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誓第三十一
费誓第三十一
【原文】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公曰[1835]:“嗟!人无哗[1836],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1837]。善乃甲胄[1838],敿乃干[1839],无敢不吊[1840]!备乃弓矢,锻乃戈矛[1841],砺乃锋刃[1842],无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马[1843],杜乃擭[1844],敜乃阱[1845],无敢伤牿[1846]。牿之伤,汝则有常刑[1847]!马牛其风[1848],臣妾逋逃[1849],勿敢越逐[1850],祗复之[1851],我商赉汝[1852]。乃越逐不复[1853],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1854],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注释】
[1835]公:指鲁侯伯禽,周公的儿子。
[1836]人:众军士和费地的百姓。
[1837]徂:读为“且”,今日。淮夷:淮水之夷。徐戎:徐水之戎。兴:起。
[1838]敊(liáo):缝缀。甲:军衣。胄:头盔。
[1839]敿(jiǎo):系连。干:盾牌。
[1840]吊:善。
[1841]锻:锻炼。
[1842]砺:磨。
[1843]淫:大。舍:放。捁(gù):牛马的畜棚。
[1844]杜:闭。擭(huò):装着机关的捕兽器。
[1845]敜(niè):填塞。阱:陷阱。
[1846]伤捁(gù):指伤牛马。承上文捁牛马而言,这是一种借代方法。
[1847]有:得到。
[1848]风:走失。
[1849]臣妾:奴仆。古代男仆叫臣,女仆叫妾。逋:逃跑。
[1850]越逐:离开部队去追逐。越,逾。
[1851]祗:敬。复:还,指归还原主。
[1852]商:赏。赉:赐予。
[1853]乃:如果。
[1854]寇:劫取。攘:偷取。
【译文】
徐夷东夷勃兴,屡屡作乱,鲁侯伯禽坐镇曲阜,准备兴兵讨伐。临行作前动员令,即《费誓》。鲁公伯禽说:“好了!大家不要喧哗,听我的命令。现今淮夷、徐戎同时起来作乱。好好缝缀你们的军服头盔,系连你们的盾牌,不许敷衍了事!准备你们的弓箭,锻造你们的戈矛,磨利你们的大刀,不许敷衍了事!现在要大放圈中的牛马,掩盖你们捕兽的工具,填塞你们捕兽的陷阱,不要伤害牛马。伤害了牛马,你们就要受到常刑!牛马走失了,男女奴仆逃跑了,不许离开队伍去追赶!得到了的,要恭敬送还原主,我会赏赐你们。如果你们擅自离开队伍去追赶,或者不归还原主,你们就要受到惩罚!不许抢夺掠取,跨过围墙,偷窃马牛,骗取别人的男女奴仆,这样,你们都要受到惩罚!
【原文】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1855],无敢不逮[1856];汝则有大刑[1857]!鲁人三郊三遂[1858],峙乃桢干[1859]。甲戌,我惟筑[1860],无敢不供,汝则有无馀刑[1861],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1862],无敢不多[1863];汝则有大刑[1864]!”
【注释】
[1855]峙:具备,准备。糗(qiǔ):炒熟的米麦。糗粮,就是干粮。
[1856]逮:及,到。
[1857]大刑:死刑。“汝则有大刑”的前面,省去了“不逮”二字。
[1858]郊:近郊。遂:远郊。三郊三遂:古代诸侯出兵先在国都附近征兵,兵员不足则在全国范围内征兵。
[1859]桢干:筑墙的工具。桢用在墙的两端,干用在墙的两旁。
[1860]筑:修筑营垒。
[1861]馀:释放。无馀刑,就是终身监禁而不释放。
[1862]刍:生草。茭:干草。
[1863]多:《史记·鲁世家》写作“及”。
[1864]大刑:最重的惩罚。
【译文】
“甲戌这天,我们征伐徐戎。准备你们的干粮,不许不到;不到,你们就要受到死刑!我们鲁国三郊三遂的人,要准备你们的筑墙工具。甲戌这天,我们要修筑营垒,不许不供给;如果不供给,你们将受到终身不释放的刑罚,只是不杀头。我们鲁国三郊三遂的人,要准备你们的生草料和干草料,不许不够;如果不够,你们就要受到死刑!”
【解析】
《费誓》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当时居住在淮河流域的“淮夷”和“徐戎”等少数民族的部落和国家群起叛乱。于是,封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的鲁国国君,就组织军队前往征伐。《费誓》就是鲁公在军队出征行至费(今山东费县)时对全体战士的训话。在这篇讲话中,鲁公命令战士:缝缀好你们的盔甲,准备好你们的弓箭,锻炼好你们的戈矛,磨砺好你们的锋刃。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武器装备情况。
鲁公又对战士们说:“马牛走失,奴隶逃亡的,不要去追逐。如果偷窃马牛,拐骗臣妾的就要受到惩罚。”这里又透露了当时的奴隶逃亡情况。其中还提到鲁人在“三郊三遂”内大量的征兵。“郊”是离国都较近的区域,“遂”是郊以外的边远地区。由此又可知当时诸侯国的行政区划情况。总之,《费誓》中保存了许多军事、政治、社会的珍贵史料。但是,这篇文献究竟是何时作的?发令的鲁公又是谁呢?历来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最早的一种意见认为,《费誓》作于西周成王时,讲话的鲁公就是初封鲁国的周公之子伯禽。《史记·鲁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管叔、蔡叔等反。……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征伐,作《费誓》。后汉至魏晋间人编写的《书序》,唐孔颖达纂修的《尚书正义》,都持此说。然而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据《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初年,周公“摄政当国”,管叔、蔡叔与武庚、淮夷叛乱。“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可知东伐管叔、蔡叔,平定淮夷之役,是在成王年少,周公代行王政时。而周公之子伯禽封鲁,是在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之后。
《尚书·洛诰》记:“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即摄政)惟七年”,于是“王命周公后”即成王命封周公的后代。这样,伯禽封鲁时,管叔、蔡叔、淮夷的反叛早已平定。伯禽怎么能在鲁国,作为鲁公去征伐它们呢?鉴于上述与历史记载的矛盾,《后汉书·东夷传》上说:周康王之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黄河边上。穆王畏惧它的势力强大,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根据这条材料,清人孙星衍认为,鲁公征徐戎,在穆王时。所以编《尚书》者把这篇放在记康王事的《顾命》之后,而在记穆王事的《吕刑》之前(《尚书今古文注疏》)。但是这种说法,显然论据不足。《东夷传》仅说周穆王令徐偃王主管东方诸侯,它既没有提及鲁国征徐戎的事,更没有说出征徐戎的鲁公是谁。
《费誓》作于春秋时代鲁僖公的说法,虽然佐证较多,但疑点仍然不少。还不能作为定论。伯禽封鲁之后,淮夷、徐戎是否可能又起反叛,而鲁公伯禽再次进行征讨?周穆王时是否有鲁公伐淮夷、徐戎的记载?如果伐淮夷、作《费誓》的是春秋时的鲁僖公,那么作为鲁国记春秋史实的《左传》,为什么没有详载其事?这些问题,都需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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