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生活——凡高的故事 [美国]欧文·斯通》读后感

【作品提要】

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生于荷兰南部布拉邦特的牧师家庭。他曾在古皮尔艺术公司工作数年，后受训于福音传道学校，奔赴环境恶劣的煤矿传教，同时博览群书，习画素描。因为工作过于热情，被教会解雇。随后，他到布鲁塞尔、海牙等地继续学习绘画，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执著探索个人的绘画风格。接着，凡高到巴黎与深爱自己的弟弟泰奥同住，并和印象派、后印象派画家交往密切，切磋技艺。巴黎一年多的喧闹生活结束后，凡高只身前往法国南部阳光灼热的阿尔地区，以旺盛的创作欲、燃烧的激情和史无前例的技法，创造了一大批绘画杰作。凡高的一生有数次恋爱，但均以痛苦失望而告终。1890年7月29日，凡高神智失常，又不愿拖累弟弟而在麦田里开枪自尽，年仅37岁。

【作品选录】

阿尔的太阳狠刺文森特的眉心，把他的双眼逼得睁大开来。那是一个螺旋形的、柠檬黄液体的火球，飞过碧蓝的天空，在空气中塞满了眩目的光亮。空气的酷热和澄明透亮，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陌生世界。

清晨，他走下三等车厢，踏上一条弯弯曲曲的路——通向拉马丁广场，这个市集广场的一边，以罗纳河的堤岸为界，另一边以咖啡馆和下等旅馆为界。阿尔就在前面，沿山脚延伸开去，犹如泥水匠的一把干净的泥刀，在热带的炎日下瞌睡。

找个什么样的地方住下，文森特是毫不在乎的。他走进广场上经过的第一家旅馆——车站旅馆，定下房间。房内有一张刺眼的铜床，面盆里放着一只破水壶，还有一把不像样的椅子。老板搬进一张没有漆过的桌子。没有地方可立画架，好在文森特本来打算整天在户外作画。

他把手提包掼在床上，便转身奔出去观看市容。从拉马丁广场到阿尔的中心部分有二条路。左面的环形路是行驶车辆的，它环绕市镇的边缘，慢慢地蜿蜒通向山顶，在罗马公所和圆形剧场前经过。文森特穿过狭窄的鹅卵石街道迷宫的近路，走上长长的山路，到达烈日晒烤的市府广场。一路上他走过冰冷的石造庭院和方形院子——看上去似乎从古老的罗马时代以来，从未被人碰过。为了遮避烈日，街巷狭得只要文森特横伸两臂，指尖就能触到两旁的房屋。为了躲避刺骨的西北风，街巷在山脚下七扭八歪，没有十码长的直路。街上全是垃圾，门口全是邋邋遢遢的孩子们，一切都带着不吉祥的、被命运追逐的样子。

文森特离开市府广场，穿过一条短巷，踱向山背后主要的市集路，漫步经过小公园，然后，跌跌撞撞地下山，朝罗马竞技场走去。他像山羊似地在看台上一级级地往上跳，一直跳到顶层。坐在石头上，两脚悬在一个千百万双脚踏出来的凹印上，点燃烟斗，俯瞰着这片他自封为主的领土。

脚底下的市镇，像一条万花筒似的瀑布，直泻到罗纳河边。屋顶组成了一幅纵横交错的图案画。屋顶原来都是红瓦，但是，经过烈日不断地烘烤，现在已经变成五光十色了：　从最亮的柠檬黄和优雅的贝壳红，到刺眼的淡紫和土黄。

宽阔湍急的罗纳河沿着阿尔的山脚，来了个急转弯，向地中海直冲下去。河两岸都有石头堤防。对岸的特兰凯塔耶像一座着色的城市闪烁着。文森特的背后是群山，高峰直刺净明的白光中。在他面前展出的是一幅全景画：　耕过的田地、开花的果园、蒙马儒尔隆起的丘陵、耕成千万条田畦的肥沃山谷，这一切都集聚于无限远的一点上。

然而，是乡野的色彩，使他举手在惊讶的眼睛上搭个凉棚。天空那么蔚蓝，一种如此严酷、无情、深沉的蓝色，简直完全不是蓝的了，而是毫无颜色。在他下面展开的无垠田野的绿色，是绿色的真髓，绿得发狂。太阳的炙人的柠檬黄、土壤的血红、蒙马儒尔上空孤云的雪白、果园里年年复生的玫瑰花……这些颜色都令人吃惊。他怎么来描绘呢？即使他能够把这些颜色搬上调色板，他又怎么能够使人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呢？柠檬黄、蓝、绿、红、玫瑰红，大自然以此五种折磨人的色调飞扬跋扈。

