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80年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与赏析

胡耀邦

胡耀邦，字国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全国人大第一至三、五届常委，中共第八、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

【原文】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对我们广大干部，特别是做宣传工作、理论工作、报刊工作的干部，是一个根本的要求。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上讲过，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

以往的实践反复证明，是搞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并没有解决好。有些同志本来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唯物主义，搞唯心主义，犯了错误。有些同志主观上想搞唯物主义，实际上还是滑向了唯心主义。

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一定要走到脱离唯物主义。

这里，想从五个方面谈谈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问题。

第一，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

对上级的指示态度不正确，往往是我们离开唯物主义、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

什么是上级呢？有上级组织，上级机关，上级部门，上级负责人。这些概念有联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当党内生活不健全的时候，以个人代替组织，个人代替党委，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所以，不能把上级负责人个人同上级画等号，不能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必须坚决奉行的东西。当然，在某一个时候，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党委没讨论，没做决定，他个人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很好、很精辟的意见，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但是，一般地说，经过大家讨论的意见，总是胜于个人的意见，集体的智慧总是超过个人的智慧。所以，把上级负责人个人的意见就当作上级的决定、指示，这是不妥当的。

上级的东西要不要执行？当然要执行。但是，各级党委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时候，如果不把中央、上级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加以具体化，满足于照抄、照转、照搬、照套，就是错误的，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因为中央是从全国的一般情况出发的，只能讲一般的原则。中央、上级也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到，把一切都安排好。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情况非常复杂，事物在不断地发展，中央不可能把一切问题都想得很周密。所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对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一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同时，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一定要服从统一指挥。否则，各行其是，上级和中央一点不知道，那也是会出问题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上级的指示，这才叫做按唯物主义办事。

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负责同志可不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中央的决定、中央的文件、中央同志的意见，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错误。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的负责同志就开始离开了自己的正确思想，犯了错误。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搞了一段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所以，个人崇拜这种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我们共产党员，只有能力大小强弱之分，没有绝对行同绝对不行之分。不能说这个人的能力绝对行，那个人的能力绝对不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地方几乎形成了一种习惯，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不能掉，要一层一层传下去。根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哪些要办，怎么办。认为传达了，事情就完了。这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我们要坚决废掉。这种封建性的个人崇拜，必然把我们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造成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这样一来，不负责任就出来了，创造性就没有了。什么叫推？什么叫等？什么叫靠？推、等、靠，大都是这样来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把它扫了一下，思想解放了。以后这个东西又复活了。这几年扫了扫，但是不少地方还继续盛行。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这种恶劣的风气纠正过来。不然，什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什么朝气蓬勃的创造性，都起来不了。

第二，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

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也确实不容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能有两种：当我们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多少少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背离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多多少少延缓或阻挠历史的前进。

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个人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的。为什么号召打倒“刘邓司令部”，十年还打倒不了呢？就是因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党心民心。为什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就是因为他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孤家寡人，摧枯拉朽，不发一炮一弹，就被打倒了。“四人帮”祸国殃民，不得人心，早已是空架子。他们罪恶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人民早已起来作斗争了。天安门事件就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所以，归根到底，粉碎“四人帮”的一举，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动表现。中央的同志顺应党心民心，作出决策，粉碎了“四人帮”，减少了我们党的损失，是有功的。但是，这两者不能颠倒，颠倒了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错误的。必须看到，历史发展规律，人心所向，还是第一位的。

关于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相当混乱，即使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澄清。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小生产的软弱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远大眼光，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把自己看成无能为力的。对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对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们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翁。正由于我们正确对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许多问题才搞得清楚。比如，人总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没有完人，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人。对每个同志来说，总是既有成绩和优点，也有错误和缺点。成绩、功劳有多少之分；缺点、错误有性质和大小的不同。但一点错误都不犯的人是不会有的。再如，成绩从哪里来的？主要是党的培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当然与个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错误从哪里来的？人们在错误路线下会犯错误，在正确路线下也可能犯错误，这里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个主动性的问题。我们要发挥主动性，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消极被动的。

还有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我们的工作经常有成绩也有错误，要不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就一定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明明不对，硬要说对，明明不好，硬要说好，这怎么叫讲真话，怎么能总结经验呢？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要学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的国家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好，往往可能发展为势不两立，发展为对抗。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通讯《爱的力量》，讲的是两个要自杀的女孩子，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及时地、真诚地做了思想政治工作，最后挽救了她们。这个事例说明，只要我们做细致耐心的工作，就可以使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不至于激化起来，并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各部门之间，也有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采取激化的办法，要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妥善地加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有些事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但有的同志采取激化的办法，就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的，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地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常言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听听不同意见还是有好处的。根据历史经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击。如果相信自己是对的，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向不对的方面？如果觉得自己也有点不对，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些不对的东西？我们是对的，人家反对不了，推不倒；我们有缺点，人家指出了，就认错，这就很好，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所以，对待自己要经常坚持两分法，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使自己负激化矛盾的责任。

