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格拉斯》原文|读后感|赏析

【作品提要】

奥斯卡一出生就能听懂大人的话。到了3岁生日那天，他得到了一个铁皮鼓，从此鼓不离身，每天敲个不停。他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来，以便不再长个儿，避免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凭借一副能喊碎玻璃的嗓子，他成功地逃离了学校。他的父亲马特策拉放任他的母亲阿格内斯和她表哥扬保持着肉体关系。阿格内斯怀孕了，心中忏悔痛苦，最终暴食而死。奥斯卡一直认为自己是扬的儿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居住的但泽成了德军和波兰交火的战场，扬稀里糊涂地参加了波兰邮局保卫战，后被德军枪决。奥斯卡以前结识的侏儒贝布拉邀请他参加纳粹宣传部下属的前线剧团，奔赴各地演出。剧团解散后，他回到但泽，又成为和希特勒青年团作对的组织“撒灰者”的首领。不久，苏军进攻但泽。马策特拉因为参加过纳粹党，惊恐万分，被苏军打死。葬礼上，奥斯卡扔掉铁皮鼓，开始长个儿。战后，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在“经济奇迹”时代名利双收。他故意制造了一场杀人逃亡的事件，被关进护理院。在那里他回顾过去，内心不得平静。

【作品选录】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意儿： 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是在马戏团囚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躲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

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演讲台，坐满演讲台，从演讲台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演讲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演讲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面！”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你，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 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演讲台上，还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演讲台上找不到地方，演讲台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千万别在演讲台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义！”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义很多。今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 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也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笫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 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马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色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马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只好悄悄溜走。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亲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扬——我当时已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生身之父——踏进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您会问，非去五月草场不可吗？请您相信我的话，星期天港口码头歇工，我也不会拿定主意到森林里去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吸引力。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军，但是，在童子军集会上那种受压抑的性爱和五月草场上那种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尽管您现在会把我说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

在那里讲话的，不是格赖泽尔，就是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格赖泽尔从未特别引起过我的注意。他过于温和，后来他的区长之职被一个巴伐利亚人取而代之，此人名叫福斯特尔，大胆泼辣得多。照理应当由勒布扎克来取代福斯特尔。是啊，如果勒布扎克不是驼背，那个菲尔特人就很难在我们这个港口城市称王称霸。纳粹党看出勒布扎克的隆肉里蕴藏着高度的智慧，因此量材录用，任他为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精通他所干的那一行。福斯特尔只会用他那种令人作呕的巴伐利亚腔大喊大叫“回归帝国”，勒布扎克却能详加发挥。他会讲各种但泽方言，谈关于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的笑话，懂得如何同席哈乌的码头工人，奥拉的市民，埃马乌斯、席德利茨、比格尔维森和普劳斯特的市民讲话。他身上的褐色制服，使他的驼背显得更加突出。逢到他在对付过分认真的共产党人和答复几个社会党人有气无力的诘问时，听这个矮小子讲话，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乐趣。

勒布扎克很机智，会讲俏皮话，这个他可以从隆肉里信手捡来。他自称驼背勒布扎克，群众一听就乐。勒布扎克说，他宁肯失去驼背，也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显而易见，他不会失去驼背，隆肉是不可动摇的。因此，驼背是正确的，纳粹党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一种思想的理想的基础就是隆肉。

无论格赖泽尔和勒布扎克或者后来的福斯特尔，都是站在演讲台上向大家讲话的。这是小贝布拉先生备加赞扬的那些演讲台中的一个。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站在演讲台上、显得很有天才的驼背勒布扎克当成了贝布拉派来的使者，他身穿褐色制服，站在演讲台上，捍卫贝布拉的事业，从根本上说，也等于捍卫我的事业。

