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一百篇,东汉班固撰。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公元32年(东汉光武建武八年),卒于92年(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能撰成《汉书》,同司马迁一样,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的父亲班彪,才学很好,尤其爱好历史。他看到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太初年间,以后虽有继作的人,但都不能令人满意。班彪于是广为收集材料,博采遗文佚事,作《后传》六十五篇,以续补《史记》。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他父亲所写的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于是就着手编史,以完成他父亲未竟之业。不久,有人向汉明帝上书,控告他私自改作国史,因而被捕下狱,所有书稿均被没收。这时他弟弟班超,怕他的冤狱难明,于是亲赴京师洛阳,向皇帝上书,把班固著书的用意加以说明。同时,地方官吏也把班固的著作送上来了。汉明帝听了班超的申诉,又看了他的著作,觉得班固的史学才能不同一般,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任命他担任兰台令史的官职。不久,他编写《汉书》的意图,正式得到皇帝的批准,使他有可能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基本上完成了这一部史学名著的编写,对史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从《汉书·叙传》和《后汉书·班固传》的记载看,班固生前是把《汉书》全部写成了的。然而在《后汉书·列女传》班昭条下,却说《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未及完成班固便死去了。八表是班昭续成的,天文志则是马续和班昭共同补作的。二者说法不同,可能是八表和天文志未最后定稿,而班固就遇祸了,因而由班昭、马续最后完成的。本来班固的仕途还是比较顺遂的,因祸得福,自从以史才为明帝所赏识,又以文章为章帝所宠信,日见亲幸。他所担任的官职虽不高,只是郎官,因为是在皇帝的左右任职,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班固以中护军的名义,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由班固撰《封燕然山铭》。后来窦宪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败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遂死于狱中。
《汉书》记事,上起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下迄公元24年(刘玄更始二年),即整个西汉一代(包括王莽的新朝)的二百三十年史事。计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一百篇也就是一百卷,后人将其中篇幅过长的篇卷,分成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如《高祖纪》分上下卷,《王莽传》分上中下卷,《五行志》甚至分成五个分卷,这样就成为现在一百二十卷的《汉书》了。
从体例来看,《汉书》是沿袭了《史记》本纪、列传的记事方式,不过改“书”为“志”,去掉了“世家”这个名目而已。《汉书》本身既称“书”,那么记典章制度这一部分不能再称“书”了,乃改称“志”。以后的纪传体史书,多沿“志”这个名称,只有郑樵的《通志》,因本书既称“志”,所以把属“志”的那部分内容改称为“略”。《通志》有二十略,也就是二十志。《汉书》去掉了“世家”,是由于历史情况变化了,没有必要再设置这一门类了。
《汉书》的八表与《史记》的十表比较,也有它的特点。一是《百官公卿表》,详细介绍了秦汉的官制,实际上是属“志”的内容。从《后汉书》开始,这方面的材料均编成《百官志》或《职官制》。其次,还有一个《古今人表》,把历代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九等,表列出来。虽称《古今人表》,表中却只有古人,至秦末时止,而没有今人,即西汉时人。前人对《古今人表》非难的颇多,认为《汉书》作为断代史,应只载汉事,而此表却只有汉以前事,偏偏没有汉事,以为不合体例。《古今人表》未载今人,可能是作者顾忌到将西汉时的人分等,怕招惹是非。至于记事不为断代所限,如十志每叙一事,都追本溯源,将沿革兴废写清楚,这正是《汉书》的特点和长处。班固认识到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可以只叙西汉一代,而典章制度,往往前后相承,不能只写一个朝代,而割断其前后的联系。尤其有些部门过去还没有过系统的记载,更需要全面系统的介绍,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汉书》的十志虽系沿袭《史记》的八书,但有合并,有新增,而且记事比《史记》更详尽,更有系统。如将《律书》和《历书》合成为《律历志》,将《礼书》和《乐书》合成为《礼乐志》。又将《平准书》扩写为《食货志》,增加了不少新内容,成为记载经济制度的重要篇章。新增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中,除《五行志》是讲五行灾祥等事,没有多大价值以外,《刑法志》是记载军制和刑法的,为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地理志》为沿革地理最重要的材料,《艺义志》是目录学最早的专著。后世史志,多沿用《汉书》诸志的名目,说明班固在这方面是善于继承发展,因而作出了较大贡献的。
《汉书》最大的特点是记事系统而详尽,正如范晔所评“文赡而事详”。不仅十志如此,纪、传也是一样。从前有人认为司马迁述三千年之事,才五十万字,班固述二百余年事,却用了八十万字,由此便认定固不如迁。以字数的多少来评论史书的优劣是不可取的,而从这个数字却可以说明班固叙事的详尽。《汉书》的史料来源,汉武帝以前多采用《史记》的文字,但也有增删和改易,如《贾谊传》增加《陈政事疏》等三疏,《晁错传》中增加了《举贤良对策》等四疏,因而内容比《史记》的传更丰富,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汉武帝以后的史料,主要有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为依据,除此而外,续《史记》的著作也很多,可供采择。如《汉书·艺文志》就是采用刘歆的《七略》编撰成文的。现在《汉书》中可以看出是班彪撰写的篇章,有元、成二帝纪和韦贤、翟方进、元后三列传。如《元帝纪》末“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外祖即指金敞,是班彪的外祖,而不是班固的外祖。韦、翟、元三传后面的赞语,均标明“司徒掾班彪曰”字样,传文为班彪所撰就更清楚了。虽然《汉书》前后均有所承袭,这在修史中是正常现象。象《汉书》这样一部组织严密,体例完整的断代史的出现,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史家纷纷仿效这种体裁撰史,“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就是明证。班固不仅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大文学家。不仅《汉书》是古代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收录在《后汉书》本传中的两都赋,也是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书》的缺点,主要是思想观点比较保守,事事以儒家的正统思想为准绳,极力为维护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尽量掩盖各种社会矛盾。
《汉书》喜用古字,比较难读。自从它问世以后,替它作注释的人比较多,到唐以前,有名的就有二十三家。唐初的颜师古集众家的长处,加上自己研究的心得,写成新注,即为《汉书》的颜注本。也是现在保存最早流行最广的注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标点本《汉书》,就是采用有颜注的这个本子。唐以后研究《汉书》的成果,清末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一书,把它都吸收进去了。王氏征引有关著作达六十七家之多,可以说是颜注以后又一次集大成的工作。在王氏以后,近人杨树达撰有《汉书窥管》,陈直撰有《汉书新证》,也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书。由冉昭德、陈直主编的《汉书选》,作为中国史学名著选之一,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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