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三归》原文与赏析
我昔曾闻一比丘常被贼盗,一日之中,坚闭门户,贼复来至,扣门而唤。比丘答言:“我见汝时,极大惊怖,汝可内手於于彼向中,当与汝物。”贼即内手,置于向中。比丘以绳系之于柱,比丘执杖,开门打之。打一下已,语言:“归依佛。”贼以畏故,即便随语:“归依于佛。”复打二下,语言:“归依法。”贼畏死故,复言:“归依法。”第三打时,复语之言:“归依僧。”贼时畏故,言:“归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几归依?若多有昔,必更不见些阎浮提,必当命终。”尔时比丘即放令去。以被打故,身体疼痛,久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问言:“汝先作贼,造诸恶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观察佛法之利,然后出家。我於今日遇知识,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许命在不绝。如来世尊实一切智者,若教弟子四归依者,我命即绝。佛或遥见斯事,教出比丘,打贼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说三归,不说四归。佛悯我故,说三归依,不说四归。”即说偈言:
“决定一切智,以怜悯我故,
是以说三归,不说有第四。
为于三有故,而说三归依,
若当第四者,我则无归依。
我今可怜悯,身命于彼尽。
我见佛世尊,远睹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是故舍贼心。
有因粗事解,或因细事悟,
粗者悟粗事,细者解细事,
由我心粗故,因粗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是以求出家。”
《三归》本是个颇令人奇怪的小故事。它说的是:有一个本应以慈悲为怀的出家人,多次被盗,使用欺骗的手法,将贼捉住,一边口念三归依,一边痛打盗贼,贼疼痛难忍之余,不得不随声附和三归依,最终有感于归依之数为三而非更多而悟出佛的慈悲,从而出家。
文中“三归依”指的是佛教三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阎浮提华译为赡部洲,阎浮是树名,译为赡部,因此洲的中心有阎浮树的森林,而称作赡部洲,赡部洲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娑婆世界。一切智是佛智之名,三智之一,知了一切之法。
《三归》选自《大庄严论经》卷第六(见《大藏经》本缘部下),经吕征先生考证为《法句经》(《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即每事开端常举出《法句经》数语,再引故事证明,使人有更深刻的认识。而开端数语即是下文所述故事的寓意所在,因而有人把此类佛经称为“譬喻经”。本文前面也有韵文的法句,汉译时译作了散文(见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即:“善观察所作,当时虽有过,后必有大益”这句话应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有似于“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类的宗教劝说。
实际上,故事本身所包含的意思要比这句话更丰富、有趣得多,甚至与佛的说教背道而驰。例如“常被盗贼,一日之中,坚闭门户” 的形象不免与佛 “舍身饲虎”、“以眼施人”、“割肉救鸽” 行为相去甚远,而比丘故设圈套,使人上当,也显得悭吝而狡诈,使人怀疑是否出家人所为; 比丘还 “以绳系之于柱”,执杖打贼,置慈悲为怀于不顾;更有甚者,一边打,一边喊的竟然是佛教三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显得虚伪而荒唐,令人想到应当归依的大概也包括以劝导者身份自居的比丘本人,具有幽默、滑稽色彩。
更有趣的是这位受骗被捉的盗贼,“以被打故,身体疼痛,久而得起”后,居然荒唐地以为佛家三宝之所以是三归依而不是四归依,是因为佛“遥见斯事”,怕他吃不住第四打,由此才悟出了佛的先知与慈悲,从而出家皈依佛门。真是绝妙的讽刺!