第三，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我们国家的大事。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建国以来，是轰轰烈烈的三十一年，还是乱七八糟的三十一年？是光明的三十一年，还是黑暗的三十一年？总的来说，从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是轰轰烈烈的三十一年，是光明的三十一年。第一，社会主义是一个新鲜事物。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的时间还很短，实践经验还极其有限。第二，我们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国家很大。有的外国政治家就对我们说：你们十亿人口，按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不知道怎么办哩！这是真话。所以，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钱不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只能说，由于我们党内出了坏人，我们有的领导人犯了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决不能因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优越性。有优越性没有很好发挥出来和根本没有优越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三十一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主要是：第一，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第二，我们有了相当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两大条成绩，我们就有了前进的阵地。不能因为讲我们的错误，就把我们的成绩甩在一边。

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出现过严重危机。危机的顶峰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前。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结束了这个危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危机带来的后遗症。经济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办法认真克服。因此，对经济工作、宣传工作，我们要谨慎。总之，一个是不要自己吓自己，一个是不要自己麻痹自己。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人民，是能够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各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的。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工作量很大。我们要把国家搞好，基本上是两条。第一条，力求国民经济有稳步的上升，包括人民生活有适当改善，文教事业、科学事业有所发展。搞好这一条，就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明年要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真正退够，去掉盲目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宣传部门，都要扎扎实实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条，政治上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要继续努力消除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安定团结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去办，或者一切都照老规矩办，那样也安定不了。要按照法律程序同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斗争，要把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分子从领导岗位调开来，对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些人的活动，要研究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发扬安定团结的积极因素，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什么是积极因素？例如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健全我们的民主生活，加强我们的法制等等。什么是消极因素？例如不正之风等等。当然，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要讲究领导艺术，分清轻重缓急，有正确的措施、步骤和方法。

第四，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

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有的同志成天看一些出事情的材料，集中起来就以为很多很多。实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与我们的总人口一对比，干坏事的、闹事的，那是极少数。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可是，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存在，但是也要看到，有些问题只是枝节，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不会慌乱。我们还要说，许多问题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做工作，或者处理不当，激化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们思想工作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不向群众做工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不引导群众前进，那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放弃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改造社会，改造人，使人们的觉悟向更高的水平前进。

我们经常批评的官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只躲在房子里面办公，脱离群众。不动员我们的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我们的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这一点，列宁讲过很多，毛泽东同志也讲过很多。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我们做工作的着眼点，是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实现四化、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和英雄气概；同时，也要提倡舍己为公、助人为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我们的社会制度为培养、形成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开辟了道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尔虞我诈是被否定的。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并不是已经没有了，还是有，而且还可能滋长。但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少了不知多少倍。

我们要引导青年奋发图强，脚踏实地，为人民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要防止青年人陷于目光短浅或者好高骛远的境地。人在青年时代，确有优点，也确有弱点。弱点往往是或者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或者目光短浅，小天小地。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要助长他们弱点的发展。要发扬积极的东西，奋发图强，舍己为公，朝气蓬勃地前进。我们现在拨乱反正，进行四化建设，在群众里和干部中有千千万万真实的动人的事迹。我们的思想理论界、报刊新闻界、文艺界，要多反映这方面的东西。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那种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动人事例来教育人民，这是最好的教材。这方面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

我们要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文教事业。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普遍缺少知识，而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密切不可分的。我们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还不够妥当，对他们的许多实际困难，如住房、两地分居、工资问题，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却说，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待遇过头了，他们翘尾巴了。可见，这个工作阻力很大。知识分子的头刚刚抬起来，有极少数同志又想把他们压下去。这就要向有关各方面的同志做工作。多年来，在许多方面，我们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是唯物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改变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克服歧视知识分子的残余思想。我们要下定决心，采取措施，非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可。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小城镇，破烂不堪。云南的保山县有一个板桥公社，粮食单产高，亩产一千七百斤，确实是个好公社。板桥镇原来的六百户中，有一百二十户是从事手工业、服务行业的，很热闹。现在一看，差得多了。我们的国家，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改革，后来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小城镇里的住户，有许多搞农业去了，很多小商小店没有了。现在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城镇，首先要解决发展方向问题。要好好地搞集体所有制，搞服务行业，搞手工业，搞饮食业。在思想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要来一个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些工作，都要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扎扎实实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在小城镇，把照相馆、理发店、洗澡塘、娱乐场所一搞，治安也就好了。所以治安不能只懂得抓人，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面，发展教育文化娱乐事业，使青年人有事干，有书读，有地方玩。那样，社会就会繁荣安定。现在中小城市工作非常薄弱，这个问题非解决不行。要搞试点，把小城镇的建设搞起来。

