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三第三十八》译文与赏析

难三第三十八

【题解】

《难三》包括八个故事，第一个反对子思道人善，隐人恶，以防臣下比周欺上，告奸之法于是呼出；第二个提出君主要警惕有二心的臣子，防止他们巧言惑主；第三个针对管仲的“三难”，提出巩固君主集权的新三难；第四个反对孔子仁政、选贤、节财等主张，提出“知下”的政治学说；第五个反对子产察奸之法，提出恃势恃法不恃一己之耳目，可以看成是对第四个的补充；第六个进一步申述君主要自恃、恃势；第七个否定管子“观饰行以定赏罚”的主张；第八个否定管子光明磊落的政治信仰，提出“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原文】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译文】

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氏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推崇弘扬道德，推举好人好事来给民众作示范。至于那种有过失的行为，是小人们所知道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来拜见，鲁穆公问他有关庞氏的儿子的情况，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过错有三条。”子服厉伯所说的庞氏的儿子的过错都是鲁穆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从此以后，鲁穆公重视子思而鄙视子服厉伯。

【原文】

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1]？

【注释】

[1]取：古同“郰”（zōu），郰也作陬古地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

【译文】

有人说：鲁国的政权，三代都被季氏家族所把持，不也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寻觅善行而给予奖赏，寻觅奸行而给以惩罚，奖赏与惩罚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把好人好事报告给君主的，是因为他喜爱好人好事的心情与君主是同样的；把坏人坏事报告给君主的，是因为他憎恨坏人坏事的心情与君主是同样的；这两种人都是应该奖赏和表扬的。不把坏人坏事说给君主听的，是与君主不同心而在下面勾结坏人的人，这种人应该受到谴责和处罚的。如今子思不把庞氏的儿子的错误说给鲁穆公听而鲁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氏的儿子的错误说给鲁穆公听而鲁穆公却鄙视他。人的本性都是喜爱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所以季氏作乱的事情已经发生也没有人说给君主听，这就是鲁国君主之所以被季氏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使君主丧失权势的风俗，是郰和鲁一带的人自我赞美的东西，而鲁穆公偏偏要尊崇它，不也是是非颠倒了吗？

【原文】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袪，文公奔翟[1]。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注释】

[1]寺：（sì）春秋战国时代宫内供使的小臣。袪：（qū）衣袖。

【译文】

晋文公外逃，晋献公派宫内小臣披到蒲城去攻打他，披斩断了他的衣袖，文公奔逃到翟邑。晋惠公登上君位，又派披到惠窦去攻打他，没有捉到。等到晋文公返回晋国做国君，披来求见。晋文公说：“在蒲城的战役中，献公命令你一夜赶到，而你却马上赶到了；在惠窦患难中，惠公命令你三夜赶到，而你却一夜赶到了，为何这样快速啊！”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不能三心二意。除掉君主所厌恶的人，我唯恐不能胜任。我心里哪有什么蒲城人、翟邑人？如今您登上君位，难道没有您所憎恶的蒲城人、翟邑人吗？况且齐桓公把管仲射中自己带钩的深仇放在一边而任命管仲为相。”晋文公于是接见了他。

【原文】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复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译文】

有人说：齐国、晋国绝灭，不也是应该的吗？齐桓公能够利用管仲的功劳而忘掉射中自己带钩的仇怨，晋文公能听从小臣披的话而抛弃他斩断自己衣袖的罪刑，这是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宽容这两个人。后世的君主，不如齐桓公和晋文公英明；后世的臣子，不如管仲和披贤能。让不忠诚的臣子来侍奉不英明的君主，君主如果不察觉，那么就会有公孙操杀害燕惠王、子罕杀害宋桓侯、田常杀害齐简公的祸患；君主如果察觉了，那么奸臣就会用管仲、小臣披的例子来为自己解脱。君主一定不诛杀他们还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德行，这是用仇人为臣而自己对他们的阴谋不能明察，还较多地提供给他们的条件，自以为贤能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丧失国家，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小臣披的话，只是要遵守君主的命令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的。君主死后而复生，臣子不会感到羞愧，这才叫做忠贞。如今晋惠公早上才死而晚上披就侍奉文公了，小臣披不是二心又是什么呢？

