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讲话》全文与赏析

邓小平

【原文】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香港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就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要不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赏析】

1997年我国发生了一件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让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的事情，那就是香港的回归。邓小平可以说是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没有看到回归的那一天，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将这历史铭刻在心中。对于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案，香港各界纷纷拥护，但也有些人疑虑重重，甚至激烈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担心共产党的话会不会变。对此，邓小平答复得简明扼要，令人信服。1984年，他在会见香港工商界代表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这话是算数的。”“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一句话问得令人哑口无言。每当遇到纷繁复杂的事件、争论不休的问题、议而不决的方案时，邓小平常能三言两语就作出概括，及时准确地抓住事情的本质。

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依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在这不长的一段讲话中，邓小平连续用了4个反问句、一个设问句，把问题说得既清楚明白又生动形象。反问句和设问句的使用使语言表达生动有力。可见善于使用问句，也是邓小平说话的重要特点。

该演讲对句式的使用非常到位，首先连用了一系列假设句式：“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这样的句式善于引导听者从讲话人的立场对问题进行考虑，增强了交流的力度，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接着还使用了大量以“我们”为首的排比句式，如“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增强了气势和力量，“我们”的称呼代表的不仅是政府，还代表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包括民族的历史，具有相当强大的厚重感和威慑力。

1982年的这次会谈后，邓小平就与“英国铁娘子”有过语言上的交锋，他在1984年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从这段话中，邓小平既说清了“一国两制”包括的内容，又突出了主体是实行社会主义。用大陆的十亿人同台湾和香港的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相比较，这是“大”和“小”的比较，是“多”和“少”的比较，突出了主体。这段讲话中，讲了四次“主体”和四次“十亿”，每次用数字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说的，巧妙地运用了数字。这是邓小平1982年9月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讲话，是邓小平作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的卓越的外交辞令的典范之作，整个讲话举重若轻，坚定和灵活相结合，体现了邓小平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言语技巧。

在该演讲中，邓小平对数字的巧妙运用同样出色，“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在时间年份的把握和计划上体现出一种严肃的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任的坚决态度，一、二年的时间又给对方一定的空间，坚决中显示了灵活性。

整个讲话刚柔相济、理直辞切。“理直”表现在对于我方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表达上是非常鲜明而坚定的，一开场就将要讲的问题明明白白地亮出来了：“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为了保证这个基本立场的鲜明性和坚定性，对存在的一些妄议和谬论都进行了严正驳斥，表明了无论如何香港都是我国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的态度和决心。“辞切”表现在虽然这是我们作出的决策，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愿意进行磋商的，还是留有余地的。邓小平还分析到了香港回归对于英方有利的一面，同时转换角度巧妙地讲出了我方的苦衷和难处，到1997年时新中国成立都48年了，如果还不收回香港的话，就没有办法向老百姓交代。他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邓小平阐明的观点如此明白坚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用“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能……甚至也不能”等语句，掷地有声、斩钉截铁。这体现了邓小平敢于、善于明明白白表达观点的独特风格。

邓小平的讲话中，刚柔相济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在收回香港的时间问题上是宽而有度的，既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为对方着想，又坚定了原则，留有底线，到了1997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收回香港；二是在寻求与英方的合作上面诚而有则，对合作与管辖进行了严格区分，我们愿意听取一些英方的建议，“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三是在对于香港回归可不可能会引起波动的问题上，话中有话、绵里藏针，表明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前已经在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与英方进行磋商就是为了避免发生“混乱”，如果真的出现特殊的情况，“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整个讲话简明利落，有理有利，有节有术，始终将谈话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展现了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气魄和卓越的外交风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