演讲台是干什么用的？建造演讲台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将来登台的是谁，站在台前面的又是谁，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必须是对称的。体育馆旁五月草场上的演讲台，也是以对称为显著特点的。且让我们由上往下看： 六面“+”字旗一字儿排开。下面是大旗、小旗、锦旗。台底是一排党卫军，黑制服，冲锋帽，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接着是一排冲锋队，在唱歌和讲演时，他们用手捏着腰带扣。随后坐着几排一身制服的党员同志，在小讲坛后，坐着的又是党员同志，一副慈母面容的妇女同盟领袖，穿平民服的市参议院代表，来自德国的宾客，警察局长或他的副手。

演讲台台基前，站着希特勒青年团，确切地说，是本地少年队的军号队和本地希特勒青年团的军鼓队，使前台显得青春焕发。在某几次集会时，还有队伍左右对称的混声合唱队，或者喊口号，或者唱深受欢迎的《东风之歌》，据歌词中说，旗帜招展，需借东风，至于其他风向，统统不及东风能使旗帜充分展开。

吻过我额头的贝布拉还说过：“奥斯卡，切莫站在演讲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演讲台上！”

我多半能在妇女同盟领袖中间找到一个座位。遗憾的是，这些太太们在集会期间出于宣传的目的，不停地抚摩我。由于军鼓队不要我的鼓，所以我不得不加入到台基前定音鼓、小鼓和军号的队伍里去。我想同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搭讪，可惜没成功。我完全把他搞错了。他既非如我所希望的是贝布拉的使者，对我身材真正的大小也一无所知，尽管他自己的隆肉大有见长的希望。

一次星期天集会时，我在演讲台上走到台前，对勒布扎克行了纳粹党的举手礼，先是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随后眨巴着眼睛低声向他说：“贝布拉是我们的元首！”勒布扎克并没有恍然大悟，而是像纳粹党妇女同盟的领袖们一样地抚摩我，末了，他让人把奥斯卡从演讲台上领走，因为他得继续演讲。德国女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把我夹在中间，在整个集会过程中，一直问我“爹娘”的情况。

因此，毫不足怪，我在一九三四年夏还没有受到勒姆政变影响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党感到失望。我越是长久地从正面去观察演讲台，越是怀疑那种对称——虽有勒布扎克的驼背，但未能充分将它衬托出来。我的批评首先针对那些鼓手和军号手，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我在集会时同演讲台台基前的青年鼓手和军号手进行了一番较量。

马策拉特九点离家。为让他准时出门，我还帮他擦亮褐色皮绑腿。尽管时间这么早，天气已经热得难以忍受，马策拉特还没到户外，他的汗水已把党衫袖子下面都渍成深褐色了，汗迹越来越大。准九点半，扬·布朗斯基身穿透风的浅色夏装，脚登穿孔的浅口便鞋，头戴草帽跨进门来。扬同我玩了一会儿，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我妈妈，她昨晚刚洗过头发。我马上察觉，待在此地有碍他们两人谈话，不仅妈妈举止僵硬，扬的动作也受拘束。他显然觉得身上那条夏天穿的轻薄裤子太紧了。于是，我溜走了，跟着马策拉特的足迹，可是并不把他看作自己的榜样。我不走大街，因为那里满是向五月草场蜂拥而去的穿制服的人群。我第一次穿过体育馆旁边的网球场到集会地点去。这样一绕，使我看到了演讲台背面的全貌。

您可曾从背面看过演讲台吗？我想提个建议，所有的人在他们聚集于演讲台正面之前，应当先了解一下演讲台背面是什么模样。不论是谁，只要从背面看过演讲台，而且看个仔细的话，他就立地被画上护身符，从此不会再受演讲台上任何形式的魔术的诱惑。从背面看教堂的祭坛，其结果也类似；这个，下文再叙。

早已具备穷根究底的性格的奥斯卡，并不满足于只看到毫无修饰、丑陋毕露的支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贝布拉的话。演讲台本来只是供人从正面看的，他却朝它的背面走去。他抱着出门必带的鼓，穿过立柱，脑袋撞上一根凸出的横木，膝盖被一枚恶狠狠地穿透木头的钉子划破，头顶上先是党员同志的皮靴咯咯声，随后是妇女同盟成员小皮鞋的擦地声，终于来到了八月的天气使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他在台基内部一块胶合板后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既能安安稳稳地享受一次政治集会的音响魅力，又不会被旗帜惹得分心，或者被制服刺伤眼睛。