【原文】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译文】

有个给齐桓公出谜语的人说：“一难，二难，三难，是什么？”齐桓公不能对答，把它告诉了管仲。管仲回答说：“第一个灾难，就是接近优伶而远离士人。第二个灾难，就是离开自己的国都而屡次去海上游玩。第三个灾难，就是君主年老而很晚才置立太子。”齐桓公说：“说得好。”于是不选择吉日而就在宗庙里举行了立太子的礼仪。

【原文】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优俳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译文】

有人说：管仲的猜谜，没有说出来正确答案。有才能的人的被任用不在乎离君主远近，而优伶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接近优伶侏儒而远离有才能的人来治国，并不是君主的灾难。君主处在有权势的地位上不能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而糊涂地认为只要不离开国都，这是想凭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整个国家。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整个国家，很少能取胜的。明智的君主动性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并发现隐秘的危机，又坚定地实行法令，虽然到很远的海上游玩，国内必定也不会有变乱。既然这样远离国都到海上游玩也不会被劫持杀害，所以这也不是君主的困难。楚成王把商臣立为太子，又想立公子职为太子，结果商臣作乱，就杀了楚成王。公子宰，是周国的太子，他弟弟公子根受到君主宠爱，就凭借东周的封地背叛公子宰，将周国分成了两个国家。这些都不是晚立太子的祸患。如果在权势分配上不三心二意，庶出的儿子始终卑贱，宠爱也就没有凭借了，这样庶子即使当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因此晚立太子，庶出的儿子也不会作乱，这也不是君主的困难。事情之所以称得上困难，必定是借助权利给他人并形成威势而又不让他人侵害自己，这可以说是第一种困难；宠爱妃妾而不使她们和王后地位相等，这是第二种困难；宠爱庶出的儿子又不使他危及嫡亲长子，专门听从一个大臣但又使他不敢与君主抗衡，这就可以说是第三种困难了。

【原文】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1]。”

【注释】

[1]路寝：意指古代天子、诸侯的正厅。

【译文】

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治理朝政的方法，孔子说：“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悦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理朝政的方法，孔子说：“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选拔贤能的人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理朝政的方法，孔子说：“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节约财物。”这三个君主出去后，子贡问孔子说：“三位君主询问先生治理朝政是同一事，而先生的回答却不一样，为什么呢？”孔子说：“叶公封地内城市大而国都却很小，民众有背叛之心，所以我说‘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悦自己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拒绝四方邻近的诸侯国的贤人到鲁国来，对内互相勾结结党营私来愚弄自己的君主，使得鲁国的宗庙得不到打扫清洁，社稷得不到杀牲祭祀的，必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选拔贤人’。齐景公修造雍门，建造天子的正厅，一个上午就拿有三百套马车的户数赏赐了三次，所以我说‘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节约财物’。”

【原文】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下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徒而成邑，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

