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 [奥地利]茨威格》读后感

【作品提要】

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平民家庭，童年不幸，缺乏母爱，从幼年起就被送进寄宿学校。18岁通过法律考试后，他却放弃了当公证人或律师的机会，一心想要脱离家庭，立志成为作家。但是，他的处女作《克伦威尔》遭到了失败，为了生计，他和出版商开始合作，匿名写了大量庸俗小说和流行小册子。26岁开始，他涉足商业，先后经营过出版业等，均遭受失败。30岁时，他发表《舒昂党人》，第一次署名为巴尔扎克。从《驴皮记》开始，他终于走上成功之路。在与追求了多年的俄国贵妇韩斯迦夫人举行婚礼的当年，巴尔扎克因积劳成疾告别人世，终年51岁。雨果在他的葬礼上发表了对其高度评价的悼词。

【作品选录】

第一章

童年的悲剧

一个天分如巴尔扎克的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能够建立起一个他自己创造并在其中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他是个不大会拘泥于个人生活中鸡毛蒜皮小事的实际情况的人。他要叫万事万物都听命于自己创造意志的皇皇权力。而就巴尔扎克来说，与众不同的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自己生活中的各段经历加以改头换面，却是从人的平常生涯中通常不可更易的基本事实上，即他的姓氏上做起的。大约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公然向世人宣称他的姓名并不是奥诺瑞·巴尔扎克，而是奥诺瑞·德·巴尔扎克。而且，他还断言他一贯享有这个贵族表字的充分权利和名分。可他的父亲只不过在家庭内部的圈子里开玩笑地吹过牛，说他可能与古代德·昂特拉格·巴尔扎克的骑士家族沾上点远亲关系，儿子的有力想象却不甘示弱，把这种虚无缥缈的猜测拔高为无可置疑的事实。他在自己的信函和著作上签下“德·巴尔扎克”的大名，甚至在去维也纳旅行时，还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盾形纹章漆在乘坐的马车上。当刻薄的同事们嘲笑这种自封贵族的异想天开的做法时，他却大言不惭，坦然地说，早在他，奥诺瑞出世之前，他的父亲就已经在官方的文件里确定了他的贵族血统。因此，他出生证上所见的贵族表字，其有效性当不亚于蒙田或孟德斯鸠的贵族表字。

不幸得很，在我们这个不合人意的世界上，事实俱在的文件对于诗人虚构出来的极尽炫饰之能事的传奇，总抱有一种可恶的习惯，来显示其追根究底的敌意。对于热爱真理的巴尔扎克来说，这可有碍于他的声誉，因为他洋洋自得地加以引用的那份出生证明却仍然保存在图尔市的档案室里。那上面根本看不到贵族使用的“德”字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日期的下面，图尔的教区文书令人扫兴地明白写道：

今日，法兰西共和国七年牧月初二，公民伯纳德-法朗索瓦·巴尔扎克(业主，本城居民，住莎杜南区意大利军街二十五号)前来向本人——皮埃尔-雅各·杜维威尔，出生、婚姻、死亡签署登记人——申报一子出生。该巴尔扎克声称，其子上午十一时生于家中，取名奥诺瑞·巴尔扎克。

其他有关的文件，诸如关于他父亲去世或他姐姐出嫁的文件，也都没有提供贵族出身的任何证据。因此，他的贵族出身以及他津津乐道的一切关于家谱方面的“离谱”之词只能看作是这位伟大小说家的痴心妄想的产物罢了。

然而，尽管严格的法律文字写的各种文件上的证据可以使巴尔扎克败诉，但是他那至高无上的意志力，他的炽烈的、创造的意志力，却取得了战胜羊皮纸上的严峻事实的光荣的胜利。不管后世可以在这冷酷的事实上添加多少佐证，“诗”总是战胜了“史”。虽然法国君主从来也没有把任何一种贵族特权给过他或他的祖辈，但当问及这位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的名字时，后人总是听从他的吩咐，称他为“奥诺瑞·德·巴尔扎克”，而不去叫他“奥诺瑞·巴尔扎克”，更不必说奥诺瑞·巴尔萨了。

