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清代钱大昕撰。
钱大昕(公元1728-1804年)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年称潜研老人。清代史学家、音韵学家和金石学家。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但他淡于名利,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其父病故,丁忧归里,不复出仕。随后,主讲钟山、娄东和紫阳书院二十多年,以潜心研究经史而终。
在学术上,钱大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青年时期以诗文知名,后以治经的方法转而治史,先从文字、音韵入手,兼及历算、金石、地理等。不过,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史学,其他各种专门知识,他都兼收并蓄,以为史学研究服务。跟那些皓首穷治一经一艺的儒者不同,钱大昕主张读史应该经世致用,反对疏空无用之学,他不专治一经一艺,要做一个无经不通,无史不精的通儒。他著述的态度也谨严踏实,做到了言必成理,事必有证。而且,立论也很精辟,非常强调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不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能择善而从,不固执己见。在钟山书院当院长时,就把《二十二史考异》的稿子跟朋友和学生们讨论,凡是和前人暗合的地方,立即删去,若得到学生的启发,他一定把他们的姓名标出,以示不掠人之美。
钱大昕一生著述很多,汇刊为《潜研堂全书》。晚年,他自编《竹汀居士年谱》,还著有《元史稿》一书,可惜下落不明。
《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一生精力所注的结晶,仿照司马光写《通鉴考异》的体例写成的。所谓“二十二史”,是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上列为二十三史。钱大昕在四十岁以前,就对这二十二部史书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病,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四十岁时,开始编排,到五十五岁时编成了一百卷,六十七岁时开始校刊,直到七十岁,才最后写完全书,这已经经历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了。
《二十二史考异》是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的史学研究性著作。它对这二十三部史籍及其注释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校勘,既全面校,又重点校。不但校正文字,还考订内容,对记载有出入、有错误的地方,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审慎的考订,使复杂、繁纷的历史资料逐条得到疏通辨析,从而使后人能在正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从事科学研究,避免因史实错误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来,这正是本书价值最高的地方。
在考订过程中,先列出原书中纪、志、表、传的标题标题下少则一条,多则几十条。每条的上半部列出要考的原文,紧接着列出证据,指出异同疑误,有的还写出按语,判明是非。例如卷五考订《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话:“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钱大昕加按语说:“白圭当魏文侯时;而商鞅佐秦孝公。孝公即位,距魏文侯薨已二十五年矣。不得如《史》所言。”又如,为了订正《宋史》,作者引用了六十多种书目与它对勘;写完后,还觉得不够,后来写《诸史拾遗》,又补订《宋史》九十条,增加了二十余种参考书。本书还有一种综合研究的专条,这是一种类比的工作,常常要集合许多资料来加以说明。如卷二十八《魏书·崔玄伯传》,有“加周兵将军”,它就列举《魏书》各传所见晋兵、吴兵、楚兵和秦兵等将军凡十一种,以及曾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姓名。不仅如此,本书更有一种考证性的专文,可以离开本书而独立成篇。如卷九的《汉侯国考》,卷十五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等。象这种能单独成文的专题研究,是当时的校勘家没有的,就是考据家当中也是少有的。
本书在考订史实的过程中,还贯串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历来的考据家,多偏重古代,钱大昕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功较深,元史尤为专门。本书对《唐书》以后的七部正史的考订,即达六十卷,其中《新唐书》和《宋史》各占十六卷,《元史》十五卷。钱大昕重视元史的研究工作,他认为,了解元朝,也就容易了解清朝了。
钱大昕是清代考据学界的巨子,他精通经史,于天文、地理、金石、文字学诸方面,均有研究。所以,他可以以经证史,以金石铭文及考古出土历史文物同书本上的历史文献资料相印证。这就使得《二十二史考异》的考证超出了当时一般考据学家只能以史证史,或者以稗官野史来证“正史”的狭隘范围,开创了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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