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儒家经典之一。
在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来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它虽然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却记录了各国的史事,可以说是一部通史。
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的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五家。后来《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亡佚,只有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榖梁赤的《春秋榖梁传》流传至今,被合称为《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在“《春秋》三传”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左传》。尽管《左传》是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的体例上却要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学的价值上也远远超过了《春秋》。以至于有很多学者认为,《左传》本是独立的编年体史书,虽然其内容与《春秋》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但却不是解经之作。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的时候改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12代国君、254年间的历史。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还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关于《左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相传这部书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但是,书中已经涉及战国初年的史实,它应该成书于战国早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此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大概是儒家一派学者杂采各国史料及传闻编纂而成。其成书约在战国初年。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17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它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的政治与道德倾向是比较鲜明的。其观念与儒家的很相似,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尽管书中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然而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像这一类的议论,作者都是持赞同态度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因此,它的叙事必然要从大处着眼,把最能代表历史发展趋向的重大事件写入史书。其所选择的重大题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王朝衰落史,二是诸侯称霸史,三是诸侯宫廷内乱史,四是卿大夫家族兴衰史。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如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
《左传》中记载的外交辞令也是精彩纷呈。按说这一类文字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肯定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足二百字,但是却抓住了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只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秦晋两大国的联盟就轻而易举地被瓦解了,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让人心潮澎湃。
《左传》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有“情韵开美,文采照耀”的美誉。它是对纷乱的春秋时代的记录,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春秋时期诸侯们的金戈铁马和雄心壮志,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大时代的社会文化。
为使今天的读者对这部名著有所了解,本书精选了《左传》里的一些经典篇目,加以简明的注释。此外,编者还给每篇作品都写了个题解及评析,或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相关背景,间或也作一些文学评点。本书还配有一些插图,以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左传》的编著资料,谨向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限于笔者水平,书中难免有许多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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