文森特从通货车的路走向拉马丁广场，掮着画架、颜料和画布，沿罗纳河吃力地走着。处处杏花怒放。太阳照在河面上的晶晶闪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的帽子忘记在旅馆里。太阳烧透他的红头发，把他体内的巴黎的寒冷、城市生活在他灵魂中填塞的疲惫、沮丧和饱食，统统吸了出来。

沿河下行一公里，他看到蔚蓝的天空衬托出一座吊桥，桥上一辆小车徐徐而行。河水就像井水那样碧蓝，橙黄色的河岸点缀着绿草地。一群穿着罩衫、戴着五颜六色小帽的洗衣妇女，正在一棵孤树的荫下捣洗脏衣服。

文森特立起画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没有一个人能睁着眼睛捕捉到这样的色彩。在这儿，修拉的科学点彩法的谈论、高更的原始装饰性的高谈阔论、塞尚的坚实表面下的揭示、洛特雷克的颜色的线条和乖戾的憎恨的线条，统统摈弃了他。

这儿只剩下了文森特。

文森特得出结论：　颜料捣碾得愈细，就愈容易与油溶化。油不过是输送颜料的媒介物，他对油感到无所谓，特别是他并不反对画面粗糙。他决定成为自己的颜料商，而不去买巴黎的鬼才知道在石臼中磨碾过几个小时的颜料。泰奥请唐居伊老爹寄给文森特三种铬黄、孔雀石、朱砂、橙铅、钴类颜料和绀青。文森特在小旅馆的房间里捣碾。这样，他的颜料不但价廉，而且格外鲜艳和持久。

接着，他对所用的那种易于吸收的画布感到不满意。画布面上的一层薄薄的胶质无法吸收他的浓厚的颜色。泰奥寄给他数卷毛坯的画布，晚上，他在小碗里调胶，涂在他准备第二天使用的画布上。

乔治·修拉使他对用什么样的画框配画这一点很敏感。他把第一批阿尔油画寄给泰奥时，就讲明画框应用什么木料，应漆什么颜色。但是，他无法看到自己的画装在自己制的画框中，对此总感到不愉快。他从杂货商那儿买来白坯木条，按所需的尺寸锯断，漆上与画相称的颜色。

他自己动手制颜料，做画布的框子，给画布上胶，画画，做画框，漆画框。

“我无法买下自己的画，真可惜，”他高声地对自己咕噜道。“否则我就完全自给自足了。”

西北风又来了。整个大自然似乎在发怒。天空中没有一丝白云。灿烂的阳光伴着极度的干燥和刺骨的寒冷。文森特在房间里画静物：　一把蓝色的搪瓷咖啡壶、一只深蓝和金色的杯子、一把淡蓝和雪白方格的牛奶壶、一把蓝色的夹杂着红、绿和棕色花纹的仿古意大利的陶制水罐，以及二枚橘子、三枚柠檬。

风止后，他又外出，在罗纳河上描绘特兰凯塔耶的铁桥，画中的天空和河，是苦艾酒的颜色，埠头上一片淡紫色的阴影，人们手肘搁在带黑色的桥栏杆上站着，在黑色的、稍带点深孔雀绿的背景中，铁桥呈现带点鲜艳的橙黄色调的深蓝色。他试图抓住某些全然破碎因而令人心碎的东西，从而能勾引起无限的哀思。

他并不设法如实地反映目睹之情景，而是任意地运用色彩来强烈地表现自己。他认识到毕沙罗在巴黎对他讲的话是真实的：“你必须大胆地夸张色彩所产生的效果，或者很和谐，或者不协调。”在莫泊桑的《比埃尔和让》的序言中，他发现了同样的见地：“艺术家有夸张的自由，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一个比之我们的世界更美好、更单纯质朴、更令人心安的世界的自由。”

在强烈的阳光下，他在田野里作了一整天的艰苦而扎实的劳动。其结果是：　一片耕过的田地，一大片泥块累累的紫罗兰色的田地伸向天际；一个穿蓝白衣服的播种者，天边是一块成熟的矮麦地；田野上面是一片有一个黄太阳的黄色天空。