因为巴尔萨(并非巴尔扎克，当然更不是德·巴尔扎克了)是他的无产者祖上的确切姓氏。他们既没有城堡，也没有可以让有才华的后辈去装饰马车车门的盾形纹章。他们从未披坚执锐，扬鞭跃马，也未参加过传奇式的比武大会，只不过是汗流满面地向牧场驱赶牲口，耕种朗格多克的田地而已。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德·法朗索瓦，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卡耐扎克附近奴盖利村的一间破败的石屋里。当时，巴尔萨的好多本家都居住在那个地方。在这些姓巴尔萨的人中，只有一个有一点名气，但这名气是说不出口的。一八一九年，即奥诺瑞离开大学的那年，他父亲的一个五十岁的弟弟因为涉嫌谋杀一名怀孕的村妇而被逮捕，在一场轰动一时的审讯之后，次年他被送上了断头台。巴尔扎克在自己姓氏前加上表示贵族身份的尊称，并捏造一个假出身的最初动机，可能即产生于那种对已故叔父的臭名唯恐避之不及的愿望。

伯纳德·法朗索瓦是十一个小孩中的老大。他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想要他往后在教会里供职。本教区的牧师教他读书写字，甚至还教了他一些拉丁文，然而这个朝气蓬勃、精神饱满、雄心勃勃的青年对削发出家和宣誓独身却不感兴趣。有一个时期，他在本村里吊儿郎当，做过当地公证人的书记，在葡萄园里扛过活，也种过田，但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一去不返了。他有外乡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韧性和一往无前的劲头(后来他的儿子在许多小说里对此曾多方着力地描写过)，居然能混迹京城。起初，他默默无闻，便消失在不可胜数的青年人的中间了。这班青年到巴黎来寻找出路，胸无成竹，前途茫茫，眼前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若干年后，当他已上升为本省的知名人士时，他却声称他曾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王家法庭的秘书，甚至还当过王家律师，但这早已被人拆穿了，那不过是这个喜欢撒谎的老头一时高兴而吹起的法螺罢了，因为在任何一本王家年鉴书，总算积累了各方面的丰富知识。他甚至还写过一两本题为《盗窃暗杀预防法概述》、《被弃受骗少女伤风败俗丑闻概述》的小册子，不过正如老歌德的意大利日记不能与约翰·华尔夫冈的《意大利游记》相比，这些作品自然也无法和他的伟大儿子的作品同日而语。由于健壮如牛，在生活中充满着势头不减的快乐劲儿，他深信自己能够活到百岁高龄。六十岁之后，在四个婚生子之外，他又添了好几个私生子。甚至在八十多岁时，他还因为使一个不名誉的淫荡女子怀孕而受到指责。医生从来没有跨进他的家门去给他治过病。再则，他是所谓拉法叶养老金的领取者，每逢别一个年金领取者去世后，其他人的年金就可按比例增加，这也增强了他的决心，非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活得更久不可。和他的儿子一样，他也具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儿子把这种力量用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的五花八门的形象身上，而父亲则用它来延年益寿。当他八十三岁时，他的寿命已超过了所有的拉法叶年金领取人，一年正可拿上八千法郎，就在此时他却死于非命。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像他儿子那样，靠了意志的充分集中，实现那办不到的事情哩。