【译文】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言论。害怕民众有背叛之心，却说“让近处的人喜悦而让远处的人来归附”，这是教育民众期望恩赐。用恩赐作为治国的方法，没有功劳的人受到赏赐，而有罪的人得以赦免，这是法制之所以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而国家就会混乱，用混乱的政治来治理败坏的民众，还没有看见能行得通的。况且民众有背叛之心的，是因为君主的明察还有未达到的地方。不去增进叶公的明察，而想让近处的人喜悦而远方的人来归附，是舍弃自己的权势所具有的制止作用而和臣下一样用施行恩惠方法去争取民众，这样并不能掌握权势。那尧的贤能，在六王（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中居首位。舜搬迁一次就形成一个城邑，结果尧就没有天下了。有人没有法术来控制臣下，只依赖效法舜而不失去民心，不也是没有法术吗？英明的君主能发现萌芽状态的小奸邪，所以民众就不会有大的阴谋；对萌芽状态的小奸邪能施行轻罚，民众不会有大的祸乱。这就是所说的“解决困难的事要在容易处着手，治理大事要从小处做起。”如今有功劳的人必定奖赏，受赏的人不感激君主的恩惠，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有罪的人必定惩罚，受罚的人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犯罪所造成的。民众知道受到惩罚得到奖赏都是产生于自身，所以迫切在自己事业上取得功利，而不期望从君主那里得到赏赐。“最英明的君主，臣下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这句话是说最英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喜悦不喜悦的，哪里还有期望恩赐的民众呢？最英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不计较什么利害，劝说君主让“近处的人喜悦而远处的人归附”，也可以舍弃了吧。

【原文】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

【译文】

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挡、拒绝四方邻近的诸侯国的贤人，对内互相勾结、结党营私来愚弄自己的君主，而劝说君主“选拔贤人”，这并不是根据功劳选拔贤人的言论，而是选拔君主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如果让鲁哀公知道孟孙、叔孙、季孙这三个人对外阻挡贤人，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连一天也不能立身于朝了。鲁哀公不知道选拔真正的贤人，只选拔自己心目中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就得以担任政事。燕王子哙认为子之贤能而认为荀况不贤能，所以自己被杀死遭受羞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慧而认为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消灭。鲁哀公不一定知道贤能是什么，而孔子劝说他来选拔贤能，是使鲁哀公有夫差、燕王子哙那样的祸患。英明的君主不亲自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互相进荐；不自以为谁贤能，立功的人自会求上门来。在任职中鉴别他们，在办事中检验他们，在功效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办事公正而没有私心，不埋没贤人，不推荐不贤德的人。这样，君主选拔贤人还操劳什么呢？

【原文】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译文】

齐景公拿百套马车的户口赏赐臣下，而孔子劝说要“节约财物”，这是使景公没有办法了解富豪的奢侈，而独自一人在上面节俭，还是不能避免贫穷。如果有君主用方圆千里的赋税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虽然是夏桀王、商纣王也不会比他更奢侈了。齐国的土地方圆三千里而齐桓公用一半的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是比夏桀王、商纣王都奢侈了；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之冠，是因为他懂得什么地方可奢侈什么地方得节俭。作为君主不能禁止臣下而只是禁止自己就称为“劫”，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整治自己就称为“乱”，不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就称为“贫”。英明的君主使人们没有私心，来禁止诈骗混饭吃的人；尽力干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要知道，知道了一定奖赏；贪污谋取私利的人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惩罚。这样，所以忠臣会效忠为公家，民众士人会竭尽全力为家庭，群臣百官精心克己奉公对待君主，奢侈加倍超过齐景公，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物来劝说，并不是迫切要办的事。

【原文】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分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译文】

如果对叶公、哀公、景公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应该说要了解下情。了解下情很明白，那么萌芽状态的坏事就能禁止；萌芽状态的坏事能禁止，那么坏事就得不到积聚；坏事得不到积聚，那么坏臣子就不能结党营私；没有结党营私，那么公私就会分明，公私能够分明，那么狼狈为奸的私党就会分散；狼狈为奸的私党能够分散，那么就不会有对外阻挡贤人对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的祸患。对下情了解明白，那么观察问题就会心明眼亮；观察问题心明眼亮，那么惩罚和奖赏就能严明，惩罚和奖赏能严明，那么国家就不会贫穷。所以说：用一句话来回答三公而没有祸患，就应该说让他们了解下情。