文森特知道巴黎的批评界会认为他画得太快。他可不能同意。难道促使他画得如此迅疾的不是激情，不是他对大自然的真挚感情吗？即使有时候，他的笔触就像讲话中的词语那样连贯，然而艰苦的、无灵感的日子还是会出现。他必须趁热打铁，把锻好的铁块放在一边。

他把画架缚在背上，沿着经过蒙马儒尔的路回家。他走得很快，不多一会儿就赶上了在他前面嬉戏的一个男子和一个男孩。他认出那男子是老鲁兰，阿尔的邮差。在咖啡馆里，他常坐在鲁兰的近旁，曾经想跟他攀谈，但一直没有机会。

“您好，鲁兰先生，”他说。

“啊，是你，画家，”鲁兰说。“您好。我正带着孩子作一次星期日下午的散步。”

“天气真好，是吗？”

“啊，是呀，天气很好，该死的西北风没有刮起来。你今天画完了一张画吧，先生？”

“对。”

“我是个无知识的人，对艺术一窍不通。不过如果你能让我看看，我觉得很荣幸。”

“请吧。”

男孩向前奔去，玩着。文森特和鲁兰并排行走。鲁兰看画的时候，文森特端详着他。鲁兰戴着蓝色的邮差帽。他有一对温和的、盘根究底的眼睛，一绺长长的方形的卷须完全淹没了他的颈项和衣领，直垂在深蓝色的邮差制服上。他从鲁兰身上感到他被唐居伊老爹所吸引的那种同样的温柔、沉思的品质。他朴实得有点儿叫人可怜，他的平凡的农民的脸，似乎与那希腊式的美髯很不相称。

“我是个无知识的人，先生，”鲁兰重复道，“你会原谅我的瞎讲吧。你的麦田真是活的，就像我刚才经过的麦田那么活生生的，我看见你就在那儿作画。”

“那你喜欢这张画。”

“至于这一点，我可说不上。我只知道，这画使我感觉到某些东西，在这里面。”

他的手摸摸胸部。

他们在蒙马儒尔的基址停留一会儿。太阳把这个古老的寺院映得通红，照耀着生长在乱石丛中的松树，枝叶染成金黄色，远处的松林一片普鲁士蓝，背衬着柔和的、碧蓝的天空。白色的沙和树下的白色岩石的表现，呈现出淡淡的蓝色。

“那也是活生生的，是吗，先生？”鲁兰问。

“我们死后，那依旧是活生生的，鲁兰。”

他们继续走去，安详友好地闲聊着。鲁兰的话没有一点刺人的味儿。他的头脑简单，他的思想单纯但深刻。他的一百三十五法郎的月薪，要养活他自己、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做了二十五年的邮差，没有提升过，只加过一次数目极小的薪。

“我年轻的时候，先生，”他说，“我笃信上帝。但是这些年来，主似乎愈来愈消瘦。主仍旧在你画的麦田里，在蒙马儒尔的落日中，但是当我想到人们……和他们所创造的世界……”

“我懂，鲁兰，但我愈来愈感到，我们决不能单凭这个世界来评判上帝。这不过是一幅尚未完成的习作。如果你对这个艺术家感兴趣，那末对一幅画错了的习作，你能怎么样呢？你没有发现很多可批评的，你闭口不言，但是你有权利要求更好一点的东西。”

“对，是那样，”鲁兰高声说，“稍好一点的东西。”

“我们应该看到这同一只手再做点别的事情后，再来评判。这个世界很明显地是在他的不吉利的日子里，匆匆忙忙胡乱做起来的，当时这艺术家正缺乏才智。”

暮色落在弯曲的乡野道路上。第一颗星星戳穿了深浓的钴蓝色夜幕。鲁兰的愉快、单纯的眼睛搜索着文森特的脸。“那末你认为除了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吗，先生？”

“我不知道，鲁兰。当我把兴趣集中在我的画上时，我不去想这些事。可是我们的生活显得如此的不完全，不是吗？有时候，我想火车和马车是地球上的把我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的运载工具，所以伤寒病和肺病是把我们从一个世界送到另一个世界的运载工具。”

“啊，你也想了不少，你这个艺术家。”