如果说奥诺瑞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生动活泼、兴高采烈地讲故事的本领，那么他的敏感性则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过来的。尽管她是那样年轻，婚姻上又没有什么不美满之处，她却不幸生有一种老是郁郁寡欢的个性。安妮·夏洛特·巴尔扎克的丈夫一向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决不让妻子的吵吵闹闹和无病呻吟来扰乱自己沉着平和的好性情，相反，她本人却属于惹人生厌的那种类型，她会以各种不同形式的、每每是火爆三丈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来表示她常有的那种受到伤害之感。她觉得家庭中没有一个人给她足够的爱，足够的尊敬或者足够的面子。她无休无止地抱怨她的孩子，认为他们对她崇高的自我牺牲并没有充分地感恩戴德。直到她的晚年，她用了“一片好心”的忠告和泪水汪汪的挑剔去对那已誉满全球的儿子所进行的折磨方才停止下来。然而她却绝不是一个缺少智力和教育的人。当她还是一个妙龄女郎时，她就被选为银行家杜麦克先生的千金的闺中女伴，这番经历使她有了某些浪漫的倾向。在那些年里，她曾酷爱过纯文学，到了晚年，她对斯惠登堡和其他作家的神秘主义作品表示出一种偏爱。然而，她那一丁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不久就被天生的贪财性格所掩盖了。她出身于典型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靠经营小本的五金生意一文一文地积累起家。出嫁后，她把那个阶级的一切因循守旧、心胸狭隘的本能都带了过来，特别是带来了一种小家子气的贪婪，这与她丈夫对大笔投资和发财投机的垂涎追求是未必不相容的。对她来说，教养孩子就意味着教他们懂得，花钱是罪恶，挣钱乃是最值得赞赏的美德；意味着敦促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替自己在生活中创造一个稳固的“地位”，假如是女孩子的话，则意味着去攀一门好亲事；意味着不给他们任何个人的自由，而且随时随刻严格地监视他们。尽管她自称是出于好意，但由于她那种纠缠不休的和虎视眈眈的关注，由于她据称是为了他们未来的幸福所付出的一片乖戾的热心，她得到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全家麻木不仁而已。好多年以后，当巴尔扎克早已长大成人，他还经常回忆起孩提时代的情形： 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他总要吓一大跳。

这位脾气坏、戒律多的母亲冷酷地拒绝了她的孩子们对她所表示的任何眷恋之情，她给巴尔扎克带来的痛苦，其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封信的哀叹里推断出来：“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尽管安妮·夏洛特·巴尔扎克对两个小的孩子——劳伦斯和亨利，十分溺爱，但她却本能地对两个大孩子——奥诺瑞和劳拉，相当冷淡，事隔久远，要找出她这样做的隐衷是不切实际的。这也许是对付她丈夫的一种变相的防御反应吧。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像她这种对自己的孩子漠不关心和缺少慈爱的母亲是少有的。大儿子一生下来，她就马上把他从家里送走，好像他是一个麻风病人似的。当时她还在坐月子呢。婴儿托给了一个宪兵的妻子，让她去喂养，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四岁。虽然家里房子很宽敞，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把他送去寄宿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不准回家。只有到星期天，他才被允许回家一次，仿佛他们全是一些远亲似的。父母不准他和年幼的小孩玩耍，他没有玩具，也得不到礼物。他生了病，却没有母亲在床边看护，也从未听到她嘴里的一句温柔话儿。每当他依依膝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一声严厉的训斥就制止了这种像是不合礼节的亲昵的尝试。当这个多余的孩子长到七岁时，就被打发到旺多姆的一个寄宿学校去。他该离得远远的，远离到别的城市去，这就是她唯一的愿望。又过了七年，几乎使这孩子无法忍受的教育终于告一段落，他回到了父母家里，这时他的母亲又弄得他度日如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日子真是受不了”)，因此他满十八岁时，就自动离开了这个不堪忍受的环境。

尽管他具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善良性情，但在长大成人之后，对于他古怪的母亲给予的冷遇一直耿耿于怀。多年以后，甚至已把他童年时代的虐待者接回家中同住，而自己也已白发丛生时，他还念念不忘多年前她加之于他的冷酷无情，并在无力反抗的悲伤中向韩斯迦夫人倾吐心声：

你真不知道我母亲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妖精，同时又是一个妖精似的怪人。在我那可怜的劳伦斯和我祖母被毁了之后，目前她又在想方设法把我姐姐赶入坟墓。她有一大堆理由来恨我，她甚至在我出世之前就恨我了。我和她已濒临关系破裂的边缘；这几乎免不掉了。然而，我却宁愿继续受罪。这是一个无法愈合的创伤。我们相信她是疯了，于是请了一位和她有三十三年交情的医生来给她看病。但他说道：“不，她没有疯，她只是存心不良而已。”……我母亲就是我一生中所遭到的全部不幸的根源。

多年之后才突然迸发出来的这番话就是他无数隐痛的答案，这些隐痛是在他成长时期最敏感的阶段，由按自然法则来讲本应对他最亲近、最温存的那个人给他带来的，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是“人的命运中所遭受到的最可怕的童年”，那个人得为他受到的痛苦负全部责任。

