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思
【原文】: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chì)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zhī)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jié)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译文】:
《诗经》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位居第二的叫赋。扬雄说:“古代诗人作赋,虽然讲究文辞华丽,但是合乎《诗经》的准则。”班固说:“赋这种文体,是《诗经》的一种流变。”古代君主采集地方歌谣,用来观察风土人情。看见“绿竹猗猗”,就知道卫国盛产绿竹。看见“在其版屋”,就知道秦国西部羌族用上打墙盖房的习俗。因此,坐在家里就能凭借诗辨明各地的不同情况。
然而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有“卢橘夏熟”的诗句;扬雄作《甘泉赋》,有“玉树青葱”的诗句;班固作《西都赋》又对钓出比目鱼而惊叹;张衡作《西京赋》又有与海神交游的描述。以上四赋都有假借珍奇,故意修饰的毛病。像这一类不切实际的浮词还不止于此呢!考究像卢橘一类的果木,并不是那种地上所生的;考究像海若一类的神物,并不是那样地方所出的。讲究辞采,容易用华美的辞藻来修饰;考究内容,则是虚假而没有证据。况且没底的玉杯,虽然名贵却不合实用;夸大的言辞没有验证,虽然华丽却不合常理。但是评论家不指责他们缺乏研精的精神,辞赋作者们却都推举他们为典范。习惯成自然,当是由来已久的了。
我想模仿张衡的《二京赋》而作《三都赋》。赋中写的山川城市都从地图上核对过,赋中写的鸟兽草木都从方志上验证过。民谣歌舞,都符合本地风俗;赋中写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当地名流。为什么呢?因为作诗是歌咏志向的,登高作赋是要赞美他亲眼所见。赞美万物,应当符合其本来面目;赞美人事,应该符合它的实际。如果不是本来的面目和实际情况,让读者相信什么呢?况且随其土地所产而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是《尚书》中所记载的;各种物产应当各归所宜的地方,是《易经》上所告诫的。我这里聊举个别事例,抓住它的要点,指出过去作赋的毛病。作赋应以古人的训典为依凭。
【评介】:
《三都赋》是左思的早年力作之一。《晋书·文苑列传》叙述左思作此赋的甘苦说:“(思)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偶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刘渊林为《蜀都赋》、《吴都赋》作注,张载为《魏都赋》作注,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说明《三都赋》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亦称赞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
左思《三都赋》,包括《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分别描述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京都的形势,封畿的环境,市内的繁荣,宫室的瑰丽、游娱的盛况,实乃为一个整体。但所赋三都,各有侧重。《蜀都赋》在前,侧重矜蜀之险阻;《吴都赋》居中,侧重夸吴之富饶;《魏都赋》殿后,侧重赞魏之典章。这种安排达到了突出重点的目的。正如李善所说的:“左太冲赋《三都》,以吴蜀递相顿挫,以魏都依制度。”作者通过“魏国先生”同“东吴王孙”、“西蜀公子”的辩难,贬低蜀、吴,颂扬魏都。最后说明治国安邦不在自然条件,而在政治措施的主旨上。
左思在《三都赋序》中阐明了自己作赋求真的文学主张。左思批评司马相如《上林赋》“引‘卢橘夏熟’”、扬雄《甘泉赋》“陈‘玉树青葱’”、班固《西都赋》“叹‘以出比目’”、张衡《西京赋》“述‘以游海若’”。左思认为,这四者都非西京所有,是不真实的,乃“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他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他说自己的《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左思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不应脱离现实,这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积极的意义。现在有人以左思的上述观点为依据,批评他强调生活“实录”,排斥艺术“真实”,否定虚构和夸张,这未免有些片面。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与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虚构、想像和夸张,完全是两回事。钱钟书先生说:“左思之旨,文章须有本实;吴淑之作,故实能成文章。”(《管锥篇》)钱先生的话是正确的。
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宣称“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这就是说,《三都赋》是模仿张衡《二京赋》而作的。张衡《二京赋》假称“凭虚公子”、“安处先生”,《三都赋》则称“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宾主问答,互相辩难的结构格局,与汉赋同出一辙。《三都赋》完全继承了汉大赋的铺张扬厉的风格,宏篇巨制的规模,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历数宇宙万物之变态,虽成于晋,亦可视为“汉赋”。
专门描写京都的赋体始于班固。张衡继之,作《西京》、《东京》、《南都》赋。左思又继之,作《蜀都》、《吴都》、《魏都》赋。左思《三都赋》总括了中原、东南与西南三大地区的都城建置、历史事迹、地理位置、风土物产、人物习俗,等于一部压缩写成的地方志。这些赋对了解当时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辞令、仪节以及博物知识等,都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记录了我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与文化成就,以及我国地域的广大和物产的丰饶,这些都有一定的时代意义。萧统《文选》开篇就是班、张、左三家京都大赋,可见古人历来是重视这种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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