【原文】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译文】

郑国的子产早晨出巡，经过东匠巷的大门时，听见有个女人在哭，就按住他车夫的手让车停下仔细听那哭声。过了一会儿，就派差役把这女人抓来审问，原来是个亲手勒死丈夫的毒妇人。后来有一天，他的车夫问他说：“先生是怎样知道那个女人杀夫的？”子产说：“她的哭声里有恐惧。一般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刚生病时是担忧，快死的时候是恐惧，已经死了就哀伤。如今她哭已经死了的丈夫，不哀伤而恐惧，因此知道她做了坏事。”

【原文】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则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译文】

有人说：子产治理国家，不也太多事了么？坏事一定等到自己耳闻目睹以后才能知晓，那么郑国能发现干坏事的人就太少了，不使用主管解决案子的官吏，不采用从各个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明确法度，靠竭尽自己的听力视力劳累自己的脑力心神去了解坏事，不也是没有法术吗？况且天下的事物众多而个人的智力少，少的不能胜过多的，个人的智力是不能够普遍地了解事物的，所以要借助事物来治理事物。下面的民众多而上面的君主少，少不能胜过多的，是说君主不可能普遍地了解臣民，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身体不劳累而事物就得到治理，不用脑思虑而奸邪就能被发现。所以宋国人的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身边，他必定能射到，羿就在欺骗了。把天下作为捕雀的罗网，那么麻雀才一只都逃不掉。”了解坏事坏人也有一个大网，任何坏事坏人也不能逃脱。不整顿法制，却把自己的主观臆断作为猎获的弓箭，子产就是在欺骗了。老子说：“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这是在说子产之类的人。

【原文】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右左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常、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译文】

秦昭王问身边侍从说：“现在的韩国、魏国和它们建国时相比谁更强大？”身边侍从回答说：“都比刚建国时衰弱了。”秦昭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怎么样？”左右侍从回答说：“赶不上啊。”秦昭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联军，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啊。”身边侍从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对天下形势的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的时候，智伯氏最强大，他灭掉范氏、中行氏以后又率领韩氏、魏氏的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国江水来灌淹赵城，城墙没有淹没的地方只有三板六尺高了。智伯外出，魏宣子驾车，韩康子在车上当陪乘卫士。智伯说：‘开始时我不知道河水还可以灭掉别人的国家，我现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灌淹安邑城，绛水可以灌淹平阳城。’听完智伯的话，魏宣子用肘子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了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手在车上互相接触，而智伯的封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如今您虽然强大，还不如当年智伯的力量强大；韩国、魏国虽然很弱，还不至于弱小到如当时在晋阳城下的地步。现在是天下各国正在用肘足相互勾结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看得太容易了。”

【原文】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译文】

有人说：“秦昭王的问话有错误，身边侍从和琴师中期的回答也有错误。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掌握自己的权势。自己的权势受不到侵害，那么即使天下强大的国家对我也不能怎样，何况是孟尝君、芒卯、韩国、魏国，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被侵害，那么即使无能得像如耳、魏齐以及现在的韩国、魏国也能侵害我。因此受不受到侵害，在于自己是否掌握权势，哪里需要问他人呢？依靠自己掌握权势不被侵害，哪里需要挑选强大与弱小呢？失误在于不自己掌握权势，而去询问敌人能把我怎么样，那样不被侵害实在是很侥幸的了。申子说：“失去法术而想求别人诚信，就迷糊了。”这说的就是昭王之类的人吧。智伯没有法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跟着自己还在谋划用河水去灌灭他们的封邑，这就是智伯国灭身死，死后头骨被做成酒杯的缘故啊。如今秦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国、魏国和当初的韩国、魏国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智伯用水淹灌韩、魏引来国灭身死的祸患吗？虽然有身边侍从，但却不是韩康子和魏宣子，怎么会有肘与足相碰暗中勾结的事呢？而中期说“不要看得太容易”，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所掌管的，是琴瑟。琴弦没有调好，曲调没有弹清楚，是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好好做自己的工作，没有满足昭王，却谈论起他不懂的事情，难道不荒谬吗？身边侍从回答的“比建国时衰”与“比不上”倒是可以的，但说“确实是这样”那就是在阿谀奉承了。申子说：“做事不超越自己的职责，职责外的事即使知道的也不能说。”如今中期不知道而且还发表意见。所以说：秦昭王的询问有错误，身边侍从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误。