第五章

经商的插曲

巴尔扎克对命运的首次要求已经得到。他得到了一个倾心相爱的女人的帮助，而且，多亏那由此而获得的自恃心，使他取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当他再能得到物质上的独立时，他就可以准备着手自己的真正使命，去干自己要干的事情了。

巴尔扎克在二十五岁之前，一直希望以卖文为生，慢慢地、顽强地去取得这种物质上的独立，但到一八二四年冬末，他忽然决定投身于一项新的冒险事业。在他的年表上，这是一个不吉之日，他为了兜售他最近的小说《汪—克罗》，在这个出门不利的日子走进了出版商兼书商于尔班·卡耐尔在圣安德烈艺术广场三十号所开的那家铺子。并不是说他受到了冷遇，恰恰相反，卡耐尔的这家出版兼发行的书局深知荷拉斯·德·圣·沃班小说写作批发兼零售商行交货及时，而且能够满足读者大众的要求，供应凶杀血案、“鸳鸯蝴蝶”和异国情调的小说。没有费多大周折，卡耐尔先生就接受了巴尔扎克的稿子，但不幸的是，他又乘机向巴尔扎克透露了他正在考虑的另一项商业计划。他告诉巴尔扎克一个秘密，说他想出了一个妙计，即出版一些供圣诞节和举行基督教坚信礼以及“暴发”资产阶级家庭用的书籍。对法国古典作品的需求量仍然很大，但由于这班值得敬佩的先生们写得太多，因此销路一直受到影响。例如莫里哀和拉·封丹的文集，现存的版本卷帙浩繁，而且在通常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也已汗牛充栋。他现在想出的高明主意是出版所有古典作家的全集的一卷本。使用小号的铅字并把每页排成两栏，拉·封丹或莫里哀的全部作品就能很容易地印成一册书。倘若这些书再用精美的小花饰去装饰一下，那么它们一定会不胫而走。这个计划已经详详细细制订出来，而且事实上拉·封丹的那一卷早已在动手了。为了使这项规模宏大的事业能像模像样地干起来，现在万事齐备，独缺一点儿东风——必要的资金。

永远热中于幻想的巴尔扎克听了这个计划，顿时欣喜若狂，并且向卡耐尔提议，他可以做一个这项事业的合伙人。他贸然投入这样一桩毫无把握的商业冒险，其实是没有什么内在理由的。由于他不知疲倦地苦干和文学上的无所顾忌，他制造小说的生意还算兴隆。每个月只要配备一束鹅毛管笔和几令稿纸，一年他就可得到几千法郎的颇为可观的固定收入。然而，他新近所获得的自恃心却同时带来了对较高生活水准的兴趣。一个贵妇人的情夫不愿意再继续住在阁楼里了，可是他眼下在图尔农街所居住的那间六楼上的小房间实在太小了，对他很不相称。像囚犯做着苦工那样，他不断地埋着头写书，报酬是一行一行、一页一页、一卷一卷地来计算的，这是一种丢脸的、疲劳的、不体面的事情，况且这毕竟没有什么出息。为什么不大胆地冒一下险发一笔财呢？为什么不在这样一桩稳稳当当的投机事业上押它两千个法郎呢？他可以继续摇动笔杆，敏捷地、毫不费力地出产一些无聊的小说、报纸文章和其他的匿名作品。博马舍曾以印刷德·伏尔泰先生的作品作为副业，但这件事并不有损于博马舍的天才，而有些中世纪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又何尝没有做过出版商行的校对员和技术顾问呢？对巴尔扎克来说，不管用哪一种方法赚钱，都绝不能算是丢脸的事，倒反而是多才多艺的证据。如果干得多而挣得少，那只能说是愚蠢；如果突然一下子 赚一笔大钱，那才是聪明之举。现在去挣一笔资金的时机已经来到，有了它，他就能坚定地专注于他的中心目的，去创造一部可以署上自己的名字、符合世人和后代的需要的艺术作品来。

