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译文与赏析

五蠹第四十九

【题解】

《五蠹》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经典之作。“五蠹”是五种毁坏法制的人，其中的学者主要指儒者，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的指游侠，患御者指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指广大经营工商业的人。韩非认为这五类人群是国家的蛀虫，国君应当严厉禁绝他们的行为，甚至应当清除。韩非认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样才能实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富强之国。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1]。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2]。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3]。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注释】

[1]蓏：（luǒ）草本植物的果实。[2]燧：古代取火器。[3]渎：水沟，小渠，亦泛指河川。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禽兽多，人们敌不过禽兽蛇虫。这时有圣人出现，他教人们架木搭建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躲避各种禽兽的伤害，于是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有巢氏。人民食用瓜果河蚌蛤蜊，腥臭难闻而且伤害腹胃，于是人民经常生病。这时有圣人出现，钻木取火，烧熟食物来消除食物的腥臭臊气，于是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遭洪水之灾，而鲧、禹疏通河川。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暴乱，而商汤、周武王率兵讨伐。假如在夏朝之后的时代还有架木搭巢钻木取火的，那么必定被鲧、禹嘲笑了；假如在商、周之后的时代里还有人整天疏通河川，那么必定被商汤、周武王嘲笑了。然而，假如当今时代里还有人赞美尧、舜、商汤、周武王、夏禹的那些措施，就一定被新时代的圣人嘲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人的那一套，不效法常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宋国有个耕田的人，田里有一棵树，兔子在奔跑时撞到树上，颈子折断而死，于是他放下农具而守在树旁，希望再捡到撞树而死的兔子，但是没有再捡到兔子，自己却被宋国人取笑。如今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代的民众，都像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原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译文】

古代成年男子不耕地，野草树木的果实足够食用；妇女不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衣。不费力劳动而给养充足，因为人口少而财物富余，所以民众不用争夺。因此厚赏不需要实行，重罚不需要使用。如今的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而财物少，费力劳动而给养却很微薄，所以民众互相争夺，虽然加倍奖赏屡次处罚却不能避免动乱。

【原文】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1]。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2]。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3]。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4]。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许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注释】

[1]茅茨：茅草盖的屋顶。翦：同“剪”，修剪。采椽：（chuán）栎木做的椽子。粢粝：（zī lì）指粗劣的饭食。藿：（huò）豆叶。[2]耒：（lěi）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像木叉。臿：（chā）锹。臣：男性奴隶。虏：奴仆。[3]腊：祭名。年终祭祀。古代阴历十二月的一种祭祀。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众神。窦：（dòu）水沟、阴沟。[4]橐：通“托”，依托，指依附贵族。

【译文】

尧统治天下时，茅草盖的屋顶也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也不砍削；吃的是粗劣的饭食，喝的是野菜豆叶的汁；冬天穿小鹿皮衣，夏天穿葛布的衣，虽然现在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差。大禹统治天下的时，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上没有肥肉，小腿不长汗毛，如今虽然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苦到如此地步。根据这种情况来说，古代谦让天子之位的事，是去掉看门人的给养，而脱离了奴隶般的苦劳，所以把天子之位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自己死了，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享受出门乘车的特殊待遇，所以人们才看重这个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谦让职位这件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如今的县令，这是因为待遇上的微薄与优厚确实不同啊。在山上居住而从山谷中取水吃的人，每逢腊祭就把水作为礼物相赠；在洼地居住而苦于水灾的人，却要雇人来疏通水沟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季，就是幼小的弟弟也没饭吃；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一定请他吃饭。这并不是要疏远骨肉亲人而偏爱过客，而是因为粮食的多少实在不同啊。因此古代人看轻钱财，并不是讲仁爱，而是财物很多；如今的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品德卑鄙了，而是因为财物太少。古人轻易地辞去天子，并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太小了；如今人们争着当官或依附贵族，并不是品德卑贱，而是权势太大了。所以圣人衡量社会财富的多少、考查权势的厚薄来制定政治措施。所以处罚轻微并不是因为讲仁爱，惩办严厉也不是因为暴恶，而是适应社会习俗来行事而已。所以政事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政治措施也一定要适应变化了的政事。