我蹲在演讲台底下。在我的左、右、上方，站着少年队年纪较小的鼓手和希特勒青年团年纪较大的鼓手，他们叉开着腿，在阳光照射下眯缝着眼睛。再就是群众。我从演讲台木板缝里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他们摩肩接踵，身穿假日盛装，有的步行而来，有的搭乘电车，部分人望完早弥撒，感到在那里不能令人满意，有的挽着未婚妻，带她来见见世面，有的想在创造历史的时刻亲临现场，尽管这一来整个上午就泡汤了。

不，奥斯卡对自己说，不能让他们白跑。他把眼睛贴在木板节孔上，发现从兴登堡林阴大道传来了喧闹声。他们来了！乐队队长高喊口令，挥动指挥棒，队员们举起军号，嘴唇对准吹口，用糟糕透顶的军乐吹奏技法，吹响了他们擦得锃亮的铜管乐器，使奥斯卡听了感到悲痛，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怜的冲锋队员布兰德，可怜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你们白白地倒了下去！”

紧接着，在小牛皮蒙的鼓上敲出了密集的咚咚声，仿佛他们要证实奥斯卡为运动的牺牲者发出的这道讣告。从人群中央留出的通道望去，我隐约见到穿制服的人们向演讲台走来，于是，奥斯卡大声喊道：“现在，我的人民，注意了，我的人民！”

我的鼓已经放端正。两手松弛地拿着鼓棒，运用柔软的手腕，巧妙地敲出了欢快的圆舞曲节奏，使人联想起维也纳和多瑙河。我越敲越响，先把第一和第二小鼓手吸引到我的圆舞曲上来，又让年纪大一点的定音鼓手也灵巧程度不一地跟着我给的节奏敲起来。其中当然也不乏死脑筋的，他们毫无审音力，继续“砰砰”地敲着，而我心中想的却是“砰砰砰”，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四三拍子。奥斯卡已经绝望了，正在这当口，军号手们开了点窍，横笛手们吹出了： 啊，多瑙河，蓝色的河。只有军号队队长以及军鼓队队长不肯向圆舞曲之王低头，高喊讨厌的口令。但是，我已经把他们两个给罢免了。现在奏我的音乐。老百姓感谢我。演讲台前响起了笑声，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 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歌声越过整个广场，传到兴登堡林阴大道，传到斯特芬公园。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我的节奏跳跃着传开去，我头顶上的麦克风用最大的音量把它传出去。我一边使劲地击鼓，一边从木板的节孔向外窥视，只见群众正在欣赏我的圆舞曲，欢快地跳着，他们都有这种腿上功夫。已经有九对男女在那儿跳舞，又增加一对， 圆舞曲之王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勒布扎克来了，带着县长和冲锋队旗官，带着福斯特尔、格赖泽尔和劳施宁，后面还有一条褐色长尾巴——市党部人员。群众堵住了通往演讲台的通道。勒布扎克站在人群中，七窍生烟，火冒三丈。令人惊异的是，圆舞曲节拍不适合于他。他习惯于前呼后拥之下，合着一板一眼的进行曲笔直向演讲台走去。这种轻快的乐音使他失去了对人民的信任。我由木板上的节孔看到了他的烦恼。一股气流穿过节孔，差点儿使我的眼睛发炎，然而我仍看着他，替他惋惜。接着，我改奏一首查尔斯顿舞曲《老虎吉米》，敲出了小丑贝布拉在马戏场里站在喝空了的塞尔查矿泉水瓶上敲击的那种节奏。可是，演讲台前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查尔斯顿舞。他们是另一代人了。他们自然对查尔斯顿舞和《老虎吉米》一无所知。啊，好友贝布拉，他们敲响的，不是吉米和老虎的节奏，而是乱砸一气，军号吹的也不成个调子。横笛手则认为怎么吹都一样。军号队队长暴跳如雷，大声骂娘。可是，军号队和军鼓队的孩子们照旧拼命地擂鼓，吹横笛，吹军号。在秋老虎的炎热下，演奏吉米其乐无穷。在演讲台前，数以千计的人民同志你推我挤，他们终于听出来了： 这是《老虎吉米》，它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来吧！

