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约翰生 [美国]克利福德》读后感

【作品提要】

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词典学家、作家和学者。自幼脾气怪戾，嗜好独处读书，素有博闻广记之名。19岁入读牛津大学，一年后因学费短缺被迫离校。此后，约翰生做过文法学校教员，出版过译作。26岁时，他和商人的遗孀45岁的伊丽莎白结婚。为谋生计，约翰生到伦敦闯荡，给报刊勤奋写稿，引起了大诗人蒲伯的垂青，日渐成名。他的过人才智和博学也吸引了无数的崇拜者——包括为其写下著名传记的同时代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生40岁那年，尽管他的婚姻生活屡现危机，文学事业却蒸蒸日上，发表了长诗《人类愿望的虚幻》和悲剧《艾琳》等名作，并全力编纂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语大词典》。最后赢得了“词典约翰生”的美名，确立了自己在英国文坛的领袖地位。

【作品选录】

詹姆士·道德斯利对鲍斯威尔讲过：　还有几年，约翰生就进入词典编纂时期了。一天，他听到自己哥哥——一位著名的书商——向坐在店里的约翰生建议：“编一本英语大词典应该会大受欢迎，约翰生开始似乎为这个提议所动，但过会儿，又突然以他特有的风格斩钉截铁道，‘我想，我不会负此重责。’”后来，当得知这个建议最初由罗伯特· 道德斯利提出时，约翰生则坚持说他“早就有编词典的创意了”。

任何一个人，如果郑重其事地要编一部英语大词典，他就会觉得该词典有必要和法国、意大利学界的伟大著作不相伯仲。尽管已有的英语词典林林总总，但没有一本是规范性的，没有一本是基于历史原则编纂的，或者说，没有一本能比得上欧洲大陆同类词典的规模。近两百年来，英国作家一直呼吁，要出一部经久耐用的英语大词典，他们相继出谋划策，制定方案，相继又半途而废。传言汤森曾给艾迪生提供3 000英镑，“邀其编一部英语词典，并挂上他艾迪生的大名”。还有一说，说艾迪生已着手编写，挑选权威典籍，收集引言引语。蒲伯也曾有意此事，大概列出了一份可资引用的作家名单。安姆布劳斯·菲利普实际上还发表过一份提议，说新词典应该分上下两册，对开版云云。约翰生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知晓蒲伯的记录，采纳了菲利普的提议。在他踏进词典世界时，他就已经顺应了市场的需求，词典的理想样式和确切性质也已经定好了。编词典这个想法，对他而言，既不新鲜也不让他诧异。

在约翰生现有的参考书中，最重要的一本，当属纳什·百利编的《通用英语词源词典》。该词典初版于1721年，后来增订成大开本的《大不列颠英语辞海》，收词量实际上要超过约翰生要编的词典。然而，百利的词典和其他英语词典很不尽人意。想得到确切词义的读者，面对百利把老鼠描述成“一种人们熟悉的动物”、把网描述成“一种捕鱼捉鸟的工具”的定义，恐怕是很难满意的。

在诸多计划化为泡影和一次次有始无终后，深孚众望的人最终出现了。在约翰生身上，书商们终于看到了词典编纂者必备的所有条件——广博的文学知识、超强的记忆力、敏锐的逻辑思维和编写简洁定义的天赋。约翰生现在所要的全部，就是一份可使他安然度过冗长编纂岁月的经济保障。

可能早在1746年春天，罗伯特·道德斯利和约翰生就做出某种君子协定，为了让道德斯利对自己的意图有个明确的了解，约翰生书面说明了编纂计划。这份手稿写于1746年4月30日。一俟双方就编纂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下一步就安排资金方面的细节。因为没有哪一家图书发行商愿意独自对如此浩大的项目负全责，最后，罗伯特·道德斯利、安德鲁·米勒、查尔斯·希区、约翰·克耐普顿、保罗·克耐普顿、托马斯·朗曼和他的侄子一起组织出版词典。1746年6月，协议全面达成。按照合约，约翰生的稿费定为1 575英镑，词典在三年内完成。

