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传 [印度]克里巴拉尼》读后感

【作品提要】

泰戈尔1861年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的家庭，在父兄影响下，13岁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一生共写了《吉檀迦利》等50多部诗集，还有大量小说和剧本，并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世界文坛。他在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时，投身运动，慷慨激昂，写出大量爱国诗篇。他与甘地改革的思想颇多分歧，但是二人却结下了真挚、永恒的友谊，甘地称他为“伟大的保卫者”。泰戈尔先后10余次远涉重洋，访问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和平友谊，对世界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作品选录】

父子俩在那儿度过了旅行的最初一些日子。桑地尼克坦这个空间和守在父亲身边的这个机缘，在孩子的精神和道德的发展上，起着最有建设性的影响。他第一次获得了在空旷的大自然里自由遨游的感受，壮丽的景色慑服了他，使他心花怒放。泰戈尔对它的回忆是值得一提的：　

“我们抵达鲍尔普尔时，已是黄昏时分。我坐进轿子，眼睛就阖上了。我想完整地保存那全部美好无比的景象，以便清晨在我惺忪睡眼面前重新展现。我担心，可别在黑暗朦胧中丧失它的完整形象，减弱自己的新鲜感。清晨，我起身走到户外，我的心高兴得快要跳出来了……这里没有‘仆人统治’。束缚我的唯一围墙是地平线上的淡青色树木，这是森林女神把它镶在这旷野四周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亲对我的走动，从不横加阻拦。”

在阿默尔特萨尔的旅行里发生的一桩事，是“大仙”的自尊心和贵族自傲的绝好见证，它也在孩子心灵上投下了深刻的影响。在途中的一个车站上，检票员对“大仙”的孩子不满十二岁表示怀疑。他认为不购全票，买半票是错误的，他把站长叫来。站长从头到脚打量了孩子，仍坚持要孩子买全票，因为孩子看上去超过十二岁(从印度标准看，泰戈尔家族的人都是非常高大和结实的)。“大仙”无法忍受别人对自己的怀疑，顿时气得满脸通红。他二话没说，拿出一叠钞票，递给站长。当把多余的钱找回时，他顺手把它扔在月台上。站长顿时感到无比羞愧。他哪里知道，这位旅客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还清他父亲所欠每一个铜板的大名鼎鼎的“大仙”，尽管“大仙”对父亲的债务不负有任何法律的责任。

父子俩日夜兼程，朝西边的喜马拉雅山进发。抵达目的地时，已是阳春四月了。平原上，夏季业已开始；而山区，春季却姗姗来迟。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德尔豪杰，它位于海拔七千英尺的地方，那里有一片小别墅。攀登到那儿，要经过几个宿营地。他们或者步行，或者骑马，或者让轿夫抬着。山路两旁，古松参天，春花竞艳。这一切景色对罗宾来说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皑皑白雪在峰巅上熠熠闪烁。山路从下盘旋而上，沟壑万丈，层林叠翠。涓涓溪流，淙淙作声，宛如净修林中的姑娘在打禅入定的梳髻仙人的脚上戏谑的欢笑声。此时此景，使一颗怀着无比惊奇和陶醉心情的十一岁孩子的心灵体验着迦梨陀娑所经历的感受。“在白天，简直目不暇接，一点也得不到休憩。总担心，别把哪儿的美景遗漏了……我饥渴的心灵大声疾呼：‘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终身居住在这儿？’”

最后，他们到达位于伯卡劳达的自己的小屋，这间小房修在山顶上。现在，孩子有了自由走动的权力，有了享受喜马拉雅山的美和骄傲的充分自由。他手里握着装有铁尖的棍子，随心所欲地在山间漫游，父亲对此不设置任何阻碍。

对他父亲感恩戴德的儿子作证说：“父亲一生不干涉我们的自由。有几次我的作为，违背他的情感和理智，他只要稍加暗示，就可以制止住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内心禁忌的力量未产生之前，最好还是等待；消极地接受某种意见，是不会使人痛快的，他希望我们全心全意热爱真理。他深知，没有爱而单纯地执行命令是虚假的。他懂得，真理的道路迷失了，还可以失而复得，但用外力强迫一个人或使一个人盲目地接受真理，最后倒会阻碍他走上真理的道路。”