“鲁兰，你肯帮我一个忙吗？让我给你画张像。阿尔的人不愿意为我摆姿势。”

“我感到荣幸，先生。但是为什么要画我呢。我不过是一个难看的人。”

“如果有上帝的话，鲁兰，我想他一定有像你一样的胡须和眼睛。”

“你在跟我开玩笑，先生！”

“恰恰相反，我说的是真心话。”

“明天晚上请到寒舍便饭，好吗？我们没有什么菜，但是我们高兴你能光临。”

鲁兰太太是一个农妇，使他联想起德尼太太。桌上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一点点土豆燉肉、自己烤的面包和一瓶酸酒。晚饭后，文森特一面画鲁兰太太，一面与邮差聊天。

“在大革命中，我是个共和主义者，”鲁兰说，“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的统治者是帝王也好，是共和政府也好，反正我们穷人还是像以前一样渺小。我曾经想过，当我们是共和国的时候，人人可享有，而且同等地享有。”

“啊，不，鲁兰。”

“我一生在捉摸，先生，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比另一个人占有得多，为什么一个人该拼命苦干，而他的邻居却可以闲坐着。也许我太无知，难能理解。你是不是以为，倘若我受过教育，先生，就能够理解得好一点吗？”

文森特迅速地望望鲁兰是不是在冷嘲热讽。他的脸上还是那同样的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

“对，我的朋友，”他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似乎对一切情况很理解。但是我跟你一样无知，我是永远不会理解，不会接受的。”

(刘明毅译)

【赏析】

对凡高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那幅飞扬着生命和激情的金色《向日葵》，这件在画家生前不名一文的作品，在其死后拍卖出了四千万美元的天价。这件极品就是画家在法国南部阿尔地区创作的。

观其一生，阿尔是凡高艺术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驿站。他1888年2月孤身漂泊来此，时年35岁，直至1889年5月离开住进精神病院。这期间，他以惊人的热诚和意志，画下了诸多充满个性的精品佳作。他有生之年卖出的寥寥数幅作品中的第一幅——《红色的葡萄园》，也是画在他居于阿尔时。阿尔的拉马丁广场有一幢“黄房子”，乃凡高在辗转异地多年后拥有的第一座简朴蜗居，贫病交加的同道、后印象派的代表画家高更曾被邀同住。也是在阿尔期间，凡高在一个叫拉歇尔的妓女怀抱中得到些许温存，为了履行她的一句戏言，不惜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相送。当他的画风日臻浑熟，和生命、宇宙融为一体时，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神志时好时坏，一向视其为怪人的阿尔当地人请求市长将其拘禁。凡高被迫离开阿尔，住进了精神病院。

总之，阿尔的凡高是贫困的凡高——无人问津他的作品，仅靠弟弟泰奥的汇款维生，经常忍饥挨饿，被房东敲诈。阿尔的凡高是卑微的凡高——与下等人为伍，对落魄者坦诚相待。法国艺术评论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说：“他对穷人、疯子和病者——他们是他的兄弟——眼中的悲哀、无告和神圣，亦是了如指掌。”阿尔的凡高也是伟大的凡高——在不被世俗理解和容纳的巨大痛苦中，他全身心地投入绘画，用太阳的光亮画，用大地的颜色画，用一杯杯苦艾酒和咖啡画，用热血画，用生命画，用意志画，用灵魂画！