约翰生面临任务的难度，在很多方面都要超出欧洲学者。三年完稿，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估计。至少鲍斯威尔如此认为。他一度暗示约翰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甚了解，结果他的这位兄长以自己特有的风格答道：“先生，我万分清楚我在做什么，而且万分清楚怎样做，而且已经做得万分成功。”亚当斯博士也质问过约翰生：“可是，约翰生先生，你怎样做才能保证在三年内完工呢？”约翰生干脆地说：“亚当斯先生，因为我对三年完工确信无疑。”亚当斯不依不饶：“法兰西学院，有40名院士，用了40年才编完法语大词典。”约翰生态度依然坚定地答道：“亚当斯先生，实有其事。这样，算个比例吧，我想想，40乘40是1 600，3比1 600，也就是说3个英国人抵得上1 600个法国人。”

重大的签约日即将到来了，这时，约翰生分别致函道德斯利和托马斯·朗曼。给托马斯·朗曼的信原文如下：　

正式合约已经送到我这里了，我估计是克耐普顿先生授意派人送来的。他现在已经离开伦敦了。我想问问，你和其他诸君，是否愿意在我们签约的那天，共进早餐。若你能定下日期，写好便条给他们，我的信差会跑腿把便条送给每个人，或者送到你觉得其他什么更为方便的地方。

合约最后于1746年6月18日签定。

约翰生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是找一处较为宽敞的住所。霍金斯评价说：“编词典之前，约翰生和妻子默默无闻，在斯特兰街和舰队街附近庭院里弄的不同房子内住过。为了完成这项重任，也为了就近房子里的印刷机，约翰生在格夫广场附近买下了一栋漂亮的房子，辟出一个专门房间，摆进写字台和其他家具，供五、六个时刻不离他视线的编写人员使用。”到了第二年，总算入住了，在伦敦市政厅的不动产税册上，约翰生是户主。

约翰生的新居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可谓是一栋精致坚固的建筑，有三层。宽敞的顶楼，就是词典编纂的圣地。数年后，来访者绘声绘色地描述起顶楼的装设，谈起里面“一张滑稽的旧办公桌”、一张结实的座椅和一把“仅有三条腿一个扶手的旧扶手椅”。 约翰生“多次练习后能灵巧地”在这把三腿椅上稳坐不倒，他对三腿椅的缺陷习以为常，每当站起身，他“不是用手扶住椅子，就是泰然自若地把椅子靠在什么上面，在访客面前对这把破椅子习以为常”。

自来伦敦后，这栋房子是约翰生住过的最讲究的。餐厅和起居室在一层。上面是卧室和休息室，休息室里面部分饰以板条，有护墙板和飞檐，双开门可以推向楼梯道和落地窗，把两个房间变成一个大房间。卧室和休息室对着的楼上还有两个舒服的卧室。地下室内设了厨房，厨房门通向广场人行道下面两个带拱的大房间。厨房里，还砌了一个石头洗涤槽和两个壁炉。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每个房间都有人用，所以，佣人中可能有一个睡在地下室，也许就在楼梯下方。在格夫广场17号，约翰生一家住得相当体面舒适，和任何殷实的商人无甚两样。

广场的其他居民对这对行迹奇怪的夫妇怎么想，我们无从知道。哈里·格夫爵士告诉海克特，他曾迫于压力将约翰生赶出住所，因为左邻右舍抱怨约翰生整夜来回走动，自言自语，让人无法睡觉。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那也在约翰生夫人泰蒂去世和词典完稿很多年之后了，他一直到1759年3月都住在格夫广场。