在五月草场上，那些还没有跳舞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抓还能找到的女舞伴。唯有勒布扎克只好驮着他的隆肉跳舞，因为他周围都是穿男上装的人，而且都有了舞伴。至于妇女同盟的那些太太们，本来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却一个个从演讲台硬邦邦的木板凳上溜了下来，跑得远远的，扔下勒布扎克一个人，孤零零。但他还是跳起舞来了，这是那块隆肉给他出的主意。吉米音乐尽管可恶，他脸上却装出了喜欢的样子。能挽回他还要尽力挽回嘛。

但是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人民跳着舞离开了，五月草场撤空了，虽然被踩得一团糟，但仍旧是葱绿一片。人民连同老虎吉米进入毗邻的斯特芬公园，逐渐消失在这广阔的园林里。那里有吉米曾经许诺过的热带丛林，天鹅绒爪子的老虎在爬行，还有人造原始森林，可供方才在草场上你拥我挤的人民藏身。法律与秩序的观念烟消云散。比较热爱文明的人，可以到兴登堡林阴大道的街心公园去，那些树木是在十八世纪首次栽种的，一八○七年拿破仑的大军围城期间被砍伐了，一八一○年为向拿破仑表示敬意又重新栽上。在这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跳舞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因为在我头顶上的麦克风并没有关掉，因为我的鼓声一直传到了奥利瓦城门，因为演讲台下的我，这个勇敢正直的孩子，毫不松劲，他借助吉米那只解脱了锁链的老虎，撤空了五月草场的人群，只留下丛丛雏菊。

甚至在我给予自己的鼓早该得到的安宁之后，那些年轻鼓手们还敲个没完。我的音乐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

还需提一笔的是，奥斯卡未能立即从演讲台底下离开，因为冲锋队和党卫军人员还在台上待了一个多小时，皮靴把木板踩得咯咯响，他们钻到一个个角落里，刮破了身上的褐色和黑色制服。他们好像在台上寻找什么，可能在寻找某个社会党人或者某个共产党破坏小组。我不想详述自己使用了哪些妙计来迷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找到奥斯卡， 他们不是奥斯卡的对手。

(胡其鼎　译)

注释：

源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此指纳粹将上台掌权。

指纳粹时期。

阿图尔·格赖泽尔自一九三四年起为但泽市参议院议长，他曾与纳粹签订条约，调整波兰与但泽的关系。战后作为战犯在波兰被判处死刑。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阿尔贝特·福斯特尔宣布但泽并入德国。

指福斯特尔。

但泽笑话和故事中的人物，分别象征德国人和波兰人。

勒姆(旧译“罗姆”)系冲锋队参谋长。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勒姆提出“第二次革命”的口号，企图控制军队。希特勒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对勒姆一派进行了血腥清洗，从而把德国陆军拉到他那一边。

这是希特勒的话。指纳粹上台，将“创造历史”。

这是纳粹时期通俗读物和宣传性影片里的主角，表现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的为纳粹运动卖命的所谓“理想”队员。

此指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及其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