【原文】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译文】

管子说：“看见合法可行之事，喜欢它就要给予赏赐；看见非法不可行之事，厌恶它就要进行惩罚。对所见到的要赏罚诚信，虽然有看不见的，谁又敢去违背呢？看见合法可行之事，喜欢它却不给予赏赐；看见非法不可行之事，厌恶它却不惩罚。对所看见的赏罚不诚信，而去寻求所看不见的，是不能得到真相的。”

【原文】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译文】

有人说：在宽广的庄严场所，人人都有严肃恭敬的表现；独自待在休息的厢房里，就是曾参、史鱼这样正直之士也会随意。观察人们在严肃的场所，并不是他们行为的全部真实情况。况且面对君主这种人，臣下是要掩饰自己的。只根据自己所见的判断喜好与厌恶，那么臣下掩饰住奸邪的言行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再英明的君主也不能洞悉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苗头，而却依靠观察经过掩饰的行为来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存在弊病吗？

【原文】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译文】

管子说：“在屋子里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屋子；在殿堂上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殿堂；这就称做天下的君王。”

【原文】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译文】

有人说：管仲所谓的“在屋子里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屋子；在殿堂上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殿堂”的话，并不是只说那些关于游戏饮食方面的话，必定说君主的大事情。君主的大事情，不是法制就是法术。所谓的法制，是编写进图书典籍中的，是设置在官府里的，而且还公布到百姓中去的。所谓的法术，是隐藏君主胸中，用来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从暗地里来驾驭群臣的。所以法制没有比公开更好的了，而法术却不能暴露出来。因此英明的君主讲法制，那么国内就是卑贱的人也没有听不到的，不只是充满整个殿堂；使用法术，就连宠爱的近侍也不能让听到，所以不能充满整个屋子。而管仲却说什么“在屋子里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屋子；在殿堂上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殿堂”，这不符合法术的言论啊。

【评析】

《难三》主要对八个问题进行了争辩。

首先论述评议的还是法治问题。第一节所说的就是“遏恶扬善”。子思不愿意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所以借口说不知道。子服厉伯乐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所以津津有味地说了。那么，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鲁穆公之重视子思而鄙视子服厉伯对吗？韩非认为厉伯把庞瞷氏的儿子的错误报告给鲁穆公而鲁穆公却鄙视他，是不对的。君子耻于说别人的坏话，即使有错，当面批评他一下也就是了，何必要背后说人呢？把阴暗面都揭露出来，对社会发展就有益吗？与其揭露阴暗面，还不如像孔子一样，倡导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提倡选择最佳行为方式。

故事二齐桓公曾把管仲射中自己带钩的深仇丢在一边而任命管仲当了相国，从而使齐国得以称霸天下，那么宫内侍卫披的话可信吗？晋文公饶恕了披的做法可取吗？是不是仁爱就是“宽恕”？韩非认为晋文公不应该宽恕寺人披。是仇人就应该惩处，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道理，对仇人宽恕，就是“人治”，而“人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大弊病。韩非的这段评议有点偏激了，治国是需要“法治”，但寺人披当时是在执行命令，而且寺人披与晋文公并没有私人恩怨，再说寺人披也没有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所以寺人披没有死罪。晋文公之宽恕寺人披，有他一定的道理。至于后世君主学不学齐桓公、晋文公，那是后世人的事，自己明智而学，是他们贤能明智的表现，自己不明智而学，则是昏庸的表现了。

