把我也抓走了，她正在等待，她给有办法的亲戚们打电话，叫塞巴斯蒂安想法子，因为他什么人都认识，终于，六天之后，她使我不经审问便获得了自由。当我回到母亲的家里时，我也问道：

“晚上有什么吃的？”

“你们走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对我们说的，正是那时，她开始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理智，“这个国家已经不是共和国了，议会都解散了，你们既然还能走，那就走吧。一个国家没有了议会，还有什么用呢？我得留下来，在国外我能干什么呢？都这把年纪了，离开我的家、我的花园、没有伺候我一辈子的厨娘和阿尔梅达师傅，我可怎么生活呢？”

阿尔梅达师傅曾经和她一道嫁接牡丹，在政局紧张之前，他的全部工作就集中在这上面。那些花曾在花卉展览上获奖，几年前，那还是在弗雷依时期，他齿落腿瘸，大醉酩酊，最后死在医院里。母亲谈到他的时候，我并没发觉她搞错了。只是在十天之后，也就是我从监狱中出来15天后，这时我已经被解除了在大学里的职务，我们乘飞机穿越安第斯山脉朝西班牙飞去时，我突然对正在哭个不停的葛洛莉娅说：

“可是阿尔梅达师傅五年前就死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今天晚上有什么吃的，爸爸？”帕托问。

我不愿回去看母亲。她已死了： 在机场上，她留在那小小门框的另一边，从那里和我们道别，她嵌在那门框里，就像被装在棺材里一样。我用这个幻觉当作远离母亲的一种办法： 她已经死了。因此，再要回去就毫无道理了。再说，回到哪里去呢？那座花园已不复存在，既没有沙沙作响的树叶，也没有那个虽然我听不见节拍，但是看得见正在跳舞的闪闪发光的金钟所代表的勃勃生机。今天晚上吃什么？尽管恐怖正在吞噬我们，从母亲和逮捕她的那些人脑中闪过的唯一念头竟是这个，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时，我们都想笑。塞巴斯蒂安说，这在妈妈身上是最典型的。我也这么说，塞巴斯蒂安的孩子们也笑着说，奶奶最典型的就是首先想到吃饭。

政变之前，左派的方案由于自身的负担和外来的压力已开始出现裂纹，恰恰在这时候，我父亲死去，因为他看到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就是在那时候，我母亲在摈斥皮诺切特或阿连德的同时拒绝进食，虽然她从不饮食过量，对于她来说，皮诺切特和阿连德没什么两样。她说，孩子，他们俩都是疯子和无耻之徒。后来，当她知道商店里“什么都有”，人们已经不必排队或乞讨时，便为新元首祝福，虽然他对她、对我，都曾有过污辱人格的行为，虽然他使得她的心肝儿宝贝帕托和葛洛莉娅远远地离开了她，虽然他使得我父亲的议会解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子里的那些女人们又开始聚集在她的门前，她们衣衫褴褛，胆战心惊，她们的丈夫死去，孩子们失踪，那是她不能容忍的另一种饥饿，恐惧是饥饿的另一种更可怕的翻版。塞巴斯蒂安在写给我的信中说道，她送点东西给她们，但是有什么用呢？不可能使任何人复活，更不可能使共产党员和人民联盟复活。虽然由于工厂关闭，她们的丈夫失业，她也养活不了她们所有的人。她已经忘记了九月十一日事件，皮诺切特的名字已经从她的脑中抹去，由于她最近得了精神病，她将阿连德和皮诺切特的日期和界线抹去了，她延长了阿连德的过失，这个过失，根据她的理解，就是缺少做点心的面粉，这样，便是以这种死亡取代另一种死亡，以这种饥饿取代另一种饥饿。渐渐地，她的家人地位日趋巩固，甚至有点发迹，她还是弄不明白。渐渐地，我母亲吃东西越来越少，几乎什么都不吃了，他们告诉我，她和她那些女人们呆在一起，体重越来越轻，她厌恶地推开食物，到后来就不吃任何东西了，她的口腔和食道长满了疮，他们用管子给她进食，用塑料管给她抽出唾液，免得咽唾液的时候痛疼。她的眼睛已看不清了，她一点分量都没有了。她专门痛骂那野蛮的阿连德，是他使她一部分家人流亡在外。她说，可别让帕蒂托缺少什么东西，说这可怜的孩子和葛洛莉娅在国外准在挨饿吧，葛洛莉娅多招人喜欢呀，她真聪明，但是不能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家庭主妇，真不知道她怎么安排才不至于挨饿，我的上帝啊！她只能用一种呜噜呜噜的声音讲话了。是她，而不是帕托，不是葛洛莉娅，不是我，也不是她的那群妇女在挨饿，而是她在替我们挨饿，她快要饿死了，她是那正在消失的残迹，是在这花园里瑟瑟发抖的那一片树叶……如今它已僵住不动，树枝枯秃，由于寒冷，草坪变得枯焦，由于冰霜，大地变得坚硬……然而，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已经死去，那鳄梨树、南美杉、橙树、玉兰的树叶尚未脱落，还在闪动着绿莹莹的光芒。

(段若川　译)

注释：

此句原文为德语。

弗雷依(1911—1970)： 智利天主教民主党首领，1964年任总统。

【赏析】

精神的花园

你说：“我一定能找到另一座更美的城市，

另一块土地，另一片海洋，

因为我在这里的每一次努力都注定失败，我的心在死亡，

就像我无限忧伤的思绪一样。

回顾往昔，

只看到我生活中阴暗的废墟，还有在这里度过或荒废的时光。”