【原文】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1]。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2]。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3]。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注释】

[1]丰：古地名。今陕西省户县东北。镐：（hào）镐京。古都名。西周国都，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怀：安抚。戎：（rónɡ）古代称西部民族。[2]干：盾牌。戚：古兵器名，斧的一种。[3]共工：古史传说人物。铦：（xiān）铁叉一类的武器。

【译文】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之间，领土才方圆百里，他实行仁义而感化了西部少数民族，于是就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实行仁义，割地给他向他朝拜的国家就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会危害到自己，便率兵攻打徐国，于是消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失了国家，这说明行仁义适合古代而不能适合现代。所以说：时代不同了事情也就不同了。在舜统治天下时，有苗族不肯服从，禹就准备征伐他们。舜说：“不可以。君主德行不深厚而使用武力，不是正确的治国策略。”于是修整教化三年，拿着盾牌大斧跳舞，有苗族于是服从了。共工之战时，武器短的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身体受伤。这说明拿着盾牌大斧跳舞感化的方法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事情变了策略必须跟着改变。上古时代的人们在道德上竞争，中古时代的人们在智谋上角逐，如今的人们在力气上争斗。齐国准备攻打鲁国时，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齐国人说：“您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些话。”于是率兵攻打鲁国，把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作为国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聪明善辩而鲁国领土削减。由此说来，仁义辩智，都不是用来掌控国家的方法。去掉徐偃王的仁爱，不用子贡的善辩机智，依靠徐国、鲁国自身的力量来抵抗军队强大的国家，那么齐国、楚国的欲望也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原文】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译文】

古代和现代的社会习俗不同，所以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同。如果想用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来治理急剧变动时代的人民，就如同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凶悍的马，这是不明智造成的祸患。如今儒家、墨家都声称先前的君王爱普天之下的民众，看待民众如同父母疼爱子女一样。用什么来说明是这样呢？人们说：“司寇执行刑罚时，君主为此不演奏音乐；听说死刑判决后，君主为此流泪。”这就是他们所举的先王例子。他们认为君臣关系像父子关系那样，国家就必定能得到治理，由此推论，那就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人的感情没有超过父母对待子女的，但是父母都付出了爱而家庭未必就和睦了，虽然爱得深厚，难道就不会混乱吗？如今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做子女的未必就不混乱，那么民众怎么样治理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罚时，而君主为此流泪，用来表现仁爱，不能用来治国。那流泪不想执行刑罚，是仁爱的表现；然而不能不执行刑罚，是法制的需要。先王统治国家优先实行法制，不考虑仁爱，那么仁爱不能用来作为治国的方法也就很明白了。

【原文】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译文】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感化于仁义。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德行宣扬儒家学说周游列国，可是天下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而给他效劳的人才七十人。因为崇尚仁爱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困难。所以凭天下的广大，而为孔子效劳的才七十人，而奉行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人。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他面向南而坐统治整个国家，全国的民众没有敢不臣服的。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而权势的确容易使人臣服，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反而做臣子而鲁哀公却做君主。孔子并不是感化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服从他的权势。因此按仁义来讲那么孔子不会屈服于鲁哀公，但凭借权势那么鲁哀公就可以使孔子臣服。如今的学者去游说君主，不劝君主去凭借一定可以取胜的权势，而主张推行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责求君主一定要赶得上孔子，而把世上的普通老百姓都当成孔子的门徒一样，这必定是不能统治天下的方法。

【原文】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1]。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注释】

