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二鬼负尸拔出手足头胁从人易之形改心存遇佛得道①》原文与赏析
昔人远行,独宿空舍。夜中有鬼,担一死人,来着其前。后有一鬼,逐来嗔骂:“死人我物,汝忽担来!”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来!”后鬼言:“是死人实我担来!”二鬼各捉一足一手争之。前鬼言:“此有人,可问。”后鬼即问:“是死人谁担来?”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实若妄,俱不免死。”语言:“前鬼担来。”后鬼大瞋,捉其人手,拔出着地。前鬼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两臂、两脚、头、胁,举身皆易。于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见二鬼食尽,今我此身悉是他身肉。我今定有身邪?为无身邪?若以有者,尽是他身;若无者,今现身如是。”思惟巳,其心迷闷,譬如狂人。明旦寻路而去,到前国者。见有佛塔,众僧。不问余事,但问此身为有为无。诸比丘问:“汝是何人?”答言:“亦不自知是人非人。”即为众僧广说上事。诸比丘言:“此人自知无我,易可得度。”而语之言:“汝身从本已来,恒自无我。但从四大和合②故,计③为我身。如汝本身,与今无异。”诸比丘度之,为道得阿罗汉。
这是一则形象地宣扬佛教“无我”教义的故事。但它所理解和阐释的“无我”,哲学意蕴极浅,反不如故事本身,写得虽短而生动,大有科幻小说意味。它曲折地显示出对“断肢再植”“器官移植”的追求。故事的缺点是虽神奇而过于恐怖。这些,经过中国作家的学习改造,颇有发展。
首先是佛教徒本身利用它,如《高僧传》中“求那跋陀罗”传就记载这样一则故事:谯王欲请讲《华严》等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请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邪?”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多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疼邪?”答曰:“不疼。”豁然便觉,心神悦怿。旦起,语义皆通,备领宋言,于是就讲。
这则故事,已经毫无恐怖气氛。再则,换的又是“头”,因为它主管思维和语言,换了头就能改变,增益这方面的能力。这种换头术,到了 《聊斋志异》中的 《陆判》,更有质变式的飞跃发展。首先,它已完全脱离佛教范围,全由汉民族本地神祇(虽然是由鬼升级而成)主刀。故事情节完全汉化,世俗化,不是任何宗教的宣传品。其次,换头,换的只是面貌,思维、语言依然故我,这倒是与二鬼换头之事遥相呼应,只不过一个全换,一个只换头部罢了。蒲松龄读过佛经中这类故事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新奇的器官移植思想是由佛经翻译文学作品传来,则是肯定的。再次,由于故事完全世俗化,不乏家人朋友间的亲切,极少恐怖感。人物自然也全部汉化了。蒲松龄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妙笔也。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本则故事中的几处心理描写,尽管比较简单,却是联缀上下文、说明主题思想的重要的必要的部分。中国小说数来缺乏心理描写,特别是不用来作为一篇作品的主要写作手法。从南亚次大陆作品中引入的这种新招数,对以后的中国作家与作品是产生了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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