关于约翰生编纂新词典的步骤，说法不一。从霍金斯和鲍斯威尔的书上，人们得到的印象可能是这样：　约翰生先列出单词总表，再查寻权威典籍解释单词的用法。而比肖普·柏西坚持认为，约翰生首先博览群书，筛选例证，再汇集出单词表。只是到了最后，他才参考其他词典，检查有没有遗漏的单词。大多数证据支持后一种猜测。

一段时间，约翰生很可能确实用了一本内有空白纸页的1736年版百利对开版大词典。可能，他把五花八门的笔记注在这本词典上，要么就是用其临时夹存数千张字条。毋庸置疑，百利的词典帮约翰生补充了自己阅读中未遇到的单词。但最后，他并没有把百利版词典的词汇全部搬进新词典，而是吸收了大量的主要是科技方面的词汇。为了增加科技词语，他查阅了各种各样的物理、医学、园艺和法律专著。

然而，查找和罗列单词，不过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搜索权威的语言学资料。约翰生打算，他的这本词典，要指出最规范的作家对语言的最出色用法。为此，他准备博览群书以求得例证。有些作家他早就十分熟稔，有些则比较陌生。他日后坦言，培根著作是他到编这本词典时才熟读的，后来竟成了他最喜欢的书。他边读，边摘选供词典引用的段落，用黑铅笔在需要例证的单词下面划线，用竖线划出引用的始末。为了字母编排的方便，他再在书边上写出划线单词的首字母。有时，一页书上标明的单词多达24个。

一本书读完后，他就把书递给助手，助手就把每个标明的段落分别抄到单独的纸条上。单词的下划线保留，为避免重复，书边上的大写字母要划以斜杠。然后，一大叠纸条按字母编排好，进入下一个流程。当时用过的一些书籍实际上还幸存到今天——零散的抄选纸条，摘自莎士比亚、培根、伊扎克·沃顿、罗伯特·骚斯、马修·黑尔爵士、伊撒克·瓦兹、约翰·诺里斯和约翰·菲尔的作品。

约翰生用过的书籍显然是包罗万象的，有些是他自己磨损不堪的藏书，有些是他从友人处求借来的。霍金斯打趣道，借来的书，“若是能回到书主手上的，往往面目全非，根本不值得保留，但也有人乐意收存，视若拱璧。”如果说，书上的那些涂鸦令当时的书主恼怒的话，现代的收藏家却对此津津乐道，因为它们给约翰生编写词典的常规流程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交付印刷的定稿明摆着准备用四开纸。据鲍斯威尔记载——尽管这令人难以置信——约翰生开始时犯了一个大错。他把词典抄在80个空白大簿本上，而且是两面抄，遭到了排字工人的一致强烈反对，“后来，他不得不让人把大簿本上的内容转抄到一张张的纸上。”最终定下的最好操作的安排是这样的：　词典抄在大纸上，分两栏，一般一栏只有两三个词条。约翰生亲自书写单词、词源、词义，下面留出很大的空白给助手粘贴权威的例句。要做到格式一致，抄写工整，可是费尽了周折，最后，只有一名助手练成了熟练工。

对于选录的引文，约翰生的考虑远不止在语法和文体方面。他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单词的恰当用法，辨析微妙不同的词义。但他还有一个词典编纂以外的意图：　

我在一开始收集权威典籍的时候，就希望每一个引言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说明某个单词的用法。鉴于此，哲学家的引言要揭示科学的原则，历史学家的引言要披露生动的史实，化学家的引言要说明完整的过程，神学家的引言要含有感人的劝诫，诗人的引言要体现优美的表达。

因此，约翰生的词典不只是一本参考书，而且是人生感悟的宝库，阅读和查阅，两全其美。他仔细选择参考资料，留用那些自己觉得心诚悦服的语句。这样，在确定语言含义的同时，他可以潜移默化地教导风化，影响评论。有人认为，编词典不过是一种毫无创造的苦役，约翰生对这种看法，是很反感的。