不过，在那儿并非除了享乐和游戏之外就无所事事。尽管儿子盛赞“大仙”的宽容，然而，“大仙”毕竟是位严纪守规和一丝不苟的人。天破晓前，他总是叫醒儿子，与他一块背诵梵文颂词，“抛开温暖舒适的毛毯，在刺骨寒晨中起床”。“大仙”自个儿起得更早。儿子记得，有时他还睡意朦胧时，看到“大仙”裹着红披巾，手擎油灯，轻手轻脚从他床沿走过，坐在院子里，打禅入定，那是“什么时辰，很难说准”。背诵梵文之后，父子各饮一杯牛奶。然后，“大仙”又吟唱起《奥义书》的经文，孩子静静地谛听着他那优美的歌声。当太阳从东方的峰巅喷射出万道金光时，他们已经在户外散步了。回到屋里，父亲教他读一小时的英文，以后“到冰凉的水里沐浴”。下午仍是读书。傍晚，两人在院子里促膝而坐，儿子给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大仙”却给罗宾讲述初级天文学的知识。为了孩子学习天文，还有什么课堂能赛过晴朗夜空底下的教室呢！如果说，天文学是罗宾德拉纳特毕生所喜爱的课程，那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他从父亲那儿所获得的纪律教育成果保存得很久。尽管清晨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仍按时从暖和的床榻上爬起来；不管他冻得如何发抖，牙齿如何格格作响，如何心惊肉跳，仍然潜入水中沐浴。后来，他一直为这种健康和纯朴生活的磨炼而感谢他的父亲，这种生活习惯给他以毕生的帮助。迎接喷薄的朝阳和倾听鸟儿的第一声啁啾声，对罗宾来说不再是一种礼仪，而是一种快乐。他在自己漫长的生活岁月里从未抛弃过这种快乐。当然，患病时自当另作别论了。这样，他脱离学校和家庭的枯燥无味的道路而在同父亲一起度过的四个月，成了他童年生活中最幸福的日子，也是他最有价值的感受和最初教育的源泉。它们的直接影响是，当他回得加尔各答时，他已不是一个孩子了。　

他十分羡慕自己的小姐姐。小姐姐即使不背熟功课，家庭教师也不会惩罚她。在男孩准备上学时，她就甩着辫子，悠哉游哉地步入闺房。

自从一位新媳妇跨进闺房的门槛以后，闺房就格外引人注目了。那位“柔软手腕上戴着金灿灿的细手镯”的媳妇，是他哥哥乔迪楞德拉纳特的妻子，名叫迦登帕莉。她的年龄比罗宾德拉纳特稍大些。罗宾德拉纳特渴望和她相处在一起。“我一直在安全的距离上在她四周兜转，但不敢靠近她。”外来的这位女子已经深深地铭记在他心里。虽然陌生，但有亲切感，而且出奇地吸引着他，他急切地想同她友好。可是，每当他走近她一步，她的小姐姐马上气势汹汹地嚷道：“你们野男孩来这儿有何贵干，滚开。”这种辱骂使他很沮丧。

但是，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前，人们讨厌的调皮鬼，现在突然成了众人喜欢的有趣客人。他所遇见的人，都希望听他讲述旅行的趣闻。而这位英勇的小主人公为了使故事趣味盎然，免不了添油加醋，“我不能保证我头脑没有发昏。”黄昏时分，在闺房的阳台上，参加他母亲组织的妇女聚会的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娓娓动听地讲述自己的见闻，朗读自己创作的诗歌，卖弄从父亲那儿贩买来的天文知识，这一切使妇女们听得入神，惊愕不已。但是，这只小孔雀尾巴上的最长羽毛是用梵语朗诵瓦尔米基写的《罗摩衍那》，而妇女们迄今只知道《罗摩衍那》的孟加拉译本，梵文原作神秘得只有婆罗门学者能够懂得。自豪的母亲执拗地说：“小罗宾，朗诵一下《罗摩衍那》，让我们洗耳恭听！”其实不必要求，聪慧的孩子原本就急不可待，想朗诵一番，以使四座震惊。听众中有那位最年轻的新媳妇，罗宾德拉纳特最希望博得她的喝彩。他朗诵了从父亲那儿学到的几首颂诗，并译成孟加拉语给她们听。他忘记了其中一些艰深的词语的意义，“……所以，我讲解的意思与瓦尔米基的原意有着天壤之别。坐在天国里的怀有慈善之心的那位‘大仙’，一定会宽恕那个对母亲的要求感到骄傲的孩子的任性。”不过，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可能指出这种差异。母亲对他大加称赞，说：“再讲给德维琼德拉听听！”一听这话，孩子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博学的兄长可别一下子戳穿这位年轻的冒牌学者。德维琼德拉听到妈妈的呼唤，便走了过来。妈妈说：“你听听，罗宾朗诵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朗诵得多么娓娓动听啊！”幸好博学的兄长正忙于自己的事——也许正影响他写作——他心不在焉地听了几首颂诗以后，就说了声“很好”，便离开了。他没有留下来听他的孟加拉语翻译。这一下，在妇女的眼里，罗宾的威望非但没有降低，相反，由于兄长深奥简洁的评语而更加提高了。