巴尔扎克很快就打定了主意。每当他听说有一笔生意可做，他的想象就压倒了理智而不把正反两个方面都去斟酌一下。而且，投机事业就像写书和创作那样，使他感到一种兴奋的激动。为了在文坛上扬眉吐气，他决不拒绝一次做生意的机会。从书籍和图画到铁路股票，从房地产到木材和五金，他愿意都去经营一番。他唯一的雄心壮志就是为他内在的力量寻找一个出口，向前闯出一条路来；而目的和手段则是无关紧要的。他一心一意要干的就是想取得权力。甚至在三十岁时，他仍不能决定到底去搞政治还是去当个记者，就像歌德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犹豫不决，到底要当一名画家呢，抑或要做一名诗人？也像华格纳一样，无法决定他是要成为一个戏剧家呢，还是去做一个音乐家。如果机会来临，巴尔扎克照样可以成为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奴隶贩子，成为一个地产投机商或者一个银行家。纯然是一种机缘，才把他的天才引向文学之途，而在一八三○年或一八四○年，或甚至在一八五○年，如果他面临着一个在罗思柴尔德和《人间喜剧》作者之间的抉择，他是否将决定不当一个金融巨子而当一位文学伟人，这是十分难说的。不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他一旦风闻一种什么计划，由于它显然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他的想象就会被激发起来。他看起事情来总是受幻觉的支配，讲起故事来总是过甚其词，扳起指头来总是被数字所陶醉。正如他一想到写一部小说，他就能马上在头脑里安排好复杂的情节那样，在每一件吸引他的投机事业中，他会自然而然地看到一笔十拿九稳的好赚头。卡耐尔先生只不过谈他那一卷本的古典作品的计划，但这却使巴尔扎克平添了不少想象，似乎他手里正捧着许多装帧精美、纸张洁白并配以小花饰的书籍，第一本、第二本，乃至整整的一套——尽管只有第一本书的开头几页排印了。他看到读者大众涌向巴黎和外省的书店，在别墅里和茅屋里阅读着和抚弄着这些新书。他看到卡耐尔先生的柜台上高高地堆着一叠叠订单，搬运工人们吃力地扛着每日每时发往四面八方的捆包。他看到一千法郎票面的钞票从账台的抽屉里满了出来，而自己则居住在一所金碧辉煌的房子里，门口停着自备双轮马车。他看到自己周围摆满了家具，沙发上罩着他前一天在塞纳河左岸一家古董店里看到的红色锦缎，窗上挂着锦缎窗帷，壁炉架上放着精致的小雕像，墙上还挂着画。他向卡耐尔宣称，没问题，他可以提供二三千法郎，区区之数，聊作他的股金，那个书商倒为他的热情吃了一惊，尽站在那儿，话也讲不出来。再有，他还愿意给《拉·封丹全集》和《莫里哀全集》作序，首次向法国人讲讲，这两位作家究属何许人物。事实上，这将是迄今所出版的最好的一套丛书，亘古最伟大的成就。

当巴尔扎克离开书店时，他感到自己已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于尔班·卡耐尔先生在一宗小小的投机事业上找到了一个合伙人，而巴尔扎克却已在梦中发了一笔大财。

(李金波、鲁效阳译)

注释：

　十八九世纪的欧洲银行家巨族。

【赏析】

茨威格在他的第一部传记《三位大师》当中，就为巴尔扎克写过一个简洁的小传。为了完成这部被称为“大巴尔扎克”的作品，茨威格穷尽资料，耗费十余年的心血，直到流亡巴西之后仍然念念难忘，叮嘱朋友把资料从英国寄过去，只可惜资料寄到之时，作家已经含恨自杀。始于巴尔扎克，而又终于巴尔扎克，茨威格作为伟大的传记家的生涯，始终与巴尔扎克紧密相连。

为什么茨威格对于巴尔扎克这个人物如此执着呢？巴尔扎克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人性的独特表现和伟大探索，他的一切作品都在揭示人、表现人。而茨威格与之不谋而合，他的小说也非常关注人性，尤其偏爱表现在激情控制下不能自主的人物。这种相似的追求是巴尔扎克对茨威格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另外，巴尔扎克何以成为巴尔扎克，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谜团。解开了这个谜团，也就解释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奥秘。茨威格倾其半生的精力来研究巴尔扎克，除了出于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更是试图以作家身份去研究作家和文学创作。因而，这是一部极好的作家传记，是一部文学家的诞生史。

