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狂人国》原文与赏析

《经籍、寓言故事·狂人国》原文与赏析

外国时有恶雨，若堕江湖、河井、城池水中，人食此水，令人狂醉，七日乃解。时有国王，多智善相，恶雨云起，王以知之，便盖一井，令雨不入。时百官群臣食恶雨水，举朝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而坐王厅上。惟王一人独不狂也，服常所著衣，天冠璎珞，坐于本床。一切群臣不自知狂，反谓王为大狂：“何故所著独尔?”众人皆相谓言：“此非小事!”思共宜之。王恐诸臣欲反，便自怖懅，语诸臣言：“我有良药，能愈此病。诸人小停，待我服药，须臾当出。”王便入宫，脱所著服，以泥涂面。须臾还出。一切群臣见皆大喜，谓法应尔，不自知狂。七日之后，群臣醒悟，大自惭愧，各著衣冠而来朝会。王故如前赤裸而坐。诸臣皆惊怪而问言：“王常多智，何故若是?”王答臣言：“我心常定，无变易也。以汝狂故，反谓我狂。以故若是，非实心也。”

此篇选自姚秦·鸠摩罗什所译的《杂譬喻经》。

一个国家的文武大臣，喝了天降之恶雨，一个个都醉倒发狂了。唯有国王自己，云起即知雨来，早就用盖子保住了一口井，才没有加入这疯人的行列。但是，他的一如既往的正常行为，却被那些发了疯的人们看作是反常的了。在此情此境下，国王只好也装着发疯的样子——脱掉所穿的衣服，脸上涂上泥，于是，那群不知道自己疯了的人们就十分高兴了。

当这些疯子们恢复正常以后，却发现他们的国王仍处于“疯状”——“赤裸而坐”。于是他们很不理解了。国王这才告诉他们：他的心是安定的，没有变化。因为他们发了狂，反而把正常的人看作是反常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是不实在的。

这个生动的寓言故事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狂人国”的疯狂：这些发狂的人的可怕的行为举止状态。可悲的是，他们不以己为狂，反而逼着把正常的人搞成他们那个样子，才心满意足。这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时刻。作者对古代印度社会这种“疯狂”的现象的讽喻，有着深刻的意义。

据说我国南朝刘宋时，有一位以文学著称的尚书令袁粲，有一次他和“周旋人”谈说：“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王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袁粲说完了这个故事，慨然而言：“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很明显，袁粲在此引用佛经，改动了原文，用以讥讽时政。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佛经文学故事的某些社会意义。

寓言本来就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的总结，反映人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特别是“譬喻”类的寓言故事，因为它的生动、幽默，体裁短小，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它像一面镜子，启示着人们的所言所为。

《杂譬喻经》翻译的时间较早，本身的内容就很丰富，再加上又为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所译，所以其中有的故事后来略加修改，就直接被采入六朝时新出现的志怪小说中。较有名的如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羡鹅笼”故事的原本，及六朝时的《宣验记》中的“鹦鹉救火”的故事的原本均出自《杂譬喻经》。从此侧面，可以看出印度思想对六朝文学的影响，可以看出佛经故事的价值，也可以说明在中国译经史上，譬喻经典是最早传译并最受人们欢迎的一个部分。鲁迅先生早年曾出资刊印了另一部有名的譬喻经《百喻经》，可知他久已有卓见，而且有很深的爱好。

这是一个思想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寓言故事，所以早在南朝就已被聪明的袁粲引用以达己意。

这是一篇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作品。它的那种对疯狂的“时代”——喝恶雨后的七日间，所发生的疯狂的现象所作的深刻地谴责、犀利地批判、无情地鞭挞，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是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来体现的，这实在是譬喻故事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另外，这篇故事在描写上也很细致，很生动。如写到恶雨来后，人们喝了那恶水后所成的疯态—— “举朝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坐王厅上”。如此维妙维肖，好像在你眼前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群疯得可怕的人。而写到王的装疯，只用了八个字，“脱所著服，以泥涂面”，仅此八字就既呼应了前面那群文武大臣的疯态，也把国王心中的那种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心理很恰切地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