[1]寻：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译文】

如今有一个不成器的小子，父母怒斥能他，他也不悔改，老乡责备他，他也不为所动，老师教育他，他也不改变。用父母亲的疼爱、老乡的德行、老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加到他身上，而始终无动于衷，连他小腿上的一根汗毛也没有改变。然而当地方衙门的官吏，带着官兵，执行国家法令，而追查坏人时，他就恐惧了，改变了节操，改变了过去的行为。所以父母亲的爱不足以用来教育子女，必须等待地方衙门的严厉惩罚，这是因为人们本性受到宠爱便骄横、见到威势就听从。所以十丈高的城墙，就是善于攀援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高太陡；千丈高的山峰，就是跛足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王严峻地制定法律而严格地执行惩罚。只有一丈左右的布帛，庸俗的人见了舍不得放手；百斤正在熔化的金子，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取。不是一定会被伤害，那么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放手；一定会被伤害，那么百金也不敢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执行惩罚。因此奖赏一定要丰厚守信，使人们能得到利益；惩罚一定要重而且严格，使人们畏惧；法律一定要统一而固定，使人们了解。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变动，执行惩罚不能随便赦免，并用赞誉辅佐奖赏，惩罚同时加以谴责，那么贤德与不贤德的人都会尽全力了。

【原文】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1]。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2]。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注释】

[1]缪：通“谬”。[2]程：通“逞”，炫耀。

【译文】

如今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而授给官爵，但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而奖赏他，但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接受爵位俸禄而疏远他，但要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惩罚他，但赞美他有勇气。诋毁赞誉、奖赏惩罚所施加的对象是这样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而民众越来越混乱。如今兄弟遭到侵犯，必定帮助兄弟反击的，被认为是正直；知道朋友受侮辱，跟随朋友去报仇的，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德行养成了，也就侵犯了君主的法令。君主尊崇正直和忠贞的行为，而忘记了侵犯禁令的罪过，所以民众逞勇力，而官府就不能制服他们了。不从事耕作劳动就有吃有穿，就称之为有才能；不作战立功就尊贵，就称之为贤德。这种“贤”、“能”养成了，而国家兵力就会衰弱，耕地就会荒芜。君主喜爱这种“贤”、“能”的行为，而忘记兵力衰弱，耕地荒芜的祸患，那么谋取私利的行为就树立了而国家的利益就丧失了。

【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1]。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2]。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3]。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4]。

【注释】

[1]趣：通“取”。[2]曲：弯曲、不直。这里引申为不孝。[3]北：败逃。[4]几：通“冀”，希望。

【译文】

儒家用文学来扰乱法治，侠客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君主对这两种人以礼相待，这就是导致国家混乱的原因。违背法令应该定罪，而儒生却靠研究文学取得任用；冒犯禁令应该被惩处，而侠客却因为私利去行刺得到供养。所以法律所禁止的，却是君主所赞许的；官吏所要惩罚的，却是君主所供养的。法律所禁止的、君主所赞许的、官吏所惩罚的、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行仁义的人不应该受到赞赏，赞赏他们那么就有害于为国立功；研究文学的人不应当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把这事报告给官吏。令尹说：“杀掉他！”人们都认为他对君主正直忠诚而对父亲不孝，因为报告官府却被治罪。由此看来，那君主的正直忠诚之臣，就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交战他三次败逃。孔子询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家里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孝顺，就推举他当上了官。由此看来，那父亲的孝子，就是君主的败逃之臣。所以令尹杀了告发父亲的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不再有人向上报告了，孔子奖赏了逃兵而鲁国民众就容易投降败逃了。君主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不同啊，而君主既赞许平民百姓的个人私利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富强，必定达不到目标。

【原文】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1]。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2]。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3]。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

[1]以：通“已”，已经。[2]行义：通“行谊”，品德。[3]厉兵：把武器磨锋利。厉，通“砺”。荐绅：古时官吏上朝时把手插在衣带间。这里指穿着宽袍大袖。荐：通“搢”，插。绅：宽的衣带。