尽管到了最后，他被迫压缩了这项宏伟的计划，受篇幅限制，删除了许多已经收集好的引言引语，但留下来的，也足以令词典散发出浓郁的个人风格。词典，的确变成了他心目中公正言论的大全之作。因而，他“从艰辛的词语搜索中得以喘息，给词汇学荒芜灰蒙的沙漠点缀些绿草鲜花”。

“荒芜”一词颇能说明问题，因为约翰生对编纂中的词汇学部分的兴致，永远比不上他的文学和哲学雅好。一天，亚当斯博士见他勤勉工作，就问他怎样获取全部的词源资料。约翰生轻松地答道，“呐，先生，这个架子上是朱厄尼斯的书，斯金纳的，还有其他人的；这本是威尔士一位绅士出版的，收录了威尔士谚语，有助于我对威尔士方言的了解。”约翰生对他力所能及的，做得游刃有余，但能力外的，就另当别论了。他精通古典，但没有也不会有日耳曼语言词根方面的扎实功底。

鲍斯威尔骄傲地指出，约翰生的助手中，五名是苏格兰人——其中两个姓麦克宾斯，一个叫弗兰西斯·斯图尔特，在词典完成前去世，一个叫罗伯特·希尔斯，还有一个是“麦特兰先生”。只有一名助手，V·J·佩顿，是英格兰人。这些助手地位卑微，生活拮据，无名无财。可是，每个助手毫无疑问都做出了贡献。据载，斯图尔特长于解释“下里巴人的语言”，尤其是赌博牌术用语。约翰生认为他心灵手巧，值得信赖。他对多数助手都有嘉评。在他眼里，希尔斯虽没有接受过多少正统教育，却是个“具有精确理解力的人”；涉世不深的大麦克宾斯学富五车，拥有多种语言知识。

在亲密合作结束后的多年，约翰生对所有助手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关爱贫穷的希尔，在他病逝前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接济他。麦克宾斯忍饥挨饿，他就悲叹自己无力援手。他竭尽所能地帮助佩顿，在词典日后修订时再次雇他加盟，最后，“出资料理了他和太太的后事”。别人认为这个佩顿是个“傻瓜、酒鬼”， 约翰生对人可没有过于审察。每个帮助他成就大业的人，都在他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有一张未注日期的便条，是给印刷商威廉·斯特拉汉的，给词典的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请你在寒暄时带上这张便条，送给米勒先生，给他讲讲我们词典的进展情况，也告诉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维持下去了。我每周付给所有助手共3英镑20先令，但他们给我的帮助却不多。他们要求有更好的待遇，我也觉得应该如此。说到底，请再给你卑微的仆人塞缪尔2基尼。约翰生书。

安德鲁·米勒无疑是词典合作方的稿酬负责人，以对作者慷慨大方著称，一度被约翰生尊称为“世纪资助人”。米勒是个成功的商人，“嗜酒常醉”，甚至他最亲近的同僚斯特拉汉也“从来察觉不出他有什么清醒的时候”。正是这位醉翁在词典最后一页付梓的时候，热切地感谢上帝。

早些时候，约翰生是在每个星期六晚上领取固定稿酬，后来，改成按张计酬，每一印张1基尼。当然，所有的一般性开支，都是从合约定好的总稿酬里支取的。

词典队伍在格夫广场顶楼内埋头苦干，抄啊，写啊，粘啊，贴啊，这期间，肯定有些花絮趣闻。词典内的一则引文激发了希尔斯和其他雇员讨论起托马逊的诗歌来。尽管约翰生认为这位《四季》的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但对他仍有微词，说他的主要错误是，词语像云彩一样朦胧不明，而意思却不能“透过云层”。为了予以证实，约翰生拿出诗人的作品，大声朗读了一长段，然后问：“写得是不是很精彩？”毫无警觉的希尔斯表示，精彩至极。“哈哈，”约翰生得意洋洋地答道，“我是跳行读的！”

