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勇气（节选）赏析

道德的勇气（节选）

【题解】

选自罗家伦《中国人的品格》（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教育家、历史学家。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入北京大学，受教于蔡元培、胡适等人。在校内创办《新潮》月刊。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后称《五四运动宣言》）的撰写者，也是“五四运动”这个名词的提出者。后游学欧美七年，归国后，他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1969年病逝于台北。《中国人的品格》一书，是对罗家伦关于人生哲学的散文、演讲、论文等的重新发掘、收集和整理，多数文章出自作者的《新人生观》、《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等代表作。内容包括他对求学、做人、文艺、写作的认识和心得。该书的核心问题是作者一如既往强调的——培养青年健全的思想品格。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积极、乐观、向上的气息，是作者道德文章的集大成之作。

《道德的勇气》写于1938年初。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作者有感于当时社会形势，呼吁年轻大学生养成道德的勇气，并给出四条具体的培养办法。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1）。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2）。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吧，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城（Philadelphia），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道：“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只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者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3）。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吗？

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4），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

（一）知识的陶熔。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而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练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说，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佣人猪喂了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有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5）。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

（三）意志的锻炼。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所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6）。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7），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8）；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9），而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难，而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败的。辛亥革命的时候，《民立报》的一位编辑徐血儿，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风动一时。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为真正的“血儿”。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他辛辛苦苦，接连干了几十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10），要自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心，继续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临危的训练。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伟大的人格，只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张睢阳临刑前说：“南八，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11）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黄梨洲先生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12）。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13），不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文字，岂仅指危素而言，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14）。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而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

【注释】

（1）举趾高，心不固矣：走路脚步抬得老高，心却不定。形容骄傲自满，得意忘形。语出《左传·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屈瑕的字）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2）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遇到事情而谨慎恭敬，善于思考而达于成功。语出《论语·述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3）小驷：郑所献马之名。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4）天将句：见《孟子·告子下》。文字略有出入。（5）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语出《礼记·曲礼上》。（6）举世句：意谓全天下的人都来恭维你，也不会更努力；全天下的人都来指责你，也不感到沮丧。语出《庄子·逍遥游》。（7）虽千万人吾往矣：语出《孟子·公孙丑上》。（8）富贵句：语出《孟子·滕文公下》。（9）不挟句：语出《孟子·万章下》。（10）败衄（nǜ）：战败。（11）张睢阳：唐代名将张巡。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每战大呼，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后因以为忠义的典型。南八：南霁云，因行八，故称。据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12）危素，字太仆，号云林。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曾仕于元，入明为翰林侍讲学士。朱元璋部攻入大都时，危素感到国破家亡，欲跳井自杀，但被他的诗友以“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为由劝止。危素早年在元廷参加了《宋史》、《辽史》和《金史》的编修，到了明代，又与宋濂同修《元史》。（13）万季野：万斯同，清初著名史学家。字季野，号石园，门生私谥贞文先生。浙江鄞州人。师事黄宗羲。康熙间荐博学鸿词科，不就。精史学，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14）钱谦益：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明万历进士，曾任明廷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清兵南下，率先迎降，在清廷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其气节、人格不仅为前朝人引以为耻，所投靠的清朝人对他也有所不满。

【导读】

作者认为，“道德的勇气”是建立新人生观的前提，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现。它不是“冲动”，也不是“虚矫”。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性敦厚，二是体魄雄健。今天，羸弱的身体已不再是中国人的特殊“标记”，“东亚病夫”早已成为历史；而“道德的勇气”中那种敦厚的天性，在今天却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它是一种实现正确道德观念的内在力量所在。当然，我们今天所提的“道德的勇气”与罗家伦时代的“道德的勇气”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今天，对于一个人而言，道德往往是容易拥有的，英雄伟人有高尚的道德也能够理解，难的是对于道德的坚守和让道德彰显，而这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勇气”的。这种勇气的培养，决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陶熔知识，提升素养，锻炼意志，临危不惧，塑造健全人格，对国家和社会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思考】

罗家伦先生对“道德的勇气”的追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参考借鉴。在社会道德领域，我们往往不缺少各种“最美”，但也常常不得不面对那些“最窘”：在一些地方，施以援手、见义勇为者不再被感激和颂扬，反而被讹、被告、被索赔，彷徨于无地。当我们为那些“可以不伟大，但不可以没有责任心”的平凡好人而喝彩的时候，也许更应思考：我们的社会从围观者到媒体，从“有关部门”到法律制度，能不能及时挺身而出，显出自己的“道德的勇气”，给在打压中下坠的道德力量一个向上的托举，维护好我们的“道德生态”？同时，我们每一个人还应该自问：我自己究竟做得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