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志华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共二十一篇,包括《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所记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约公元前967年到前453年。其中除《周语》、《郑语》涉及到西周事外,其余都是春秋时期各国的史实,记载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全书有七万余字,保存的资料比较丰富,所记史实也比较详细生动,是我们研究春秋史乃至上古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
过去一般认为《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明确指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这一看法现在基本上已被否定。《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它汉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八个国家,每一国家所记史事详略不同,写法也不相同,不象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很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官把史事记下来后,有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润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谁,就不得而知了。《国语》的成书年代也已不能确考,大致是在战国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
《国语》以记言为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往往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和互相驳难的论战来反映历史事件,这和《左传》以记事为主不一样。比如有记周厉王凶残暴虐,一意孤行,拒不纳谏的“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有主张君主应该关心民事,怜悯百姓的“里革论君之过”(《鲁语》);有谈统治者聚敛财宝和名马必然遭致败亡的“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楚语》);有反映越王勾践用文种、范蠡之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打败吴国的“勾践灭吴”(《越语》)等。这些内容都是通过谈话的方式表达出来,说理很充分,人物的性格也很鲜明。但由于《国语》所记各国的历史,不是自始至终有系统的记载,而是重点记述若干事件,所以不象《左传》那样能较全面地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鲁语》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的事迹;《齐语》突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政绩;《晋语》以叙述晋公子重耳的经历为主;《楚语》着重讲灵王、昭王;《吴语》、《越语》则反映吴越之间争霸的斗争。尽管如此,《国语》仍有其宝贵的价值。它填补了《左传》一些不足的地方,如关于管仲相齐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越王勾践灭吴的具体经过,《左传》记载很简略,《国语》就作了不少补充。后人把《国语》与《左传》看作是姊妹篇的著作,两书互为表里,《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国语》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贡献的。它首创了国别史这种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事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稍晚一些的《战国策》以及后来的《三国志》、《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书都仿效它的体例,《史记》中的“世家”、《晋书》中的“载记”,也明显地受到了启发。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称其为《国语》家,把它与《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并列为“六家”,可见是很重视的。《国语》的不足之处是材料比较零散,遗漏的地方不少,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全貌。此外,《国语》宣扬了天命论、英雄史观,鼓吹了许多迷信、落后的东西。在当时,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它。
汉朝以来,不少学者对《国语》作过注释。三国时吴韦昭的注本是现存的最早注本,它保留了今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注本的片断,很有价值。现存的版本,宋代刻印的有宋天圣明道本和宋公序补音本两种,这两种版本正文和注都有一些不同。清黄丕烈有《国语明道本校勘札记》二卷,汪远孙有《国语三君(贾逵、虞翻、唐固)注辑存》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国语明道本考异》四卷,合称《国语校注三种》,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近人徐元诰有《国语集解》二十一卷,皆可参考。最近的本子是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点本,它是根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整理出版的,由于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质量较高。书后附有《国语人名索引》,这是目前通行的最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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