【译文】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绕着自己转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字叫做公，公与私是互相背离的，这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如今认为公与私的利益相同，是没有仔细考察导致的祸患，然而为个人考虑，不如修养品德行为及学习文学。品德行为修养了那么就能表现出诚信，表现出诚信就能被任用；文学学好了就能成为圣明的老师，成为圣明的老师就能显赫荣耀；这是个人的美事。然而没有为国立功就受到任用，没有获得爵位就表现出荣耀，这样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必定混乱，君主必定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勇猛杀敌的人接受奖赏，却又推崇慈爱仁惠的行为；攻克城池的人接受爵位俸禄，而又要相信正直仁爱的学说；加固铠甲把武器磨锋利来防备战争，而又赞美穿着宽袍大袖的服饰；国家富裕要靠农民，抗拒敌人要靠战士，而又要重视学习文学的士人；不任用尊敬君主敬畏法律的民众，却供养游侠剑客之流。如此做，把国家治理成强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侠士，战争来了就要用战士，得到国家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任用的人，国家所要任用的人却得到国家给予利益。因此农民、战士就会荒废了事业，而游侠儒生日益增多，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原文】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1]。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注释】

[1]知：通“智”，智慧。

【译文】

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德的人，是指他们有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谓的有智慧的人，是指说一些深奥玄妙的话，深奥玄妙的话，是君主的智慧所难以理解的。如今制定民众所遵守的法令，而这些法令连君主的智慧都难以理解，那么民众就无法懂得了。所以连酒糟稻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完整的人是不会去期望绣花的华丽衣裳的。治理社会，紧急的事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缓慢的事情就不要急于去做。如今关于国家治理的政事，以及民间的平常事，一般夫妇都能明白的道理不采用，却去仰慕智慧极高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言论，那么就违反了治理国家的原则了。所以深奥玄妙的言论，不是民众所追求的。至于贤良忠贞诚信的行为，必将重视不欺诈的人；不欺诈的人，也没有不欺诈的办法。平民百姓的互相交往，没有丰厚的财富来使双方得利，没有威势来使双方相互恐惧，所以要寻求不欺诈的人。如今君主有制服民众的权势，有全国的丰厚的财富，重视奖赏，严格惩罚，能够掌握赏罚大权，运用法术处理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之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诈了，哪里还需要等待不欺诈的人呢？如今忠贞诚信的人还不满十个，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不够官职需要的人数。能做官的人不够官职需要的人数，那么能治理好社会的官吏就少而能扰乱社会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的君主的治国策略，就是掌握法术而不追求所谓的智慧，巩固法术而不去仰慕所谓的诚信，所以法治不会败坏，而官吏们就不敢奸诈了。

【原文】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

如今君主对于言谈，喜欢它的动听善辩而不去责求它与事实是否相符；对于人们的行为，只欣赏它的名声而不去责求是否有功效。因此天下的民众，那些擅长辞令的人致力于言论动听善辩而不考虑实用，所以赞扬先王讲仁义的人挤满了朝廷，而国家政事仍不能免于混乱；修身的人竞相标榜清高而不考虑效用，所以有智慧的人隐居到深山里，归还君主赠送的财禄不接受，而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衰弱，政事不能免于混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赞誉的，君主所尊重的，都是导致国家混乱的方法。如今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情，家家藏有商鞅、管子的论法着作，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谈论农耕之事的人多，拿着农具去种地的人少了；国内的人都在谈论用兵的事，家家藏有孙子、吴起的兵书，而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披着铠甲上阵打仗的人少了。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臣民的力气，不听从臣民的言谈；奖赏臣民的功绩，坚决禁止没有效用的行为。所以民众都拼死尽力来跟从他的君主。耕种要使用力气又劳苦，民众却耕种，说：能使自己因此变富裕。打仗的事很危险，民众却参加，说：能使自己因此得到富贵。如今只要研究文学，学习言谈辩论，则没有耕种的劳苦而有了富裕的实惠，没有战争的危险而有了富贵的尊崇，那么谁还不愿干呢？因此百人从事智力活动而只有一人从事耕战。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多，那么法制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少，那么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原文】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1]。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2]。

