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二母争儿》原文与赏析

《经籍、寓言故事·二母争儿》原文与赏析

二母人共诤一儿，诣王相言。时王明黠，以智权计，语二母言：“今唯一儿，二母召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其非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不恐伤损;所生母者，于儿慈深，随从爱护，不忍曳挽。王鉴真伪，语出力者：“实非汝子，强挽他儿。今于王前，道汝事实。”即向王首：“我审虚妄，枉名他儿。大王聪圣，幸恕虚过。”儿还其母，各尔放去。

《二母争儿》选自《贤愚经》。《贤愚经》是《贤愚因缘经》的略称，旧题“元魏·(凉州)慧觉等在高昌郡译”。

《二母争儿》这则寓言故事旨在宣扬贤愚因缘。因缘，佛教通常把因和缘加以区别，从产生结果来说，亲生是因，疏助是缘。这里的因缘，是说因即是缘，就是直接产生果的因。因缘学说，是佛祖释迦牟尼于生活中悟出来的。相传释迦牟尼出家后，到深山幽谷去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他先实行苦行，七天吃一餐(“自饿法”)，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面。六年后身影消瘦，形同枯木，仍一无所得。后来他决心重新进食，并在菩堤树下盘腿静坐，沉思默想，一连七天七夜，终于意识到人生的痛苦来源于认识上的“无明”(即愚昧无知)和思想上的烦恼，认识到世界万物是变化的，人生是无常的。只要抛弃对外在物质的追求，断除私心邪念，尤其是对爱情、生存、金钱、权力的欲望，多多行善，来世就会有好的命运。这样也就证得了“正觉”(大智慧)，成为“佛陀”(大彻大悟的觉者)，成为“佛”。

释迦牟尼认为，人生现象概括起来无非是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四种情况：一方面是染污的，包括苦和集;另一方面是清净的，包括灭和道。“苦”是痛苦现象，“集”是产生痛苦的原因，“灭”是消灭痛苦的结果，“道”是消灭痛苦的途径。佛教把苦、集、灭、道称之“四圣谛”，也称“四真谛”，简称为“四谛”。这“四谛”，就是所谓神圣“真理”，也是关于生死和涅槃的因果的理论。“四谛”说作为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来的佛教学者所承认和继承，是佛教各宗各派所共同信奉的根本教义。

释迦牟尼还观察人生的过程，把人生分为许多部分，其中讲得比较多的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名称，是后来固定化的：①无明、②行、③识、④名色、⑤六处、⑥触、⑦受、⑧爱、⑨取、⑩有、(₁₁)生、(₁₂)老死。释迦牟尼是以老死开始推演出十二因缘来的。从十二因缘的序列结构来说，无明(无知)为缘就引起“行”，直到“生”为缘就引起“老死”。这就是说，十二因缘是彼此互为因果联系的一个序列，前因引起后果，后果为因又继续生起他果，人生就是由这样十二个前后彼此相联的环节所构成。十二因缘就是佛教理论基础“缘起”说的典型表述。释迦牟尼从分析人生过程出发，提出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果关系，也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

《二母争儿》故事中的国王，是一位“明黠”——聪明贤能的国王。在他接受两个妇女争(诤：同争)儿的诉讼之后，决定用智权(权：权衡、考查)之计，辨别真伪。他对两个妇女说：“今唯一儿，二母召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明黠”是因，“智权计”是果。两个妇女按照国王的分咐，开始拉曳，其中那个冒充小孩母亲的，为了得到孩子，拉着孩子的手，不顾孩子死活，拼命用劲拽，对于孩子丝毫没有慈爱之心。孩子的亲娘，爱子心切，唯恐伤害孩子，不忍心硬拉拽，结果跟随孩子被拽过去。国王看着两个妇女拉孩子的情态，鉴别出真伪： “随从爱护，不忍曳挽”的，是出于对孩子深厚的慈爱，断定她是孩子的亲娘;相反，对孩子“尽力顿牵，不恐伤损”的，对孩子没有慈爱之心，断定她不是孩子的亲娘。这是用 “智权计”的果，“智权计”就成了因。因为国王鉴别出真伪，才对 “出力者”说： “实非汝子，强挽他儿。今于王前，道汝事实。”所以 “出力者”才向国王承认：我审(审：这里是确实，果然的意思)虚妄，枉名他儿。”并说： “大王聪圣，幸恕虚过。”由于 “出力者”承认自己 “枉名他儿”，才把孩子归还他的亲娘。故事赞扬了聪明贤能的国王，宣扬了佛的 “因缘”说。故事中 “出力者”，由于自己的 “虚妄”才去，“枉名他儿”; 又则于 “枉名他儿”，才不得不请求大王 “恕虚过”。从十二因缘的序列结构来说，“出力者”，由于 “无明(无知)”为缘就引起了自己 “枉名他儿” 的行为过错。故事中孩子的亲娘，由于自己对孩子的慈爱，又得到了孩子。从整个故事来看，可以悟出，对孩子慈爱者，得到孩子，是善有善报;虚妄者，不仅没能得到孩子，还犯了 “虚过”，是恶有恶报。故事讽喻那些虚妄者，应去虚妄，去贪欲，去 “无明”，多多行善。

佛经里的寓言是古代印度 (古称天竺)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鲁迅称赞它是 “大林深泉”。佛经寓言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吸收和融合了佛经寓言，有的作品，干脆就直接袭用了佛经寓言的题材和内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即举出中国南朝梁的 《续齐谐记》 中 《阳羡书生》一篇，证实该文内容系出于 《旧杂譬喻经》中的寓言。所以他说： “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二母争儿》 的故事情节，后来就被元人李行道移植到元杂剧公案戏 《包待制智赚灰栏记》中，把它敷演成包公判案的故事： 剧中写富翁马均卿，娶张海棠为妾，生一子。大妇淫恶，与奸夫合谋，用药毒死丈夫，反诬海棠是凶手; 因己无子，又复强夺海棠之子为己所生图谋财产。后经包拯审断，剖析真伪，事乃大白，正义得以伸张。审判的方法： 用石灰在阶下画一栏(圈、格子)，让孩子站在栏内，叫两妇人在外面拖拽，窥其不肯用力者为儿的生母。包拯灰栏断案与 《旧约》 中所罗门王以剑判争儿案颇相类似，1832年，《灰栏记》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1945年，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推陈出新，据此剧写成著名话剧《高加索灰栏记》。《二母争儿》这则寓言故事，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也间接影响了西方文学，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