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洛阳伽蓝记》五卷,专记洛阳佛寺。其作者杨衒之,北平(今河北保定)人。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多沉醉于佛事,以求超脱无边的苦海。北魏统治者乘机以佛教麻醉人民,巩固其统治,笃好佛理,大兴佛寺,北魏在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寺庙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后增至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洛阳一地而言,公元68年(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年间才有佛寺四十二所。公元493(太和十七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佛寺最多时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到公元534年(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余下的佛寺尚有四百二十一所。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杨衒之重游洛阳,目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他从洛阳城市的盛衰过程,认识到北魏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深有所感,乃写《洛阳伽蓝记》。伽(qié茄)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指僧徒所住的园林佛寺。这部书以记佛寺为题,以记佛寺为重点,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卷一城内,卷二城东,卷三城南,卷四城西,卷五城北,共记大小佛寺八十余,叙事要言不繁,文笔简明清丽。
《洛阳伽蓝记》记述洛阳佛寺建筑园林,对洛阳城的建制,以及历史古迹多所描绘,每记一寺都有它的历史或故事,卷一永宁寺条,说明此寺于公元516年(熙平元年),由灵太后胡氏(即魏孝明帝元诩之母)所立,“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浮图即塔,顶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或作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这座九层浮图上下共悬金铎一百二十,“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浮图之北有太极殿,供奉着一些佛像,尚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中书舍人常景为寺写了碑文。接着较多地叙述了尔朱荣、尔朱兆兄弟弄权起兵的经过,因为尔朱荣曾集合兵马于此寺,尔朱兆曾囚禁魏孝庄帝(元子攸)于此寺。佛寺的大量兴建,需要消耗许多建筑器材,需要征调大批劳力,劳民伤财,僧侣与官府勾结,“侵夺佃民,广占田宅”,无恶不作。由写佛寺而涉及到北魏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
卷四法云寺条,着重描写了王子坊,“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当时的帝族王侯,外戚公主,占有土地财富,争修园宅,互相比富,“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耸入云的楼房,一幢接着一幢,他们的花园特别讲究,“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河间王元琛夸耀豪富,派人到波斯购名马,以银做马槽,用金做马的环锁。书中所写的北魏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挥霍浪费,皆是实录。在北魏统治的四十余年间,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诸王争立等事,书中皆有所反映,尤其是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中印关系史,继法显之后,在玄奘之前,当时处于承先启后地位的有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一段历史。总之,《洛阳伽蓝记》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全过程,其中不少史料可补所谓正史《魏书》之不足,其史料价值颇高。
《洛阳伽蓝记》中虽夹杂一些妖魔鬼怪之说,不乏迷信荒诞之处,但它是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世说新语发展而为唐宋传奇的一个重要阶段或环节,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洛阳伽蓝记》传世刻本不少,各有长短,因抄刻舛误,错字脱文皆较多,以如隐堂本为最古最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根据如隐堂本为底本,参照他本,作了大量校勘注释,给我们阅读该书提供了方便,但仍保留着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杨衒之写本书时,曾自为子注,后来子注与本文混在一起,迄今无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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