以此种种来对故事内容作分析,那么这则故事恰恰是对佛门弟子的无情嘲笑、深刻揭露与辛辣讽刺,但这则故事又出自佛家大文豪之手,取自佛教经典,用词庄重、联系上下文完全是作正面形象来写,这就使人不能不感到奇怪了。
让我们试从写作背景中寻找原因。
《大庄严论经》题作马鸣菩萨造,后秦龟兹三藏鸠摩罗什译。马鸣菩萨本来出身于婆罗门,博通吠陀经典,后为协尊者所化而归依佛教。他于小乘说一切有部出家,提倡对于佛教的敬信,最后成为建立大乘佛教的柱石。他所学甚广,不拘于一宗一派,还是一位最有名的佛教大文豪。《大庄严论经》中有很多趣味浓厚的故事,梁启超曾称之为 《儒林外史》 式的一部小说。
由于本世纪初在我国新疆龟兹一带发现了此经的梵文残本,题为鸠摩罗多 (即童受)作,因此,此经作者究竟是谁尚有疑问(见《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但童受是北印呾叉尸罗人,是譬喻师的前驱,曾写了不少著作,其中有 《喻鬘论》(现名 《譬喻庄严经》)等,他的活动时间和马鸣相近,都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两人著作也可能混同或童受在马鸣原著基础上加以改订。因此,不管作者是二人中哪一个,都可以肯定 《大庄严论经》是一部由佛家大师创作的经典。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今天已不大可能确知此经中每个譬喻故事的创作经过与来源,好在 《三归》故事恰好又被在另一部佛经里发现,这部佛经叫 《撰集百缘经》,三归的故事在此名为 《劫贼恶奴缘》(见《大藏经》本缘部下),撰人未详,译者为三国时月支人支谦。此经时间上大约早于《大庄严论经》,文字处理较 《三归》粗糙、拖沓,喻义也不甚分明,似可看作 《三归》 的雏形。
众所周知,佛经中有着众多寓意深刻、文学色彩浓厚的小故事,按佛教的说法,经本是佛生前所说,涅槃后由弟子传颂并记载下来,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源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是无数无名或有名佛徒的集体创作,而其中许多素材最早肯定来自于民间,甚至原封不动,把民间故事照录到佛经之中,所以佛经中偶尔也会出现与佛教教义毫不相干甚至尘俗十足的作品。
因此,尽管 《大庄严论经》所题作者是马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 《三归》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意义,而被附会以佛理作为传教材料的民间小故事呢?
拿本文与 《劫贼恶奴缘》(见附文)作一粗略比较,可发现如下不同: (1) 略去了比丘乞食获施的情节; (2) 略去了恶奴三次索物前二次获允的细节; (3) 略去了比丘不舍得给钵与“治彼贼人令使不来”的心理活动;(4) 略去了拷打与痛不可言的细节; (5) 扩充了其出家原因部分,并发展成偈言。这些不同恰好是反映了 《三归》作者对 《劫贼恶奴缘》 的几方面加工: 一、(1) (2) 掩饰比丘与贼同是向他人乞物的共同之处,(3) 掩饰比丘不很高尚的行为与心理,(4) 掩饰了比丘的残暴行为。二、对悟的理由加以更具体的叙述,并发展成偈言的形式,从正面予以肯定。
比较之下,《三归》作者的用意已昭然若揭。只是添加头尾、精心取舍之后,并不能完全改变故事的主体框架与含义,而仅仅造成前后的不一致与矛盾,从而给后来的读者领悟作品增设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对此,读者就不会再为主旨的矛盾感到奇怪了。
成功地运用了幽默与讽刺当是三归的第一大特色。而去掉文中的说教成分,也会更清楚地看到这则民间故事几乎情节每一发展都别有寓意,具有一种特殊的情趣,无怪乎有人说它“极隽永,谐趣使人绝倒了”。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一书也说它“讽刺世事,表现出特殊的幽默情趣”,“实际上是对佛教本身的讽刺”“有着独立的文学价值,值得研究和重视”,“这就好像我国传统相声段子《歪批〈三国〉》一样,实际上是对《三归》的曲解,对佛、法、僧的信仰表现一种嘲弄的态度”。这些评价也都充分地证明了《三归》具有独特的魅力。
其次,全文先散文后偈言,是散韵合组文体。散文为浅近的文言,用以讲述故事,韵文加以重复,加深印象,一唱三叹。这种佛典的偈颂促进了后来诗歌的通俗化和议论化。再次,同其他经文相比,文中一再出现“语言”、“答言”、“语之言”、“答彼人言”、“即说偈言”这样的句式,“语”名词用作动词,相当于说,而“言”则相当于道,这种用法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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