第五，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的命运同党的领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党的领导去谈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我们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只有我们党能领导中华民族翻身。这是毫无疑义的。别的党不是都试过了吗？不行，国民党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有我们党能领导。总的讲，我们的一千八百万干部，三千八百万党员，无论老干部、新干部，老党员、新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党受到很大摧残，党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党员思想上的灰尘，比过去、比“文化大革命”前、比延安时期增多了。相当多的党员不合格，或者不完全合格，党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不看到这个方面是不对的，不是唯物主义的。党的威信不高，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我们党的六十年历史，经过两个阶段。二十八年搞民主革命，夺取政权；三十一年是执政党。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墨索里尼，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以后成为社会法西斯。中国也有，林彪、“四人帮”要把社会主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

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需要研究一系列问题。如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还有一条，就是坚决克服不正之风。克服不正之风，是个原则问题，是不能动摇的。当然，这项工作会遇到很大阻力，纠正、克服不正之风，方向上要坚定不移，不能有什么错觉。在方法、步骤上是要认真研究的。鉴于不正之风在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纠正不正之风，要注意这么一些问题：第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以前发生的问题从宽。除个别民愤极大的，不要再查。《准则》公布以后、五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现在发生的问题，要认真对待，要从严。第二，对于不正之风，不管查到谁的头上，都要核实。鉴于过去的教训，不要起哄，不要当成运动来搞，不要搞成一股风。往哪里核实？当然要通过所在机关、通过党委核实。事实一定要核实清楚。没有闹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以免误伤了好人。核实材料，要征求本单位意见，也要听取本人意见。第三，要抓重点。克服不正之风，是人人有责、级级有责的。在克服不正之风方面，每个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提高坚定性。我们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一定要增强党性，不怕吃苦耐劳，有决心、有勇气、有办法去掉我们身上的一切不正之风。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人是从小生产者出身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内存在不正之风的一个社会根源。农村、城市的小生产者，在民主革命时期，确有革命性，轻视这种革命性是错误的。但也确有弱点，比如自私、保守、狭隘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在党内要克服小生产者的思想，共产党员要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气概、胸襟、眼光。我们同不正之风作斗争时，宣传、教育战线的同志要从正面来启发，给广大党员以思想武器。要特别注意，在党的历史上，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榜样是大量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我们确实有许多模范党员、模范干部。我们的报刊要多宣传这些东西，使搞不正之风的人看后感到惭愧，我们一定要用正面形象来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鞭策落后者。

我们的方法主要是表扬，同时也要有批评。纠正不正之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各级党委、每个党员都要主动。我们党的每个细胞，都要毫无例外地为党的肌体更加健康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们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的职责。

（原文署名“特约评论员”，文章载《红旗》杂志1980年第24期，现引自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

【赏析】

胡耀邦曾经是我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关于他的为人为官和领导风格，我们来看看温家宝总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文章中这样写道：“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平易近人、真诚坦荡的做人。”

胡耀邦的长子在文章中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性情非常率真的人。1966年初夏，《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论很短，主要内容是提醒中小学生暑假游泳要注意安全，这同突出政治沾不上边儿，反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胡耀邦听说这事后，嘻嘻一笑，脱口而出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他这样说他的父亲：“他是性情中人，酷爱读书，每有会意，辄欣然大笑。”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说是胡耀邦最优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演讲，非常集中而系统地反映了他对于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解。据其秘书的描述，在此之前，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演讲，在其一系列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了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1975年6月，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认真贯彻中央全面整顿的方针，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提出要实行‘拿来主义’，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著名演讲，从多方面进行了科技工作的拨乱反正，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7年3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组织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撰写、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破除种种阻力，组织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工作。1978年后到1982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召开党的十二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十二大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该演讲发表于1980年11月，在该演讲中，胡耀邦对怎样做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多个方面作了非常细致而系统的剖析说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透彻理解，以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认识和总结，堪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成果。胡耀邦认为“掌握广博的知识，是领导干部的本钱”，他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此，他以身作则，不懈地努力学习。因年幼时条件所限，耀邦同志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称赞。书籍是耀邦同志生命的一部分。无论环境多么艰难紧迫，他总是把书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妨碍他读书学习，凡是和他深入讨论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相关著作的理论工作者乃至权威专家，无不对他熟知理论的程度惊讶不已。