故事三当一个统治者真的有这三种灾难吗？这三种灾难真的能导致统治者失去政权吗？管仲的回答是正确的吗？韩非的这段评议又有点牵强了，所谓的远近是指思想上的远近。统治者的发展情况与周边的人的发展情况是有很大关系的。至于设立接班人、继承人，早立有早立的好处，早立可以使接班人早一点学习、熟悉政事，而晚立，则会让若干人争着想成为接班人、继承人，于是他们之间就会明争暗斗，争斗不休。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但管仲劝说齐桓公的话，却是针对当时齐国的形势及齐桓公的处境而论，所以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韩非在后面所列出的三种困难，也是存在的，也是统治者必须掌握的统治方法，而且关键要看某个统治者当时的情景以及国家形势。

故事四三个统治者都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都分别作了回答，那么孔子的回答对不对呢？针对叶公子高的回答是否能解决问题？针对鲁哀公的回答是否能使鲁哀公寻求到贤人？针对齐景公的回答是否能解决齐国的财政危机？韩非偏颇地认为仁爱就是赏赐，这就有失公正了。仁爱是教育人民不要犯罪。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之所以有背叛的，那是因为政策对人民不利，人民难以生存，而不是君主不能明察。如果统治者少一点个人私欲，多一点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谁又会背叛呢？所以韩非的批判不能成立。至于鲁哀公能不能选拔到贤人，按韩非的说法，让下级互相推荐而等贤人自己上门，是靠不住的。韩非对齐景公的奢侈的评议多少还有一点道理，齐景公的治国政策最急需的并不是对自己节约，而是要在全国推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但韩非鼓吹君主的奢侈，这是助长统治者追求奢侈的风气。韩非把对这三公的治国的办法归结为一句“了解下情”也有失偏颇，制定让人民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就是对人民百姓的仁爱。因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则是治理国家的最好的座右铭：仁爱人民，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用诚信，用智慧，那么国家也就能长治久安。

故事五中我们看到，子产还是很聪明的，听哭声就可以知道人的内心情感。那么子产这么做对不对呢？韩非认为，子产应该去干大事，不应该像个小法官一样去管民间俗事。如果把智力、精力都用在这些民间俗事上，那么国家大事谁来做呢？韩非的这个意见倒也正确，每一层次的官员，都有各自负责的事，如果把智力、精力都用在插手下级官员的职责上，那么自己的工作干不好，而且下级官员也就无所事事了。

故事六秦昭王可以说是得意忘形、目中无人了，但乐师中期的劝告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他所举的智伯的例子是否能用在秦昭王身上呢？韩非的这段评议很对，很客观，秦昭王去问左右侍从只能表现出他的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了。而中期确实也不应该插嘴答话，不在其职，不谋其政。中期即使看不惯秦昭王的得意忘形，也不能用智伯的故事来比喻，因为秦昭王身边并没有韩康子、魏宣子之类的人。不错，智伯也是因为得意忘形而导致国灭身死，但智伯与韩、魏是联军，联合作战，而秦昭王却是独领秦军，这是很不一样的。

故事七管子的这段话对吗？看见合法可行的事，喜欢它要有可效验的凭证？看见非法不可行的事，厌恶它也要有具体的表现？那么对看不见的难道就不应该去寻求吗？赏罚的进行，必然是要在看得见的范围内。下属确实也会有一些掩饰行为，但只要领导人能明察，那么这些掩饰行为也是瞒不了多久的。并不能因为人们有掩饰行为，就不相信所看到的一切。毕竟人们的行为大都是在公开场合，都是可见的，所以还是要相信可以看见的行为。因此，韩非的这段评议有失偏颇。

故事八说话大声就能称王称霸吗？当然很多人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所以韩非提出异议，认为没有依法治国的统治方法就不能治理国家。管子所言，是指一个人的开诚布公、光明磊落，一个统治者如果真是这样开诚布公、光明磊落的话，那么在处理各种事务中也用不着耍心眼、耍手段了。也就是他与部下的相互信任。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再怎么开诚布公、光明磊落的统治者，也会有耍心眼、耍手段的时候。但我们所说的是普遍现象，而不是特异个别现象。因此，韩非的评议多少有点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