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志华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全书分国编排,计有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一篇,总共三十三篇。所记“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战国策书录》),也就是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开始,到前209年秦二世继位为止,记载了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情况,特别是士这个阶层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我们研究战国时期历史极其重要的资料。
《战国策》中的各篇文章是由各国的史官和策士分别记录下来的,来源复杂,作者不详。全书初无定名,“或曰国策,或日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后经西汉末年刘向整理,他“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通过删除重复,重新编订,才取名为《战国策》。刘向集录《战国策》是有贡献的。
《战国策》主要录存当时号称纵横家的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的言论。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七个诸侯大国各霸一方,互相争雄,企图由自己来统一天下,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所以兼并不断,战争不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又一批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发表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的策略,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国策》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特点,它的内容充实,描述生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是一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好文章。通过邹忌与徐公比美这件事,说明当权者容易受到蒙蔽的道理,使齐王接受了纳谏的建议;《赵威后问齐使》(《齐策》)表现了赵威后关心年成和百姓的生活,重视人才的使用,反映了她的民本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庄辛谓楚襄王》(《楚策》)一篇,庄辛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亲信小人,不顾国事,一味追求享乐,对敌人丧失警惕,必然要招致败亡的严重后果,很有说服力;《秦围赵之邯郸》(《赵策》)写了鲁仲连与辛垣衍“帝秦”与“不帝秦”的一场论争,赞美鲁仲连不畏强暴,为人释难解纷的可贵品质,歌颂了他在事成之后不居功受赏的高尚行为;《唐且不辱使命》(《魏策》)讲唐且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任务,批判了虚伪、专横、残暴的秦王,表扬了机智勇敢、敢于斗争的唐且。总之,全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反映,对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有一定的揭露,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比较高。但本书也有不少缺陷,首先是内容有失实的地方,不完全是信史,用时要注意辨别。比如苏秦倡合纵,张仪破以连横这件事,经考订与史实有出入,不可不慎重对待。第二,本书重点记录的只是策士的说辞,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叙述较略,齐魏马陵之战就是一例。至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则更少,所以这部书还不能反映战国整个历史时期的全貌。第三,由于本书作者都是具有纵横家思想的人,书中对纵横家猎取功名富贵的行为津津乐道,抱着欣赏的态度,对游说之士的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夸大,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战国策》对后世是有一定影响的。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参考了《战国策》,《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传几乎全部采用《战国策》的原文。它在中国历史文学发展进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给《战国策》作注,最早要推东汉的高诱。但流传到北宋时,正文和注解都已有散佚。曾巩访求士大夫家藏本进行了补充重编,是为今本《战国策》,亦三十三篇。到了南宋,在曾巩补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本子,一是姚宏的续注本,一是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又作了补正,成《战国策校注》。清代黄丕烈以吴本为主,参校各本,著《战国策札记》。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都很有价值。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作品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可以订正《战国策》和《史记》的错误,其余十六章,是失传已久的佚书。这是解放后考古发掘的一个重大收获。
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都收有《战国策》。现在通行的最好版本是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战国策》校点本。它以黄丕烈刊刻的士礼居丛书本为底本,汇集了姚本、鲍本、札记中的各家注释校点而成的。书后附有刘向《战国策书录》、曾巩《战国策序》等十三篇文章,于鬯《战国策年表》以及《战国策人名索引》、《战国策部分篇章通用篇名》、《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图》。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释文也附录在后面。这个本子资料最全,错误最少,最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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