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中国

（1927年）

鲁迅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原文】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众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不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选自语文新课标阅读编委会编《无声的中国：鲁迅杂文精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赏析】

《无声的中国》，单看这个演讲的题目就颇具有深意，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是在当时黑暗的现实下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不多的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很有锋芒的，他的讽刺艺术极高，又很懂幽默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优秀的教授之一，很受青年们的欢迎。他的演讲也是如此，他沉着的低音、朴实的语句展露出讽刺的光芒，在演讲中时时迸发出思想和智慧的光辉。

据鲁迅先生的学生回忆，鲁迅先生在讲课的时候声音并不很大，而是低微平缓的，说话也并不非常的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在表情上非常冷静，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亲切慈祥的光辉，对于听众犹如严冬的太阳。在说话过程中，他带有绍兴方言音色，给人的感觉非常安详、苍劲。鲁迅先生不仅以笔代剑将一生心血投入救国救民的理想之中，他也时常以演讲为武器，以另一种形式战斗在革命的前沿。但是在演讲方面，鲁迅先生是非常谦逊的，总说自己不会讲演，他说在公开演讲中要“穿甲上阵”，不敢处处坦言，会有一定的紧张感。一方面的原因，是当时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险恶与黑暗，对于在公开场合说真话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就是一个实例；再一个方面，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来说，也许用嘴说出来有的时候反倒没有用笔写出来更畅快便利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杂文是一流的，他发议论、讲道理、搞论辩的水平是一流的，他的笔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将一切丑恶和虚伪一一解剖。鲁迅先生采用的是一种形象化说理的方式，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将大义呈现于听众眼前。

演讲一开场，鲁迅先生的谦逊就表现出来了，“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同时对于冒雨来听演讲的听众表示感谢，这一段开场白精辟简洁，令人感觉亲切友好，同时也拉近了自己与听众的距离。紧接着，他就直接亮出了自己演讲的题目，没有故弄玄虚。

接下来，先生的演讲转入了正题，如同聊天一般地随便跟听众说起了现在浙江、陕西正在打仗，不知道那里的人在笑还是哭，又扯到香港，说那里倒是没有在打仗，又不知道那里的人怎么样。随随便便的几句带有文学色彩的家常话，如同散文一般，引发了大家聆听的兴趣，这是怎样一种状态呢？原来先生所说的无声，是指无真正自己的声音。

上一段是为下面的议论作铺垫的，当时中国人想要发表自己的想法是不容易的，为什么难呢？因为我们使用的官方文字是文言，一般人看不懂也听不懂，先生用了“可怕的遗产”和“宝贝”等词语，还举了一个不会说也不会写自己姓氏的人的例子，其幽默讽刺的议论令人信服。

接下来，先生描述了中国“无声”的现状，老百姓说不了，那是能力有限；那些读书人说不了，则是没有胆量和责任感。对于这些可以说，但又不敢说的人，先生的质问是非常严厉的：“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针对这样无声的状况，有识之士们已经发起了文学革新运动。在文学革新运动中，国人的表现也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的劣根性：“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他巧妙而辛辣地设置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中国人非要等到你要“拆掉屋顶”时才“愿意开窗”。接着，再辛辣地指出：“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先生固然看到了，要使无声之中国变为有声的困难。但是对声音的呼唤并未停止，先生指出进行思想的革新比起文字的革新更为重要：“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在辛辣的言辞中抓住了国民无声的要害。

虽然如此，在这篇演讲中，先生的目的就是要呼吁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先生的话语非常真诚，同时又很谦逊，他认为说真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这个句子分析起来不能认为先生在演讲时的态度是虚假的，如同上面所言，先生在演讲时存在一定的紧张感也许倒是有的，同时也是他对自己要求甚高又很谦逊的缘故。之后，他用了一个转折：“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他对于“真”这一点看得是非常之重的，结尾的这番话语字字是肺腑之言，如同从心底里掏出，真诚至极，把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爱和对无声者的强烈的“恨铁不成钢”之情表达出来。

总体说来，鲁迅先生以如同散文般形象化的说理方式、幽默讽刺的语调和如话家常般的话语策略，机智巧妙地将对国民问题、对国家“无声”状况的深沉思索冷峻而严肃地表达了出来，一串串幽默讽刺的词汇信手拈来。鲁迅先生虽然知识渊博但是并不故弄玄虚，在该演讲中，他举例具体而不琐屑，语言表达通达而轻松自然，用通俗易懂的言辞表达了深邃的思想，富于感染力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