赫尔曼·劳施宁，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任但泽参议会主席。

纳粹用语。凡属德意志民族者，方称“人民同志”。

【赏析】

《铁皮鼓》是格拉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59年。这位当时年仅32岁的德国作家因此闻名遐迩，成为在纳粹时代长大、在战后幸存的一代德国人的代言人，也是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铁皮鼓》和他的另外两部作品《猫与鼠》、《狗年月》因为均以格拉斯的故乡、地处德国与波兰交界处的但泽为背景，合称“但泽三部曲”，被誉为20世纪德语文学中的丰碑。1999年，“因其戏谑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中被遗忘的一面”，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铁皮鼓》共分三篇四十六章，是名副其实的鸿篇巨制。此处节选第一篇当中“演讲台”一节。当时纳粹势力即将占领自由区但泽，奥斯卡的家庭成员分化成两大阵营——马策拉特成为纳粹党，扬则入了波兰籍。节选部分中，贝多芬像与希特勒像对峙，标志着人心上的分裂，然而这种分裂多半出于随性，甚至来自天意。当初扬是偶然间进入但泽邮局供职的，而后来但泽邮局被波兰接管，扬就自然加入了波兰国籍，并最终因波兰人的身份而被枪决。历史的必然，却裁定了个人的偶然。让个人去承担历史的重量和磨难，对个人来讲实在可叹可悲。同时，作家又通过马策拉特这个人物，写出了当时但泽普通民众的愚昧轻信。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充其量不过是一哄而上的潮流，人云亦云的跟风罢了。兴致勃勃地装备齐全套行头的纳粹人士马策拉特，没有开过一枪、杀过一人，除了在集会时凑热闹喊口号，最大的成就和乐趣依然是做出美味的鱼汤。最后，他也因纳粹分子的身份而死在苏军枪口下，和扬一样，无端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奥斯卡此时遭遇了侏儒贝布拉，后来奥斯卡参加纳粹前线剧团，正是由于他的劝诱。小说中多次提到贝布拉是路易十四的后裔，即说明他是战争与强权的追随者。他向奥斯卡预言纳粹党即将掌权，并提示奥斯卡要站在台上，要参与演出，而奥斯卡则表示他宁可当观众。这里台上代表支配，台前代表驯服，另有台下的位置，代表审视。对于奥斯卡来讲，他更钟爱的地方是台下。那么，审视是否等同于冷眼旁观呢？节选部分通过奥斯卡搅乱纳粹党的一次集会，引发台上、台下与台前的较量，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一段文字是整部小说中最诙谐调侃的部分，每每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奥斯卡走到演讲台底下，用铁皮鼓引导军乐队改变节奏，奏响雄壮悠扬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和热烈明快的狐步舞曲《老虎吉米》。众人的神经被激活了，大家争先恐后地跳起来，肃杀的政治会场转瞬成了嬉笑玩耍的大舞台。“正直勇敢的孩子”奥斯卡，占据了台下的位置，保持着与台上、台前的距离，从而让自己在被煽动起来的燥热空气中依然清醒。在这不露声色的审视中，对纳粹、政治和战争的揶揄与嘲讽，不必言语，一切已昭然。如果一定要人为地赋予奥斯卡某种倾向性，那么可以另外关注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奥斯卡的铁皮鼓是红、白两色的，这正是波兰国旗的颜色。其次，他一直断定同样有一双蓝眼睛的扬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那个德国父亲马策拉特则和自己太少相像的地方。然而，这些东西所体现的都是先天而来的自然天性，一种温和的本源之情。

搅乱纳粹集会后，奥斯卡坚决拒绝因为这一行为而被冠以“反抗战士”的头衔，同时也对那些曾拥护过纳粹党或与之合作，战后却以“内心流亡”的借口自我洗刷的人不屑一顾。在小说中，他并没有鲜明地表达过更爱波兰还是更爱德国，也没有正面评论过战争双方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因此有评论批评作家格拉斯在《铁皮鼓》中“不谈善恶，也不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继续发展”。作家格拉斯始终以一种远观的态度看待波兰和德国的这一段历史。他既非投入历史并支持历史事件发生的理由，也非抛弃历史并对历史予以信念和立场上的批判，更不是温和中立、不讲原则，只讲合理性与人性尊严。他曾经说过，作家“常常以文学的方式证明真理只存在于复数之中——正像现实也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好几种一样”。或许在奥斯卡看来，也即在作者看来，只要有战争，有政治冲突，就存在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非正义性。双方无论师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军，还是侵略强占，属于倒行逆施的反动武装，都在杀人夺命。小说各处都充斥着这样的混乱。奥斯卡先出现在波兰邮局保卫战的战场，又出现在德国纳粹的最前线；苏军一登陆就轮奸妇女，不问青红皂白便开枪杀人；英法盟军无视约定，对但泽见死不救；德军枪毙俘虏，草菅人命……件件事都不配称高尚，个个人都等于是魔鬼，只有无辜的但泽城，处在炮火当中，遍体鳞伤，泪血满地。