当年逾古稀的泰戈尔被问到他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时，他答道：“自相矛盾。”而当被问到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时，他说：“仍是它。”这绝不是信口开河，他所说的正反映了他的思想。虽然，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十分真诚的，但却无从知道明天他会说什么、做什么。他可能是个自相矛盾的人，因为他诚实，坚持真理，相信自己的天才，并愿意响应生活与神明的召唤，抛弃自己从前的成就和信奉，走不熟悉的路。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在诗歌里我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然而，也正是在他的诗歌里充满了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感情和心绪之间的挑战与格斗。

“诗人有说假话的毛病。”小帕利尼曾这样说过。的确，一个真正老实的人在许多场合下似乎会成为一个说谎者，就如貌似忠厚诚实的人，会成为一个撒谎者一样。所以当罗宾德拉纳特写作时，不希望在生活中得到比从泛舟河上所观察到的迷人景象更多的东西，然而他始终为无数生气勃勃和人群拥挤的存在而焦虑。他十分害怕市场码头的喧哗和纷争，然而它一次次吸引住他，他也无法长时间地摆脱它。他谴责那些家中就有上帝，仍旧抛弃家园，外出寻找上帝的苦修者，然而他自己也在到处寻觅上帝。

如果说，“大仙”对年幼的儿子所施加的影响，总的说来是十分健康和鼓舞人心的，然而，它没有在诗人心灵的解放方面，给以充分的帮助。特别他要把罗宾德拉纳特培养成像他那样的社会保守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许多方面来说是泰戈尔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相对而言，罗宾德拉纳特未能提供充足证明，说明他自己的生活已从社会的禁欲和传统的偏见中解放出来。难道能说伴随着精神和道德上的敏感性的增长，掩藏着的腐朽阶级的自以为最有道德的情绪也要逐渐袒露在大庭广众面前？也许爱国主义的新激情引起了对往昔的向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观点，它把古代印度视为主要由热爱正义的君王、女英雄和独居林中思考永恒真理的大仙们所居住的那个世界。任何人不能完全超脱所处的环境。罗宾德拉纳特尽管有非凡的、独特的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所处环境的陈腐成见和教条的影响。与其他时期相比，这时期受到的影响更多些。

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　一个坚定不移地信奉个性发展的人，一个如此痛恨印度教社会制度的残酷性的人，竟然如此急不可待地要为他两个女儿完婚。他的长女玛吐莉勒达(即贝拉)当时只有十四岁，次女莱努迦(即拉妮)还不满十二岁。一九○一年，两个女儿的婚礼都在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举行完毕。贝拉十分迷人、活泼、聪颖，而拉妮是位具有独立见解的非凡姑娘。罗宾德拉纳特十分喜欢她俩。虽然他大部分时间放在社会活动和写作中，但罗宾德拉纳特确实是位忠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在上述的年代里，他不仅有精神上的危机，而且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久以前，他在古希迪亚开始经商，但没有成功，负了债。同时，他又忙于为朋友杰·西·鲍斯(以后成为闻名世界的人物)去英国继续研究植物学，筹备必要的资金。不仅如此，他还要为在桑地尼克坦所从事的自己的教育理想计划筹资。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在如此众多的重要事务之间，要匆匆忙忙地办完女儿的婚事呢？更何况在这之前，他自己以十分明确的语言谴责过童婚。