不仅如此，胡耀邦同志很善于向实际、向专门人才学习。他非常善于听取他人意见，有不懂的问题就随时虚心学习、请教，经常与周围的工作人员和朋友进行各种问题的讨论，营造一种民主活跃的工作氛围，这是耀邦同志工作中形成的习惯做法。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中，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新学习，比喻为鸟的脱毛，其中有这样富于建设性的语句：“我们十亿人口的中国，好比‘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一旦重新学习，摆脱了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换上了新羽毛，那就一定能够更有力更轻快地展翅高飞，越过一个又一个高峰，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正是他具有这样不断学习的精神和敢于脱毛、换毛的解放思想的态度，才诞生了这篇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的演讲，该演讲就是其长期听取多方意见和进行思考的结果。

在演讲开篇处，胡耀邦就表明了其演讲的核心思想，唯物主义者“要防止脱离理论指导、防止脱离实际、防止脱离群众”，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没有正确的行动。他十分重视并积极倡导用理论指导工作，且身体力行。耀邦同志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同时“理论离开实际，就失去了理论的生命线”，“经常到下面跑跑，了解一些新情况，研究一些新问题，这样，思想才不会停滞”，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源泉。

该演讲充分体现了胡耀邦对于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因为他做到了知行结合，言行一致，因此具有非常强大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从温家宝的纪念文章中对于他的调查研究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里是他的秘书关于他到云南考察时的描述：“1980年10月下旬，耀邦同志去云南考察，他要我向省委接待的同志打招呼，下地、州公路上不要警车开道，不要妨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公路交通。”“耀邦同志还认为，高级干部最好多交、深交几个讲实情、说实话的群众朋友。”“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是耀邦同志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一大特色。”

该演讲共分为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我们国家的大事，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这样几个部分。层次清晰，逻辑严密，非常全面地把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几大用途作了阐释。在阐释第一部分时，他首先对“上级”这个概念作了非常清晰明确的界定，强调“不能把上级负责人个人同上级画等号”，可以发表意见并进行讨论，同时又不能把上级指示照搬照抄。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时，他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我们国家的大事时，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时，他批评了官僚主义；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时，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坚决纠正不正之风。总之，对于党员在做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面，胡耀邦提出了非常明确而严格的要求。

该演讲在语句的使用上非常有特色。首先，他主要使用的是简洁干练的短句子，避免了政治理论观点给听众造成的理解上的麻烦。让我们来看开篇的这段话：“以往的实践反复证明，是搞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并没有解决好。有些同志本来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唯物主义，搞唯心主义，犯了错误。有些同志主观上想搞唯物主义，实际上还是滑向了唯心主义。”这段话概括了当时党内在唯物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辩证科学。每个句子短促有力，几乎将每个句子都控制在十个字以内，明白而晓畅。

同时，这篇演讲语言的口语化和形象化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不拗口，还使用了一些非常形象生动的词语。在阐释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他用了两个非常形象化的词语：“钝化”和“冷处理”，五个字将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要注意的方面都表达得非常到位。在阐释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时，他用了“翘尾巴”一词，还用了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句子：“知识分子的头刚刚抬起来，有极少数同志又想把他们压下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令人印象深刻。在演讲的结尾处演讲者说道：“我们党的每个细胞，都要毫无例外地为党的肌体更加健康而努力奋斗。”非常形象地将每一个党员比喻为党的一个细胞，将党比喻为一个肌体，这个肌体是由每一个细胞构成的，充分肯定了每一位党员的重要作用。

该演讲在语句方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问句的使用。问句的使用非常多，有的时候在段首用一个或者一连串的问句将问题提出来，之后，再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阐释。“什么是积极因素？例如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健全我们的民主生活，加强我们的法制等等。什么是消极因素？例如不正之风等等。”“成绩从哪里来的？主要是党的培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当然与个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错误从哪里来的？人们在错误路线下会犯错误，在正确路线下也可能犯错误，这里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两段话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分别从正反两方面来提出问题，再分别给予回答，在强烈的对比中将是非对错阐释得非常明确，对于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表达方法大有裨益。如“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负责同志可不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这样的一连串问句表达效果非常强烈，起到了很好的强调作用。

此外，该演讲不仅在总体布局上非常严谨，而且在每一个部分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也非常严谨、简洁，例如：“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搞了一段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这样条理化、简洁化的分析总结，便于听众理解接受，信息量大。又如将党内的一些不良作风归纳为“推、等、靠”，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它们大大加强了演讲的内容含量。

总之，胡耀邦的这篇演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刻领会的地方，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演讲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