和笔下的人物奥斯卡一样，作家格拉斯也是出生在历史上屡次遭到德意志与波兰分割和抢夺的但泽。多年来，但泽就像株没有根的蒲公英，踌躇地飞荡着，不知归属。格拉斯的父母分别是德国和波兰人。这种混杂了两个民族血液的出身和感情必然彼此纠葛。小说中，作家由己及人，逼真而深刻地揭示了处于但泽自由区、夹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原住民那份复杂的感情体验。长期被两方扔过来、抛过去的经历，让他们逐渐模糊了国家意识，他们学会冷静自处，以保护内心的宁静。对于他们来说，德国或波兰都是一样的，具有相同的分量，可以同等看待，从而获得一种平衡点上的生存。而恰恰是战争却非要把这平衡破坏，逼迫他们不得不在摇摆中作出选择。可是，在硝烟熏烤之下，上帝也沉默无言，得不到方向和指引的但泽人，只好盲目地跟随着瞬间出现的某种力量，走向某个不知吉凶的方向。作家17岁那年，仅仅为了摆脱父母对自己的管束就应征入伍，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了纳粹党卫军。这一段历史让作家备觉耻辱，在战后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难以释怀。格拉斯坦承，和当年众多年轻人一样，自己的童年时代充满了阳光和激情，当然这种激情也是被蛊惑和诱骗而来的。许多青少年情绪饱满地成为了战争的一分子，当时要向一名德国年轻人说明纳粹的危害性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虽说英雄出少年，可是17岁毕竟仍是一个做了错事可以被原谅的年龄。而作家本人也和奥斯卡一样，在战争结束后无家可归，做过石匠、矿工等繁重的工作，艰辛度日。作家在诺贝尔获奖典礼上演说道：“作家在他们的书中不肯亲近那些一段段历史进程中的胜利者，而是更乐意在历史发展的边缘溜达——那里站着那些失败者，他们虽然有的可说，但却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通过赋予这些人声音，他们质疑着胜利；通过与这些人交往，他们与这些历史的失败者站到了一起。”也许在作家的心中，自己未尝不是一个历史的失败者，当他通过小说创作，深刻地概括出20世纪的真相是“神秘、野蛮和无聊”的时候，他也终于对自己的失误做了清算，对亲身奔赴的历史有了交代，灵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脱，却永远不会是完全的解脱。

作家写人物在现实世界中的状态，运用了传统童话及民间传说中塑造人物的方法，那就是每个人物都被事先赋予了始终带有招牌性质的、同时也是较为单一、固定不变的代表性动作或兴趣癖好。比如奥斯卡与敲鼓，格蕾欣·舍夫勒与编织，安娜·布朗斯基总是穿四条裙子等等。这些因素，作家一般不会交代来由或原因，但会极力展示其作用及效果。这就像童话中，女巫总是在煮汤，国王总是在提问，云雀总是在歌唱，怪兽总是在守门……童话往往提炼出某一个典型而具有代表性的因素，使之成为人物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可以说，《铁皮鼓》中的人物，与其说是圆整的，不如说是扁平的。作家倾向于通过脸谱化、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来追述重大事件，从而表现出一个历史时代的变迁和一个城市动荡而坎坷的命运。

《铁皮鼓》是一本奇书，情节奇，人物奇，结构奇，写法奇。奇妙、奇怪、奇幻等特征，构成了它奇异的艺术特色。而其中反映出来的历史感，又赋予它奇伟的气势。它应该属于政治与历史小说，却又经常运用夸大的手法，甚至变形而不惜失真，所以终篇伴随着一种信则实、疑则虚的味道。这样一个虚虚实实的艺术世界，反映的正是格拉斯独有的审美视角。

(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