的确，在那个时代和在他出身的阶层和社会里，女子一过青春期还不成婚，就被认为是件不寻常的事。但这也不是特别罕见的现象，因为他在长篇小说里描绘过那个时期的一些家庭里富有教养和品质优秀的姑娘自己挑选了情侣。诚然，泰戈尔家族曾经受过侮辱，曾被划为比拉利婆罗门种姓，这个种姓被认为是堕落的。对于他来说，与富有传统观念的其他婆罗门家庭建立无阻碍的婚姻关系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仅仅对维护种姓纯洁性的人来说是个问题，而对嘲笑所有迷信的人并不存在这种问题。然而，一个人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那么非凡超群，唯独在这样一件事上成为凡夫俗子，究竟有何必要呢？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好像他也猜度过这样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在读了艾尔弗莱德·丁尼生的传记之后)，他写了一首诗。他在诗中告诉自己的读者：　不要在凡夫俗子中去寻找诗人。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顽固的印度总督寇松爵士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五年，宣告了孟加拉分治，引起了必然出现的愤怒和挑战。这样，在全国两个主要教族之中开始出现了分裂，这个分裂最终于一九四二年后导致了国家的分裂，酿成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屠杀和恐怖活动。罗宾德拉纳特早先就对同胞发出提防这一危险的警告。现在，他投身于战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创作爱国歌曲，领导规模巨大的反对分裂国家的游行示威。一些学生只是因为唱爱国歌曲的那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撵出了学院。为了组织他们的学习，罗宾德拉纳特和其他一些教育家一块制定了一个民族教育计划，并组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著名哲学家——瑜伽信奉者奥柔宾都·考什。泰戈尔为这个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的演讲，后来以《文学》一书出版。他希望，在激发人民起来反对外国殖民统治之后，为了民族独立，把那种新的觉醒热情，成功地组织到民族复兴的创造性事业中去。他在一系列出众的演讲和文章里提出了这个活动的计划和纲领。他在文中几乎展示了后来成为圣雄甘地领导下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全国范围内民众运动基础的那些理论原则。

但是，泰戈尔毕竟不是甘地，在他身上没有甘地那样的无限的忍耐、平静的探索、坚定不移的意志力、战略策略的才干和独一无二的领导天才。他在某段时间里驾驭着风暴，高昂地前进；而一旦风暴发出血腥的咆哮，他就临阵脱逃了。这个经验既增添了他的失望，也增加了他的认识。他用自己的歌激励过那场斗争，但他放弃那场斗争的行动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不过应该赞扬的是，公众的咒骂永远没有使罗宾德拉纳特从自己的职责道路上逃之夭夭，这也是一种英雄行为。其实，他做得对，因为他不是那些企图利用他参加斗争以谋私利的政治家的对手。罗宾德拉纳特从那些政治家中幸运地了解到自己土地上所进行的战斗。他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里光明磊落地从事战斗。他那充满爱国主义的歌曲一直鼓舞着民族斗争。这些歌没有煽动兽性的冲动，没有高呼空泛的豪言壮语，那些歌词表达了他的真挚的爱国热情。

不合作运动的某些方面的情况引起了泰戈尔的忧虑。他对围在焚烧外国衣服的火堆四周的人群的疯狂情景，深感不满。当看到学生离开学校和放弃了学习，成了政治家手中任意摆布的棋子时，他对他们产生了怜悯之心。他拒绝承认，手工纺纱是医治印度经济疾病的一贴良药，虽然他一贯支持复兴手工工业，当然其中也包括手纺。有一次，他取笑道，与纺纱线相比，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吐出言语之线。他把国大党有关纺线的宣传看作是一条长长的政治线。既对甘地深厚爱戴、又对泰戈尔极为虔诚的安德鲁斯是这样概括泰戈尔的反对意见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感到，人民用这种狂热冲动的态度来取代深刻的道德信念，正如他用一句贴切的话说：　这不是歌唱，而是吵闹。这不是自我力量的节制，而是压抑感情的爆发，它扼杀了诺言和事业。……决裂的另一个原因是，诗人不可能参加手织粗布的运动，因为它是以医治印度贫穷的一贴良药形式出现的，而诗人只想把它当作一种取得帮助的次要方式。”

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公众集会上，没有直接提到圣雄甘地和他所领导的运动，但他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和印度之间的道德和理性合作的必要性的信念。这个题为《文明的汇合》的报告是在八月十五日作的。泰戈尔是那么孤立，孟加拉人民——包括当时受到人民欢迎的孟加拉长篇小说家萨拉特钱德尔·查特吉，不赞成他的观点。为了回答泰戈尔的那个演说，查特吉写了《文明的斗争》一文。但泰戈尔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另一篇公开演讲《真理的召唤》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演讲是他信念的光辉例证。为此，甘地亲自写了一篇著名的反驳文章，题为《伟大的保卫者》，登在他的政治周刊《青年印度》上。