【注释】

[1]捍：通“悍”，强悍。[2]舋：（xìn）通“衅”，缝隙，引申为弱点。

【译文】

所以英明的君主统治的国家，不用文学书籍，而用法律为教材；不用先王的语录，而用执法的官吏为老师；制止私自供养剑客的凶悍，而以上阵杀敌为勇敢。这样国内的民众，那些擅长辞令的人必定遵循法制，从事劳动耕作的人都回归农耕功业，表现勇敢的人都从军上阵。因此没有战事国家就能富裕，有了战事兵力就强大，这就叫做称王的资本。既积蓄了称王的资本，又利用敌国的弱点；创立超过五帝、等于三王的功业的人，必定采用这种方法。

【原文】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1]！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2]。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3]。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注释】

[1]士民：这里主要指儒生、游侠。言谈者：指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说的纵横家。[2]从：（zònɡ）通“纵”，合纵。衡：通“横”，连横。雠：通“仇”。忠：通“衷”，心思。[3]效：献出。

【译文】

如今就不是这样，儒生、游侠在国内放纵行事，游说的纵横家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势力，他们内外作恶，这样来待强大的敌国，不也太危险了吗！所以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的朋党，就是对某国有报仇的心思，而想借用国家的力量。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去进攻众多弱小的国家；这些都不是用来保卫国家的办法。如今臣子中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那么一碰上敌人就会遭受灾祸了。”侍奉大国不一定有实惠，而且还要拿国家地图去交给大国，献出君主玉玺才能请求援兵。献上国家地图，国土就会削减，献出玉玺，国家名誉就会低下，国土被削减就等于国家被削弱，国家名誉低下就等于政事混乱了。侍奉大国搞连横，还没有见到利益，国家就丧失土地、政事混乱了。臣子中那些主张合纵的人，都说：“不去救援小国而去讨伐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失去天下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君主就会卑微。”救援小国不一定有实惠，却起兵与大国敌对。救援小国不一定就能保存它，而攻打大国不一定就没有疏忽，有疏忽那么就会被强国制服，如果出兵进攻军队就会战败，如果退兵守卫城池就会被攻克。救援小国搞合纵，还没有看到利益，而土地丧失军队溃败了。因此侍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依靠外国权势在国内做官；救援小国，就让那些主张合纵的人依靠国内权势到国外谋取私利。国家利益还没有成就，搞合纵连横的人就已经得到了封地和厚禄；君主地位降低了，臣子的地位却尊贵了；国家土地削减了，臣子家庭却富裕了。事情如果办成，那么这些纵横家就会凭借权势长期被重用；事情如果失败，那么这些纵横家就会凭借财富隐居退让。君主听信这些搞合纵连横的臣子，事情没有办成但他们的爵禄已经尊贵了；事情失败了而不会受到惩罚，那么这些游说的纵横家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这种有得无失的事呢？因此破国亡家的君主就是听信了这些纵横家的空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不清楚公与私的利益所在，不能审察言论是否恰当，而事败后也不能坚决执行刑罚。都说：“外交事务，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安邦。”那称王天下的，是指能侵犯别人；而安邦的，那么国家就不能被别人攻破。强大，那么就能侵犯别人；治理，那么就不能被别人攻破。国家的安定强大不可以求助于外交，这只有治理好国内政治才能拥有。如今不在国内实行法术，而要在外交上发挥智慧，是不能达到国治兵强的目的的。

【原文】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译文】

民间谚语说：“袖子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生意。”这是说凭借优越条件做事就容易成功。所以治理强大的国家容易谋划，弱小混乱的国家很难谋划。所以被秦国任用的人，即使情况发生多次变化而谋划也很少失败；被燕国任用的人，情况发生一次变化而谋划就很少能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就一定有智慧，被燕国任用的人一定很愚蠢，这是因为秦国治理强大燕国治理混乱，两国的条件不同。所以周国背离秦国搞合纵，一年就被攻克了；卫国背离魏国搞连横，半年就灭亡了。这就是周国灭亡于搞合纵，卫国灭亡于搞连横。假使周国、卫国放缓他们的合纵连横谋划，而严格治理他们的国家，彰明他们的法律禁令，坚决执行赏罚，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增加他们的财物积蓄，引导他们的民众拼死来坚守城池，那么其他诸侯国想要夺取他们的土地而利益将会很少，攻占他们的国家伤亡将会很重，即使是拥有强大兵力的大国也不敢在这种坚固的城防下拖垮自己，从而使别的强国抓住他们疲乏的弊端来制裁他们，这就是国家一定不灭亡的办法。舍弃这种一定不灭亡的办法而去走一定灭亡的道路，就是治国者的过错。外交上困于无计可施、内政上混乱，那么就会灭亡而不可挽救了。