而美国作家欧文·斯通的传记则复活了这位贫苦、卑微而又伟大的凡高。

斯通犹如画家一般，对色彩和光线极为敏感，描述之精湛，体会之真切，贯串全书，令人有亲睹身受之感。例如，斯通写道：“阿尔的太阳很刺文森特的眉心，把他的双眼逼得睁大开来。那是一个螺旋形的、柠檬黄液体的火球，飞过碧蓝的天空，在空气中塞满了眩目的光亮。空气的酷热和澄明透亮，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陌生世界。”逼真夺目的光色，不仅布满天空，同样也铺陈于烈日下的原野：　原野无垠的绿色、太阳炙人的柠檬黄、孤云的雪白、土壤的血红、玫瑰的艳红……每种颜色都令人目眩心颤。自文艺复兴到凡高时代，欧洲绘画鲜用黄色，但嘹亮的铬黄色却是凡高酷爱的主色调，如《向日葵》、《夏日花圃》、《阿尔的炎夏》、《黄色的麦田和丝柏》、《橄榄园、远山和太阳》等等，无一不以高调、大面积、富有韵律的黄色摄人心魄，孕育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非凡明亮世界。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艺术依赖于献身大自然的人”。斯通不仅以文字再现了颜色如此丰富多变的大自然，而且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画家凡高描绘得栩栩如生。在斯通笔下，凡高犹如一部盲目的绘画机器。他不再细想他的画，他只是不断地画。在画布面前，住处的简陋、极度的饥饿、无人赏识的绝望、传统绘画的条条框框，统统远遁了，泯灭了。凡高早年曾为矿工、织布工、老妪画像练笔，在布鲁塞尔、海牙、纽顿等地师法名家，又到巴黎科尔芒工作室进修，在德拉克洛瓦和蒙蒂塞利影响下描绘花卉，和贝尔纳、西涅克、毕沙罗、德加、修拉、塞尚、高更等众多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惺惺相惜，交流切磋乃至争执。但最后，独行阿尔的凡高清醒了，自信了，成熟了。无所束缚的凡高，最终迈进了绘画的自由王国，大量的惊世之作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

除了精构出凡高与大自然间极度个性化和艺术化的交流，斯通也通过两种有效手段展现了画家对人和人类的看法：　一是详述其许多代表性人物画的创作经过；二是侧重描写画家身居社会最底层的人际交往。

凡高没钱请模特，更没有达官贵人惠顾，身边的普通人就是他人物画的主人公。这个传统，早在他当矿区牧师为矿工画像时就形成了。他画疲惫不堪的矿工、被矿渣包压弯腰的矿工的妻子、在昏暗油灯下劳作的织工，他画面带忧色的农妇、默默吃土豆的农民一家和乳房干瘪的羸弱妓女。在凡高未到阿尔之前，他就已经画了难以计数的普通人物素描油画和水彩，在阿尔，凡高继续当他的草根画家，混迹于少数愿意让他画、和他聊天的寻常百姓中间，画了不少形神毕备的人物肖像画，如《邮递员约瑟夫·鲁兰》、《米利埃少尉》、《抽烟斗的农民》等。而凡高和邮递员约瑟夫·鲁兰的交谈，后者对凡高所画麦田的朴实中肯的评价，都说明凡高与底层人的亲密关系。

在凡高饱经风霜的短暂一生中，弟弟泰奥一直是他忠实不渝的支持者，是绿洲，是甘泉，是永远荫泽翳翳的大树。和兄长相比，泰奥年过二十就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是巴黎受人欢迎的艺术商，一直在经济上给凡高以力所能及的最大援助。他俩互通了大量书信，辑成有三卷之多。凡高在巴黎的两年，甚至就住在泰奥家里，有时甚至搅得他无法睡觉。但他们的手足之情历久弥坚，至死不休。凡高的饮弹自戕，令泰奥悲恸欲绝，一病不起，在凡高离世的半年后，泰奥也追随而去。凡高的画作中，有幅题为《一双鞋子》的素描。画面上，两只皮鞋破旧不堪，满布灰尘，仿佛一起走了很远的路，然后被搁置在那儿，稍事歇息。这幅画就是凡高和泰奥这对好兄弟的写照，他们彼此抚慰，共同走过人间的长路，最后，两人墓穴紧挨，如同生前相伴相依，一起安眠在向日葵华茂的花影之中。

《法国水星报》和《自由艺术评论》的创始人阿尔贝·奥里埃(Albert Aurier)总结说：　凡高的过人之处“在其力量和精神的过度，以及表现方式的狂热。他对事物特性之明确的判断、对形式常作的大胆简化、直接面对太阳的傲慢、对描绘和色彩的狂热，直至其技巧的细枝末节，都显示了一个孔武有力的形象——男性的、大胆的、经常是令人难受的，而有时又是单纯的雅致”。而对凡高热爱有加的传记作家斯通，对于这位后期印象派大师，不仅熟悉他的行状，而且对他的爱、他的痛苦和他的创作激情，均有深刻的理解，并能托之以生动亲切的描述。斯通在《渴望生活》出版11周年后再版之际，曾说，凡高“短促的一生中超人地斗争和更为超人地征服艺术，赢得了我国人民最亲切的同情”。其实，凡高其人，通过斯通之传，何尝不赢得了全世界人民最亲切的同情、尊敬和赞叹呢？

(赵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