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 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 (《王霸》)
【鉴赏】 这里是说治国与享乐的关系。荀子认为,君主应该先治国,后享乐,而不应先享乐,后治国。先治国,为国家的一切事业打好物质基础,享乐亦自然随之。如果一开始就纵情享乐,将国事抛在一边,那最终就会导致亡国。
人究竟应不应该享乐?这向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待“乐”的态度一般有三种:纵之,禁之,节之。“节”的态度看起来是最明智的。但是,这个“节”的“度”该怎么把握呢?
中国古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与这三种态度都不一样,既非纵,亦非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节(《周易·节卦》:“苦节不可贞。”)。它让“乐”处在其应有的先后次第上,使之与生活中其他“非乐”的部分合为一个整体。这样,就彻底避开了“纵之”(All)、“禁之”(Nothing)、“节之”(Part)的静态争论,从而形成了一种充满辩证意味的实践理性。
虽然这么说,但必须承认,要实现这种理性,在第一阶段,确乎是一个“禁”字(“先苦后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忍不住跳过这“禁”的阶段的,是小人,是暗主;能耐心地走完这个阶段的,是智者,是明君。
古时候能走完这个阶段的“明君”并不多。刘邦初入咸阳,见秦宫室珍宝,就产生了“纵之”的念头,亏得有张良谏阻,才将这“急逐乐”的心思收了回来。李世民得天下,也劝臣下不要太放纵,说这不仅是为了老百姓,也为了他们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富贵能够长保。唐玄宗李隆基早年也曾励精图治,可是到了后期却恣意挥霍,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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