茨威格的传记写作坚持三大原则——精练，浓缩，准确，这部传记正是这些原则的集中体现。传记开篇就高度精练地点出巴尔扎克的一大性格： 以“诗”战胜“史”。他选取了巴尔扎克捏造贵族姓氏这个细节，一下子切入其性格的核心，一方面为巴尔扎克一生当中的许多行为提供了解释，一方面也巧妙地引出他实际上卑微的出身。巴尔扎克不惜以想象力来掩盖事实，他如此强烈地要求扭转命运，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巴尔扎克这个谜团，茨威格做出了令人满意和信服的分析。他详尽地占有巴尔扎克的所有资料，并且“当其他人难以让自己对所知的事情保持缄默，迷恋于字里行间的表现时，我却把从表面探求更深刻内涵作为自己的目标”，正是由于用功之深，要求之高，不满足于材料的堆砌，而从材料之中去探索传主的灵魂，才使得茨威格能够高屋建瓴，准确地评价巴尔扎克。譬如对于巴尔扎克性格的成因，茨威格从其童年经历中母爱的缺失、亲情的缺乏入手，把这段经历与巴尔扎克成年后对金钱的贪婪，对年长女性的偏爱联系了起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说明了缺失体验对于巴尔扎克一生造成的影响。

在巴尔扎克的艺术道路上，始终潜伏着一个魔鬼——那就是金钱。像《浮士德》中的靡非斯特一样，金钱既毁灭又创造，与艺术之间呈现着复杂的辩证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茨威格把巴尔扎克与其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自我与良知同商业力量之间漫长的角力过程。作为一个以稿酬为生活来源的平民作家，巴尔扎克身上体现了商业时代平民艺术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为了从家庭中摆脱出来取得独立，巴尔扎克在走投无路之下竟成了枪手，大批量炮制着庸俗小说和小册子，一时竟迎合了市场，差点让他乐不思蜀。茨威格以严厉的直笔指出，这段经历使得巴尔扎克沾染上了永远清除不掉的污垢。然而巴尔扎克最终奇迹般地从枪手生涯中脱身，萌发了与拿破仑比肩的斗志，超越司各特爵士的决心和作为艺术家最为重要的良知。正是在与商业力量周旋的过程中，巴尔扎克迈出了最为关键性的一步，那就是发现了自我： 他发现了自己巨大的工作能力，更发现了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天职。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巴尔扎克终于一飞冲天。但是，巴尔扎克与金钱的辩证法并未结束： 他热爱投机，追求金钱，却屡屡失败，于是，越是债台高筑，他越是佳作连连；日子一旦舒坦，他反而无所进取了。金钱毁灭过巴尔扎克，但也造就了巴尔扎克，茨威格通过对巴尔扎克在那个金钱至上的时代当中艰难的个人奋斗，写出了巴尔扎克世俗中的伟大，伟大中的世俗。

茨威格是一位善于做减法的传记家。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洋洋洒洒，篇幅要多得多。茨威格的信条是：“如果说我对自己能觉察到什么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敢于舍弃”，“删减成了我最喜欢的工作”。浓缩，是他的写作原则。和他的小说一样，他的传记多是精彩的中短篇。这部传记虽是长篇，但在内容的裁剪上充分体现了茨威格的浓缩原则，他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以写作为主线，在本书中突出了作为作家的巴尔扎克。

莫洛亚曾说，巴尔扎克既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又是一个傻瓜。巴尔扎克有时候比常人更愚蠢更可笑： 生意还没开始，就做梦发了财；投机买古董，买回来的却都是赝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巴尔扎克的价值将由他的工作和作品所证明。罗丹在为巴尔扎克塑像时，挑选再三，最终选择了巴尔扎克在黑夜里，裹着睡袍写作时候的形象。五万杯浓咖啡，无数的不眠之夜，这才是巴尔扎克成功的秘诀。因而，雨果在其悼词中评价道：“在最伟大的人物当中，巴尔扎克属于头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当中，巴尔扎克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一生是短促的，也是充实的，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