你将找不到另一块土地和另一片海洋，

这座城市将永远在你心底埋藏。

你将回到原来的街巷。

你将在原来的市郊衰老；

在原来的房屋变得白发苍苍。

因为城市总是那同一座，你不必另外寻找，

——因为它不存在，既没有通路也没有舟桨。

在这里失去的生活，你已经将它毁掉，在整个大地上。

康斯坦丁诺·卡瓦菲斯

这是《旁边的花园》开篇所引用的诗，它似乎已道出了小说的主旨之一——无论是旁边的花园还是自己的花园，无论你追求的是什么，“城市总是那同一座”。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流亡作家胡利奥夫妇的故事，在一个夏天搬到了他们的朋友、名画家潘乔的豪华公寓中，本来应该认真修改小说稿的胡利奥却终日站在窗口，窥视着邻居西班牙公爵家的花园——也就是“旁边的花园”。与此同时，胡利奥夫妻俩冲突不断。在稿子再次被退回后，胡利奥终于不堪重负，离家出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将胜利让给了他的妻子。节选部分就是摘自胡利奥面对旁边的花园，即公爵家的花园时的思绪，以及出走前在乞丐身上得到的启发。

正如在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胡利奥夫妇是因不堪国内的专制而流亡国外的。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幻想——在“旁边的花园”中有着更多的自由，能活得更像一个有尊严的人，因为，此时他们“自己的花园”中充满了专制与饥饿。而从人的本性来看，人们对“旁边的花园”总是充满幻想的，尤其是在对“自己的花园”不满之时。但是，在“旁边的花园”中，他们却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与生活，终日活在失落当中。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胡利奥与他的妻子葛洛莉娅便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尽管喝白兰地，服镇静剂，葛洛莉娅和我碰上点儿事还是争吵不休，好像整整一年的积怨随着七八月的来临一股脑都爆发出来了，而且越吵越凶”。

汉代有一群文人，离乡背井来到长安，希冀获得一官半职。《古诗十九首》便表达了这群人远离家乡的愁绪和对人生无常的无奈。胡利奥离开智利，本是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远离专制，远离饥饿，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西班牙就是胡利奥的“长安”。在这里，有更多的出版社，有他的希望，所以他不愿离开这里，甚至不愿回去为临死的母亲合上双眼。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觉得生活美好，反而终日生活在颓废与失败之中，他的小说永远改不好，他和葛洛莉娅永远处不好，他在儿子心中永远是暴君，儿子甚至离家出走。在失败的阴影下，他便终日窥视着旁边的花园，沉迷于那个头发如同一口沉甸甸的金钟的侯爵夫人。

可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这也无法对他的心灵产生慰藉。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公爵家的花园，那终究是“旁边的花园”，自己的花园又在哪里？在胡利奥的意识中，自己的花园总与旁边的花园如影相随，挥之不去。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自己的花园象征着他追求的美好事物，也是他对自己在智利故居中的生活的回忆。旁边花园中的金发女郎，自己花园中的母亲，生气勃勃的金发女郎，日益衰弱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那挨饿的、衰弱的母亲，实际就是胡利奥精神中祖国的象征，“旁边的花园”虽然充满诱惑，但在“自己的花园”中他才拥有灵魂。他思念自己的母亲，思念着自己的祖国，但又不愿回去，因为他还没有放弃对成功的追求，不愿让江东父老看到他的落魄，也因为他不愿看到会饿死的母亲，不愿看到承受着“恐惧”这种饥饿的祖国。他之所以留恋着旁边的花园，只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花园。

胡利奥就是这样一个上下求索的追求者，也是一个逃避者。他在西班牙失败潦倒，却依旧不愿放弃对成功的追求；他思念自己的母亲、祖国，却又不愿回去，他不愿自己的失败被母亲看见，不愿亲眼看见母亲死去；他也不愿离开妻子、儿子，因为“有时我觉得我的婚姻像所有婚姻一样平庸，然而我不能否定它仍具有力量”。他说服自己，自己的花园没了，母亲已经在他的精神上死亡，但当母亲真正死去时，他仍抓住智利故居不放，仍想守住自己精神上唯一的家园，哪怕自己已经穷极潦倒，妻子也因此精神崩溃。这时的胡利奥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守住自己精神上的一切，但却无能为力，似乎什么也抓不到。他知道，如果他与周围妥协，那么他的生活便会得到改善，那样哪怕他在旁边的花园也会生活得惬意，但他依旧固守着自己精神上的花园，固守着自己灵魂的落脚处，直到他的小说稿再次被退回。

终于，他彻底崩溃了，偷卖掉潘乔的画，带上葛洛莉娅去旅行。在途中，他遇见了一个乞丐，他在乞丐身上得到启发，选择了承认失败，彻底地放弃一切。于是，一天夜晚，他抛下葛洛莉娅出走了。但是文本在这里又有了一个转折，在胡利奥出走后，又出现了一章，有了新的结局，胡利奥并没出走，他回来了，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不再继续被野心所奴役——即企图召唤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他放弃了写小说，放弃了智利的故居，开始了与现实妥协的生活，于是，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又当上了大学教授，开始翻译，他与妻子之间也停止了争吵，日子趋于平静，妻子也获得了成功。原来前面的一切不过是他妻子的小说。他放弃了自己的花园，安然地呆在了旁边的花园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儿子，都认为胡利奥没有创作的天分，所以当他放弃所有追求、安于命运的安排时，大家都松了口气，但这是好还是不好？作品让人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困惑，人是否在艰难时就该安于命运的安排，放弃精神上的花园？人在对美的追求与对现实的妥协之间，到底孰轻孰重？胡利奥在经过了上下求索后，终于选择了放弃，选择了面对自己的失败。这正应验了老子《道德经》中的“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这句话，只有什么都不去想得到，才会什么都不会失去。

(曾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