(赵庆庆译)

注释：

弗朗西斯·朱厄尼斯(1589—1677)，德裔英国语言学家。

斯蒂芬·斯金纳(1623—1667)，是最早研究条顿语言的人，朱厄尼斯和斯金纳编成的词源学词典，对约翰生的词典编纂很有帮助。

【赏析】

谈及约翰生的传记，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被公认为是最名闻遐迩的一本。又因为这本传记重在表达人生，实事求是，一向被视作欧洲第一部“近代的”传记，是传统传记和近代传记的分水岭(范存忠语)。

可是鲍斯威尔的传记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最令人遗憾的是，他对传主成名前的情况描述欠周，语焉不详。鲍斯威尔从1763年初晤约翰生，一直到后者逝世，两人相识共21年时间。英国《万人丛书》里的《约翰生传》总共1 256页，其中1 000多页记录的都是这21年的生活。至于约翰生在遇见鲍斯威尔前的50多年的生活，仅占全书的237页。也就是说，人们普遍了解的约翰生，是已经年过半百而且功成名就的文坛巨擘了。那些传神的约翰生式谈话记录，也基本上集中在他的后半生。约翰生幼时是怎样的孩子？他受了父母的哪些影响？他怎样对付刻板传统的学校教育？他如何在伦敦惨淡地卖文为生？他到底怎样仅用7年就编出了那本著名的《英语大词典》？他和比他年长20岁的妻子关系到底如何？这类重要的问题，在鲍斯威尔的传记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自鲍斯威尔的传记出版以来，约翰生的崇拜者和研究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挖掘更多的资料，以期重现约翰生更详实精确的生平。比如埃莱恩·莱尔·里德(Aleyn Lyell Reade)整理出的《约翰生拾遗》(Johnsonian Gleanings)，展示了鲍斯威尔疏漏的大大小小的新发现。以约翰生为主题的各类文章，也层出不穷。正是在条分缕析大量新资料的基础上，美国的约翰生研究专家詹姆斯·L·克利福德写出了《青年约翰生》，不仅解答了鲍斯威尔留给读者的许多疑惑，而且还约翰生一个更完整的本来面目。该书从约翰生呱呱落地写起，一直写到1749年约翰生40岁——首次用真名出版代表诗作《人类愿望的虚幻》。此时，约翰生在文坛已经名声赫赫，他的博闻广识和怪戾性格已经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而且，他已经“像船夫全力划桨一样”日夜赶编英国第一部《英语大词典》。如果说，鲍斯威尔展现的是站在巅峰上风光无限的约翰生，是他的成熟期，那么，克利福德的《青年约翰生》展现的，是向社会上层艰难攀爬的约翰生，是一段卑微、苦痛的成长岁月。这对于了解任何一个伟人的一生，无疑是必不可少的。

和鲍斯威尔的传记相比，《青年约翰生》没有长篇累牍有时难免令人生厌的对话记载，没有对人物、场景、冲突等的戏剧性安排。该书作者也没有像鲍斯威尔一样，作为传记的一员人物现身书中，来陪衬传主的不凡、卓越或病态的忧郁和暴躁。但这本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它对约翰生周围的人描写得更加完整、充分，它对大词典工程这一可谓是约翰生一生中的最重要事件，展示得也更加令人信服。再者，该书对约翰生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叙述得也更加真实，真正做到了“不为尊者讳”。