不久，甘地亲临加尔各答，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讨论。这次会晤是在乔拉桑戈的诗人住宅里举行的。那时只有一个旁人在场，那就是安德鲁斯。这两位伟人讨论了什么，更多的描述没有见到。但可以认为，甘地向泰戈尔要求，积极支持自己的政治运动。然而也可以认为，当两人分别时，仍像朋友一样承认了双方观点的分歧。在这期间，人群聚集在住宅外面，疯狂的人群为了对甘地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为了教训世界诗人，从附近商店弄来一捆一捆的外国布匹，在靠近泰戈尔住宅的露天院子里，加以焚烧。伦纳德·埃尔赫斯特写道，过了一些日子，泰戈尔亲自简要地告诉了他有关那个难忘的日子里同甘地交谈的情况。似乎当甘地强调他的整个运动是建立在非暴力原则基础上时，泰戈尔说：“甘地先生请过来，瞧瞧我凉台下面的情景。你的非暴力追随者正在干着什么，他们把从吉特普尔马路上的商店里偷来的布匹，放在我的庭院里加以焚烧。像放荡的人一样，在火堆的四周，狂呼乱舞。难道这就是非暴力？”

埃尔赫斯特接着写道，甘地说：“先生，二十年前，你自己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和捍卫者。你一直希望：　印度在自己脚底下站起来，不成为英国佬的追随者。我的自治运动正是你独立运动的自然儿子。请与我一起给它以力量。”泰戈尔答道：“甘地先生，今天整个世界由于自私和狭隘的民族精神而蒙受着痛苦。印度应该永远同所有国家亲善。我还相信，我们印度人现在应该向西方和它的科学学习更多的东西。通过教育，我们应该学会相互间的合作。”最后，当甘地坚持要求诗人从事手工纺纱劳动，以便其他国家从他的榜样中得鼓舞。诗人笑着说：“我只会织诗，织歌，但甘地先生，假如我开始用手纺纱，我不知如何使你的贵重棉花不受损害！”

泰戈尔一直把甘地当作圣徒看待，有许多次我听到泰戈尔怀着虔诚的感情谈论甘地。当提到圣雄时，我提出可与其并驾齐驱的托尔斯泰的名字，泰戈尔就向我指出——现在我也理解了这句话，因为我已很好地了解了甘地——与托尔斯泰相比，甘地的生命是由无数光亮点缀起来的。对甘地来说，一切都是自然、谦和、真诚和纯洁的，他的整个斗争由于宗教的宁和而光彩照人。而对托尔斯泰来说，一切都是反对欲望的自豪叛逆，托尔斯泰的一切都是暴力，他的非暴力的原则亦是如此。

尽管两人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日益扩大——那时泰戈尔不仅是位“诗人”，而且是亚洲派往欧洲的精神大使。在欧洲，他向欧洲人提出要求，请他们为在桑地尼克坦建立一所最有权威性的大学，提供帮助。命运是如此捉弄人，正是在那时，一方面甘地进行不合作宣传；另一方面泰戈尔在宣传东西方之间的合作精神。

但是，泰戈尔丝毫不怕圣雄的排外精神——他知道甘地是能超越它的——他害怕的是甘地的追随者，他们为了点燃民族情绪的烈火，毫不犹豫地煽动任何冲动和偏见。他对桑地尼克坦的学生讲述过自己的那些忧虑。有一些学生的脚，由于参加甘地的不合作请愿而被打断。“学校和学院的变革结果是什么呢？——不是为完全的教育而牺牲，而是为无教养而牺牲。”他一贯反对把学生推向政治泥坑里去。十年前当他自己是孟加拉独立运动的领袖时，一群青年学生到他那儿说，如果泰戈尔希望，他们就准备为了国家放弃学业。罗宾德拉纳特反驳了他们，他们于是对泰戈尔的爱国性表示了怀疑，愤然离去了。

(倪培耕译)

【赏析】

有人说，印度是一个“诗之国度”，诞生在这个诗之国度的泰戈尔，由于其诗歌方面的突出成就，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位神秘的诗哲：　用诗歌为神编织美丽的花环。但印度也是一个苦难重重的国度，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泰戈尔，并不是独善其身的隐者。他总是一再中断自己平静的生活，用强有力的声音支持一切正义的事业。泰戈尔以诗人的理想精神介入到现实中，依靠诗人的感觉评判是非，凭借诗人的气质保持着面对现实的勇气。这是《泰戈尔传》最初给人的印象。

