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文·赠上天竺辩才师》原文与赏析

《诗词曲赋文·赠上天竺辩才师》原文与赏析

苏 轼

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

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

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坐令一都会，男女礼白足。

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

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

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

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

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

苏轼喜欢结交僧人。熙宁间通判杭州，与德高望重的辩才法师过从甚密。辩才俗姓徐，名元静，字无象，於潜(今浙江临安县)人。自幼出家，十六岁落发，十八岁就学于天竺慈云大师，云没复事明智韶师。年二十五，恩赐紫衣及辩才号，代韶为众说法。沈公遘治杭，乃请为上天竺住持达十七年，虽一度为文捷僧所逐，不久复归。晚年避居南山龙井，年八十一，无疾而灭。苏辙撰文、苏轼书石的《龙井辩才法师塔碑》，记其一生事迹颇详(见《栾城后集》卷二四)。《东坡集》中有十余篇诗文是写给辩才的，这里选录最早的一篇，记述了辩才为苏轼次子苏迨“摩顶”治病的趣事。

全诗可分两节。前半五韵十句，描写辩才居止神态;后半五韵十句，记述苏迨摩顶事。

开端两句写杭州灵隐山飞来峰南的天竺寺，化用了白居易《寄天竺韬光禅师》诗句：“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上天竺寺原是五代晋天福间建，吴越钱俶改建后，取名天兰观音看经院。下天竺寺则是隋开皇中就晋慧理翻经院改建的。北宋时天竺寺在辩才治理下，“凿山增室，几至万础;重楼杰观，冠于浙西”(语见苏辙《龙井辩才法师塔碑》)。“中有”四句写辩才外貌。“鹳鹄谓”其身材修长，瘦骨嶙峋，苏轼《辩才老师退居龙井》形容他“鹤骨老”，取喻正与此同。“碧眼照山谷”形容炯炯有神，目光如炬。苏辙《辩才碑》云：“师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绦，八十一日乃灭。”又云：“及师之终，实八十有一。”这“宿世沙门”的仪容犹如天造，清奇而脱俗，可证苏轼此处所描绘的辩才神态绝非虚夸。“见之”以下四句，写出众人对辩才的尊敬。宋玉《风赋》所云“清凉增欷”，“愈病析酲”，那是指寒风袭人带来的快感;苏诗所谓“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是说辩才气宇轩昂，令人见贤思齐，去绝妄念;正如苏辙所说：“人无贤不肖，见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诗中“烦恼”系佛教用语，指贪欲困惑身心，故《景德传灯录》卷二九引梁宝志《大乘赞》曰：“但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落。”接下来“坐令”二句，用刘禹锡《海门潮别浩初师》诗“都人礼白足”语意，表明辩才受到普遍信赖与敬重。“白足”为佛之代称。典出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十《释昙始》：“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异三辅。始足白于面，虽跣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皆称白足和尚。”

自“我有长头儿”以下为全诗第二节。苏辙《辩才碑》云：“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如他儿。”苏轼将此事写入该诗。“角颊峙犀玉”是形容苏迨颧骨隆起如玉，“长头儿”仪表不俗。可惜他虚年四岁还不会走路，似应是软骨缺钙所致，出入烦人抱负。但经辩才大师“摩顶”后，竟然奇迹般地象小鹿一样满地乱跑了。“摩顶”是佛教授戒仪式，《莲花经》卷六《嘱累品》：“尔时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嘱汝等。’”后来僧尼收徒以手摩顶皆本于此。苏迨接受辩才摩顶祝福，取名“竺僧”，腿疾即除，可能是巧合。但苏轼由此感到，“戒律”的妙用无碍，有不可思议的神效。“戒律”亦佛教术语，合梵文sila及vinaya的意译而成。“戒”乃禁戒之意，佛门有五戒、十戒直至五百戒等种类繁多的戒规;“律”乃调伏之意，为戒规中条文的解释。苏轼对次子幼年受戒后消灾除病之事终身铭感，当苏迨苦学成材获取功名时，东坡念念不忘修书寄辩才。信中说：“某向与儿子竺僧名迨于观音前剃落，权寄缁褐。去岁明堂恩，已奏授承务郎。谨与买得度牒一道，以赎此子。今附赵君斋纳，取老师意，剃度一人，仍告于观音前，略祝愿过。悚息，悚息。”(见 《苏轼文集》卷六一 《与辩才禅师》二) 辩才接信后是否为苏迨另觅替身，不得而知。但东坡的认真和虔诚，有目共睹。

全诗以 “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作结，更加意趣盎然。宋刊 《施顾注坡诗》卷十注云： “言法华，兴国、祥符间僧也。初以诵 《法华经》得名。后居汴京景德寺，佯狂混俗，莫能窥测所言，极有神异。今亡，俱胝院卧化肉身在焉，事俱殿碑。”《六祖法宝坛经·行由》第一记六祖避难猎人队中，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 “但吃肉边菜。”仍尊 “以肉别”的教规。言法华的行止类似小说 《济公传》中的酗酒食狗肉的济颠，破例出类，违犯教规也。但是 《太平广记》有不少酒肉和尚佯狂而言多征验的记载，似已为时尚矣。苏辙在 《辩才碑》 中详细记述了大师诸多神异之事，如 “秀州嘉兴令陶彖有子得魅疾，巫师莫能治，师咒之而愈”之类，不一而足。因此诗人奉劝世人投拜辩才这样的高僧，不迷信言法华之流的狂僧，进一步表明了诗人对辩才的尊敬与感戴。

《赠上天竺辩才师》写于苏迨四岁 (《虚年) 时。苏轼元丰八年 (1085) 赴登州所作《与杨康公书》云： “某有三儿，其次者十六岁矣。”上溯十六年，苏迨应生于熙宁三年(1070)，他虚龄四岁应是熙宁六年 (1073)。这正是该诗的写作年代。《施顾注坡诗》将本篇列入密州卷内 (1074);清冯应榴《苏诗合注》 卷首据 《斜川集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误定苏迨生于熙宁二年(1069)，进而认定本篇写于熙宁五年(1072)，都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臆断。苏轼本人的诗文透露了可靠的信息，王文诰断定此诗写于熙宁六年(1073)，是准确有据的，详见《苏诗编年总案》 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