由于材料所限，加之鲍斯威尔重在表现自己和约翰生结交后的点点滴滴，他的书中基本不见约翰生生活早期的人物。父母、兄弟、同学、老师、旧时朋友等等，着笔很少，形象也非常模糊。克利福德在传记“前言”中评价说：“鲍斯威尔对约翰生的家庭关系知之甚少，不知道他的家庭关系很紧张，也不知道他父母的脾性和品位。”但在《青年约翰生》中，读者不仅完全能看清楚约翰生成长时期的这些重要人物，而且能意识到他们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比如，约翰生的父亲不仅是个趣味高雅的书商，而且是令约翰生敬畏逃避的严父，约翰生讨厌时时被父亲叫去在客人面前表演才学。约翰生的母亲不喜欢读书，和丈夫毫无共同语言，却鼓励约翰生学会拉丁语。结果，约翰生对父亲是敬而不爱，对母亲是爱而不敬，而且终生如此。由于身有残疾，记忆力惊人，约翰生在利奇菲尔德文法学校期间， 一直卓尔不群。作者引用约翰生的原话说，在学校里，“他们从来不说约翰生好得像个学者，而说某某学者好得像约翰生。”但约翰生也有如影随形的同窗好友海克特，也有对其十分赏识却一生潦倒的拉丁语老师郝金斯，也有他对棍棒教育令人惊奇的赞同等等。诸如此类的重要信息，鲍斯威尔基本上都没有涉猎。

尤其在讲述约翰生如何编写出史无前例的《英语大词典》方面，鲍斯威尔不过是泛泛而谈，而《青年约翰生》一书却深入了词典编纂的各个细节，工作的繁琐、经济的窘迫、约翰生和几名助手的友情、编纂过程中的花絮……都被作者娓娓道来，从而令读者信服地看到在“词典约翰生”盛名的背后，不仅仅有约翰生过人的才智，更有异乎寻常的超负荷劳作——约翰生称之为“苦役”。在鲍斯威尔的书中，读者经常惊叹的是天才的“巧”，是天才的洒脱和辉煌，而在《青年约翰生》中，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天才的“拙”，是天才的苦修和失意。约翰生本人也说过，“生命中大部分需要忍受，只有小部分可以享受。”

鲍斯威尔像一部超级留声机，记录下了约翰生的无数言语，也像超长优质的胶卷，留下了约翰生的各种影像和行为。这些记录有嘉言懿行，也有“牛尾巴为什么这么长”、“妻子必须取悦丈夫”的奇谈怪论，更有约翰生 “走路爱数步子”、“喝茶可以连喝12杯”之类的怪癖。总之，鲍斯威尔老老实实把伟人好的、坏的、雅的、俗的、美的、丑的层面都写到了。《青年约翰生》在这方面毫不逊色，它像放电影一样，忠实地再现出传主40岁以前的言行举止。比如，小约翰生自尊心极强，推打护送他回家的老师；他虽然拙于运动，却是爬树高手；他一直为睡懒觉的习惯而深深自责；他经常自言自语，有时吵得邻人无法休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约翰生敏感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上，鲍斯威尔竭力展示他对妻子情深意笃，似乎有粉饰之嫌。《青年约翰生》则据实坦言。书中一方面像鲍斯威尔一样肯定约翰生对妻子的感情，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们的婚姻远非琴瑟和谐。特别是在约翰生壮年时，妻子开始酗酒、吸食鸦片，体态臃肿，情绪变幻不定，很少能让丈夫在紧张的编词典工作之余，得到放松，享受婚姻的乐趣。约翰生自己也偶有怨言，“我原可以和处女结婚，可却娶回一个寡妇。”鲍斯威尔一味描写约翰生在妻子病逝后，如何在泪水和祈祷中度过每个祭日，如何痛苦，如何追忆前情，却避而不提约翰生婚姻生活的勉强和尖锐矛盾，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评论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认为：“认识鲍斯威尔尚有那么多未曾了解，是现代约翰生研究的肇始，这意味詹姆斯·克利福特就是新起点。”

如果说，在鲍斯威尔的传记中，约翰生已经是栩栩如生，瑕瑜互见，呼之欲出，那么，《青年约翰生》则令约翰生更加完整，更加生动，因而也更加真实。只有把克利福德的《青年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合在一起阅读，一个完整、生动、真实的约翰生其人，才能重现在我们面前。

(赵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