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全集《师旷论卫人出其君》原文赏析与注解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

（襄公十四年）

【题解】

师旷的这番言辞，是针对卫国百姓驱逐了残暴昏庸的卫献公而说的。卫国百姓赶走了卫献公，可以说是“水可以覆舟”的一个事例，假如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就称得上是真正的“犯上作乱”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不是就是乱世之中的一线光明呢？

【原文】

祁师旷侍于晋侯[29]。晋侯曰：“卫人出其君[30]，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之祀[31]，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32]，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33]，使师保之[34]，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35]，诸侯有卿[36]，卿置侧室[37]，大夫有贰宗[38]，士有朋友[39]，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眼昵[40]，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41]，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42]。

【注释】

[29]师旷：晋国乐师。晋候；指晋悼公。

[30]出：驱逐。

[31]匮：缺乏。

[32]司牧：统治，治理。

[33]贰：辅佐大臣。

[34]师保：本指教育和辅导天子的师傅，这里的意思是教导保护。

[35]公；仅次于天子的最高爵位。

[36]卿：诸侯的执政大臣。

[37]侧室：庶子。这里指侧室之官。

[38]大夫：比卿低一等的爵位。贰宗：官名。由大夫的宗室子弟担任。

[39]士：大夫以下、庶民以上的人。朋友指志同道合的人。

[40]皂、隶：都是奴隶中的一个等级。牧：养牛人。圉：养马的人。

[41]赏：赞扬。

[42]革：改。

【译文】

师旷随侍在晋悼公身边。晋悼公说；“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说：“也许是他们的国君确实太过分了。贤明的国君要奖赏好人而惩罚恶人，抚育百姓像抚育儿女一样；容纳他们像大地一样；民众侍奉他们的国君，热爱他像热爱父母一样，敬仰他如对日月一样；崇敬他如对神明一样，畏惧他如对雷霆一样，难道能把他驱逐出去吗？国君是神明的主祭人，是民众的希望。如果使民众的生计困乏，神明失去祭祀，老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主人，哪里还用得着他？不驱逐他干什么？上天生下百姓并为他们立了国君，让国君治理他们，不让他们丧失天性。有了国君又替他设置了辅佐的人，让他们教导保护他，不让他越过法度。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平民、工匠、商人、奴仆、养牛人和养马人都有亲近的人，以便互相帮助。善良的就赞扬，有过错则纠正、有患难就救援，有过失就改正。

【原文】

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43]，瞽为诗[44]，工诵箴谏[45]，大夫规诲[46]。士传言[47]，庶人谤[48]，商旅于市[49]，百工献艺[50]。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51]，官师相规[52]，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53]，于是乎有之[54]，谏失常也[55]。大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56]，以从其淫而天地之性[57]？必不休矣。”

【注释】

[43]史：太史。为书：记录国君的言行。

[44]瞽：古时用盲人作乐师。为诗：作诗讽谏。

[45]工：乐工。诵：唱或诵读。箴谏；用来规劝讽谏的文辞。

[46]规诲：规劝开导。

[47]传言：传话。

[48]谤：公开议论。

[49]商旅：商人。于市：指在市场上议论。

[50]百工：各种工匠，手艺人。

[51]遒人；行令官，指宣令官。木铎：木舌的铃。徇：巡行宣令。

[52]官师：官员。

[53]孟春：初春。

[54]有之：指有遒人宣令。

[55]失常：丢掉常规。

[56]肆：放肆，放纵。

[57]从：同”纵”，放纵。

【译文】

从天子以下，人们各自有父兄子弟来观察和补救他们行事的得失。太史记录国君的言行，乐师写作讽谏的歌诗，乐工吟诵规谏的文辞，大夫规劝开导。士向大夫传话，平民公开议政，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所以《夏书》说：‘宣令官摇着木舌铃沿路宣告，官员们进行规劝，工匠呈献技艺当作劝谏。’正月初春，这时就有了宣令官沿路宣令，这是因为劝谏失去了常规。上天十分爱护百姓，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淫乱而背弃天地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评析】

国君从来都被塑造成神的形象，仿佛他就是真理和神明的代言人；只有他是聪敏无敌的，百姓则是愚蠢笨拙的一群人。卫国国君被赶走，说明百姓同样也是可以给国君上课，教他怎样行使权力的。法度的有效范围不仅包括百姓，同样也应当包括国君及其臣僚。只讲国君的高贵，只讲他们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就是让他们逍遥于法度之外，让他们有超越法度的特权，这就失去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前提。

能像师旷那样，在君权神圣、各国君主忙于扩充自己实力的时代，敢于当着国君的面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的确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