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驰鹜,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收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翁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这篇题记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文中所言的张梦得和苏轼此时均谪居齐安(今湖北黄冈),但他们丝毫不以官场得失为介,一个于江边筑亭揽胜,一个为其亭命名“快哉”,在贬谪生涯中表现出无往而不适的士节浩气。当时正谪居筠州(今江西高安)的作者对此非常倾慕,遂紧扣“快哉”二字,酣畅笔墨,作成此文,揭示出君子处世如何自适其快的道理,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全文共分三段。在首段简要交代建亭和命名之事的基础上,作者便于第二段分两层说明快哉亭如此命名的缘由:一是可以观览江山胜景,二是能够凭吊历史遗迹。作者先运用形象的笔墨告诉人们,当登亭揽胜时,自然界的森罗万象便会涌入眼底,在南北百里、东西三十里的广大范围内,江面“涛澜汹涌”,天空“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夜有“鱼龙悲啸”,呈现着迅猛冲击的力量和激荡感奋的气势;而远处逶迤起伏的武昌(今鄂城)诸山,连绵不绝的葱茏草木,星星点点的渔夫樵父之舍,又表现出深远幽邃的气象。面对着大自然这种宏伟壮阔的场景,心地坦然的贬谪之人,自然会虚心纳物,受到一种雄浑浩博气质的感染,引出奋发振作的情绪,享受到因挣脱“小我”、忘却鄙近而带来的愉快和满足。这时,一切眼前的利害得失都随着大江东去而烟消云散了。接着,作者指出,登亭所见,不仅有江山胜景,而且有历史遗迹。这里曾是三国时代的鏖战之地,一代风流人物在此演出过惊心动魄的一幕。而今人们纵目远眺,欣赏着前人威武雄壮的剧迹,就是世俗之士也会感到愉快,更何况我辈仁人君子,岂能不因此而拓展胸襟,自致远大呢?这一段文字,可谓是寓理于景,作者将对“快哉”含义的阐释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从而启示人们超越小我,便是“快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放宽视野,对人生有新的体验和新的认识,才不会因眼前的处境而悲观颓唐。
描绘了登亭观感之后,作者又趁势生发出下面一大段议论,正面表述自己的思想。他首先就“快哉”二字的出处,引出宋玉《风赋》中关于风分雌雄之说,委婉地加以辨正:人有处境好坏的不同,因此对外物的感受一般也是各有差异的。“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是与飒然而至的清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在于其境遇不同罢了。然而,张梦得和苏轼此时都谪居齐安,处境不好,却能修亭览胜,处处“快哉”,这又是何缘故呢?作者进一步指出,对于外界的感受,并不完全决定于处境,同时还和心境有很大的关系。”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所谓“其中坦然”,就是超越自我,使内心不为外物所滞,呈现一种空明恬静的状态,改变对于生活的平庸的感觉方式。这样,客观处境的变异不仅不能伤害到自己的主观性情,而且由天“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诗《送参寥师》),自己内心的情感还会在随处可见的自然山水中得到陶冶和升华,进入一种处处快哉、无往不适的良性循环,顺利地走完时有不平的人生旅途。这段议论,便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行文至此,作者又调转笔锋,巧妙地将话题引到张梦得的身上,指出他“不以谪为患”,公务之余便“自放山水之间”,在超越自我的修养上有着过人之处,所以能“穷耳目之胜以自适。”反之,有些身处逆境而悲伤憔悴的骚人思士,总觉得生活中充满了苦味,即使面对着连山古木、清风朗月的胜景也会感到难以忍受,那么,整个人生对他们来说又何快之有呢?这一层文字,既是赞扬快哉亭的主人,与篇首记叙其建亭览胜、得名“快哉”一事相呼应,显得结构严密;也是以生活中的实例从正反两面来证明上述论点,以收取论证周详之效。至此,“快哉”二字的含义便在作者层层深入的议论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以至于“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堪称是一篇千古快文。
此文问世前一年,作者写的《武昌九曲亭记》,旨在阐发苏轼不计个人得失、唯以“适意为悦”的生活情趣。虽然二者相比,构思有所不同,但立意却大体近似。若将此二篇合读,则不仅可以加深对本文主旨的理解,同时也能从中见出作者本人如何自处逐客生涯的胸襟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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