【原文】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1]。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2]。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注释】

[1]政：通“正”。辟：通“避”。[2]汗马之劳：指战争的劳苦。

【译文】

民众正常的生活的计划，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逃避危险和穷困。如今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死在敌人手中，后退就会死于惩罚，那他可就太危险了。抛弃自己的家业而坚定地去承受战争的劳苦，家里贫困而君主又不加过问，那他就很穷困了。穷困危险的地方，民众怎么能不逃避呢？所以侍奉私家贵族而能得到修缮房屋，房屋修缮完了那么就能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安全了。用财物进行贿赂追随当权者就能得到所想要的，得到所想要的那么个人就安逸了，个人安逸了那么利益就显示在那里，人们怎么能不追求呢？因此为国家出力的民众少而为私家贵族卖力的民众就多了。

【原文】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译文】

英明的君王治理国家的正常做法，使国内的商人工匠和无业游民减少而且使他们的名声卑微，从而使人们很少放弃农耕而趋向工商业。如今社会上向君主的亲信的请求的风气盛行，那么官位爵位就可以花钱买到；官位爵位可以花钱买到，那么从事工商业的人就不卑微了。不义之财的投机买卖能在市场上通行，那么经商的人就不会少了。奸商聚敛钱财比农民加倍而且尊贵地位又超过种地打仗的人，那么光明正大的人就少了而经营工商业的人就多了。

【原文】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1]，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2]。此五者，邦之蠹也[3]。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注释】

[1]五官之禁：泛指国家的法令。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当时分掌国家各种权利的官。[2]弗：通“费”。[3]蠹：（dù）蛀虫。这里引申为侵蚀或消耗国家。

【译文】

所以扰乱国家的风俗习惯是：那些儒生，称颂先王之道来凭借仁义游说，讲究仪表服饰并修饰言词巧辩言辞，来质疑当今的法制，而使君主的思想动摇。那些纵横家，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借助于外部势力，来成就私利，而丢掉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徒众，标榜气节，以此显扬自己的名声，而肆意触犯国家的法令。那些担心去打仗的人，聚集在权贵门下，用尽财货进行贿赂，利用大臣的说情请托，来逃避作战的劳苦。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制造粗劣的器具，聚集奢侈的财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而牟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不除掉这五种蛀虫似的民众，不培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有残破沦亡的国家，有削弱覆灭的朝廷，也就不奇怪了。

【评析】

文章开始，韩非提出治理的方式方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亘古不变，那无异就是守株待兔了。

五蠹，就是指五种蛀虫，这是指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五种危害国家的人（即侵蚀国家的蛀虫）。如果按照韩非的理想，去除这五种人，那么还剩下什么人呢？

只剩下农民和士兵了。一个社会里只有农民和士兵，只有执法官员和统治者，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工商行业的从业人员逐渐超过农民，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将超过工商业的从业人员。而这五种人真的是国家的蛀虫吗？

如果没有儒者的对历史经验的汇集及总结，人类还要走许多弯路。如果没有纵横家的言谈，人们更不懂得团结的必要。如果没有游侠刺客的行侠仗义，贪官污吏将会更多。如果没有逃避兵役的人，工商行业将不会得到发展。如果没有商人和手工业者，那么就会没有日用商品以及商品的流通。

因此可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只会使人类社会倒退，这种思想只是一种缺乏基础和理论的幻想，是一种虚幻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