传记作者克里巴拉尼是泰戈尔的孙女婿，曾经与泰戈尔共同生活过八年，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翔实材料。并且，传记作者本身力求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有力地保证了这本传记的真实性。克里巴拉尼把泰戈尔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丝丝入扣地结合起来，不仅增加了传记优雅抒情的气质，同时也使这本传记成为不可多得的解读泰戈尔作品的宏篇大论。克里巴拉尼在泰戈尔的现实生活、内心世界及其文学作品之间游走，或评价、或叙述、或引用，全面展示了“圣人”泰戈尔的光辉和快乐，也全面解析了“凡人”泰戈尔遭受的坎坷磨难，为他的卓越和缺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首先，克里巴拉尼以朴实而优美的散文笔法，介绍了诗人具体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那人数众多也人才辈出的家庭，诗人幼时的天真与调皮，他那微小的情绪波动，对大自然的幻想与好奇，以及和嫂子的友情。这些生活琐事被不少传记作家所忽视，然而克里巴拉尼却处理得极为细腻传神，看似无意，实际上正是在这些细节中，泰戈尔日后的倾向初露端倪。特别是泰戈尔幼年时期随父亲去喜马拉雅山的经历，小泰戈尔那种喜悦、骄傲，那种对父亲的崇敬、渴望，那皑皑雪峰、朗朗星空带来的陶醉和惊奇，为泰戈尔的一生奠定了基调。

当晚年的泰戈尔被问到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是什么时，泰戈尔回答：“自相矛盾。”克里巴拉尼紧紧抓住这一点，为我们全面展示了泰戈尔复杂而又矛盾的内心情感，并试图对这种矛盾性进行深层的探究和解释。泰戈尔强烈地痛恨、反对印度童婚的社会风俗，并多次在演讲中号召废除童婚；然而现实中，他却急不可待地让自己的两个女儿早早结了婚。泰戈尔对神充满了虔诚，某一时期甚至过起了隐居生活，这时他的诗歌也蒙上了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而在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他又关注现实，参加反英政治活动，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提倡印度民族大团结并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作品中充满了正义的激情。特别是在1942年反对国家分裂的活动中，泰戈尔的自相矛盾达到了顶点。他先是热情洋溢地投身战场，“在某段时间里驾驭着风暴，高昂地前进；而一旦风暴发出血腥的咆哮，他就临阵脱逃了。”　克里巴拉尼没有为圣人讳，为尊者讳，而是以严肃公正的态度解释这种种行为背后复杂的性格原因、历史原因。他详细地介绍了泰戈尔开明的思想，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他同时受到的传统文化的浸染。泰戈尔所受到的来自父亲的影响，以及他在读同为诗人的丁尼生的传记后的失望与他写下的诗篇，让读者感到，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妥协退让，这些都是最真实自然的“泰戈尔式”的选择。他的“慈眉善目”、“光风霁月”和他“金刚怒目”、“狂风暴雨”在克里巴拉尼笔下皆栩栩如生。

传记还大量叙述了泰戈尔与甘地之间的对立及友谊，克里巴拉尼创造性地发掘了两人针锋相对之下的异曲同工，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了泰戈尔的伟大品格。泰戈尔是最早领会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意义并予以支持的人，在甘地尚未广为人知时，就向他发出贺电，对他在南非进行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表示敬意。后来，甘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在若干问题上，泰戈尔与甘地意见相左。正如作者所说，泰戈尔的理想精神是超前的，他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但却拒绝抵制西方文明；他支持革命，他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传统，却反对民族主义的偏见和冲动，诗人的理想使他在新旧两个方面，总想做到不偏不倚。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他的完美理想不能为民众所理解，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冲突，致使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被国民理解，并受到侮辱和打击。但泰戈尔同甘地本质上殊途同归。他们尽管在行动方式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寻求真理、为民族谋出路的目标是一致的，克里巴拉尼认为，这就是两位政见不一的伟人可以保持长久友谊的基础。“他们之中一个是圣贤，努力把政治变为神圣的东西；另一位是诗人，努力把神圣变为美。甘地的实践永远走在他思想的前面，而泰戈尔则展开理想的翅膀，凌空翱翔。”特别是泰戈尔思想中的博爱、宽容和平静地面对各种矛盾和挫折的态度，使他更能体会甘地的意义，体谅甘地事业的艰难。克里巴拉尼通过描述泰戈尔对另一位伟人的敬佩和信任，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泰戈尔自身的伟大。

(郑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