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其
《水经注》四十卷,记载我国古代河流分布的情况,以及与山河有关的人物史迹、传说谣谚、名胜异产等等,是一部富有史学和文学价值的古地理书,作者郦道元。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生活在北魏时期,官至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著有《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和其它一些文章,但流传下来的只有《水经注》一书了。史书上说他少年时就有“访渎搜渠”的兴趣,他好学不倦,“历览奇书”,有关古代地理的书籍,如《山海经》、《禹贡》等等都仔细阅读。当时流传有一部《水经》,他读后认为过分简略,缺乏旁通,所以决意为《水经》作注。他搜集了丰富的资料,总计所引古书达四百多种,尤其是一些有关地理方面的书,从古代的《禹贡》到离他较近的《佛国记》,还有晋僧道安的《水记》(记四海川水之源)、虞江雍的《江记》、《汉记》等等,皆摘采其中精华。更难能可贵的是,郦道元亲自进行实地调查,寻访古迹,追源溯流。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治学态度的严谨。
《水经》原书内容简略,所记河流水道仅一百三十七条,道元作注时,补充记述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将近增加十倍,注文更多,如经文“(河水)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一句,注文竟达六千多字,引书十几种,并且反复比较考证。
《水经注》记述了这么多河流,对我国现今各省的主要河流,如山西的汾水,山东的济水、汶水,河南的汝水、颍水,河北的易水,陕西的渭水,湖北的沔水(即今汉水),湖南的湘、资、沅、澧诸水,都有详尽的记载,是考查古代水道演变的重要资料。
《水经注》的史学价值很高,还不止于以上这一点。因为它不限于条列河流水道和河流山脉的位置关系,并且“即地以存古”,以山川自然条件为联系,扼要地叙述各地的史迹沿革,包括城市建置、经济建设以及政治军事活动等等。记述了一些民间的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极好材料。又保存了不少古代佚书和佚史,并且采录了汉魏时不少碑刻。例如,卷十四鲍丘水下所附高梁水条,引用了公元295年(晋惠帝元康五年)立的《刘靖碑》,该碑记载说,公元262年(曹魏元帝景元三年)修的车箱渠,“自蓟西北径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含润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这样详实而具体的记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三国志·刘靖传》的记载:“修广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相比之下,就不够具体了。又例如,卷二十九比水条下,记述了樊宏在湖阳的一个田庄情况:“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luó罗)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这是一个自给自足地主田庄的具体生动描绘。另外,他亲自调查过的地方,更是记得格外详细生动,有一些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例如,他游渭水滋泉时,访问过姜太公的居室和垂钓的地方;在易水条下记了燕下都的地址;在谷水条下记了东汉太学的旧址等等。这些对考古和历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郦道元的《水经注》与其说是为前人注书,不如说是自己的创作。不过,由于他生活在南北分裂时期的北朝,对南方的地理形势不易全面掌握,所以本书有“详于北而略于南”的不足之处,但是他毕竟同样地记述了南方的山川河流。由于他写作态度比较严谨,他的记载一般是比较可信的。
郦道元不仅被称为地理学家,也被称为文学家,《水经注》中有不少段短小精练的游记小品,对后代文学家有不小的影响,如李白、杜甫的诗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等,都曾从《水经注》中直接吸取过艺术素材。
《水经注》在长期流传中脱误严重,从明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它,到清代,用力于本书的学者不下二三十家,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名之曰“郦学”。早期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功力最深。全祖望有《七校水经注》。赵一清著《水经注释》,根据全祖望的说法,指出《水经注》原本注中有注,后人混写不明,经其重加厘定,并考补了宋代所佚五卷中的二十一条水道。戴震借参加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据《永乐大典》本作详细的校勘,补正了七千二百九十一字。清末,王先谦汇合各家之说,著成《合校水经注》。最后是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杨守敬原想写成《水经注疏》八十卷,但没有写完就去世了,后来是由他的学生熊会贞完成的。杨守敬在世时,曾摘取疏中要义刊成《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和补遗一卷。八十卷的《水经注疏》解放后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但是,研究《水经注》的工作仍有很多可做。比如,注中的地名都还没有考释。又如,其所引用的书一百多种,大部分已成佚书,可以做辑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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