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选学略论

王贞范《洞天集》

王衍《烟花集》五卷

(以上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虽不见之于书目著录，而见于唐宋人的文集和专著的，又有如下数种：

元稹《元白往还诗集》(见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人以

为这个选本是白居易编集的，非也。)

元稹《因继集》(见元稹《因继集序》、白居易《因继集重

序》)

《三舍人集》(见计有功《唐诗纪事》)

《雅言系述》(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引严羽《沧浪诗话》

语，然通行本《沧浪诗话》却无此记载。)

《词苑琼华》(同上)

《小选》(同上)

《集选》(同上)

尽管以上诸集都已不再存在于人世(今存两集)，但是，有关这一些选本的传流存佚情况，在前人的目录著述、诗话笔记中，还存留着许多可资考索的线索，有些集子，甚至还有不少原始资料残留下来(详见《“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一文。)比如顾陶的《唐诗类选》，在宋人的著述里，多次运用过它的材料，吴曾《能改斋漫录》、曾季貍《艇斋诗话》、吴幵《优古堂诗话》、计有功《唐诗纪事》、《全唐诗话》等书都有记载。《全唐文》还收录了顾陶所撰写的《唐诗类选序》和《唐诗类选后序》全文。又如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元以后已散佚，然近代于敦煌石窟发现《珠英学士集》写本残卷(“斯氏二七一七”和“伯氏三七七一”两残卷)共得诗四十九首。(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唐人选唐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体制完备，各种形式的选本，各具特色，蔚为大观。详加分析归纳，大致有如下各种类型：

一 从选诗范围看

(一)从时代着眼，则有唐人诗和前代诗的合选本，如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李康成《玉台后集》、《丽则集》等。有合选李唐一代列朝诗的选本，如顾陶《唐诗类选》、韦庄《又玄集》等(此类最多)。有专选初唐诗的选本，如孙季良《正声集》、无名氏《搜玉小集》等;有专选盛唐诗的选本，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曹恩《起予集》等;有专选中唐诗的选本，如窦常《南熏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另有专选某一朝代诗的选本，如《朝英集》(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该集收录开元中张九龄、韩休等人诗)，《大历年浙东联唱集》等。

(二) 以诗人的籍贯或作诗地点为选取范围的，则有“止录吴人”的殷璠《丹阳集》，专录袁州人诗的刘松《宜阳集》，有专集闽人诗的黄滔《泉山秀句诗》。又如《汉上题襟集》录段成式、温庭皓等人在襄阳时的酬唱诗，《彭阳倡和集》、《汝洛集》、《吴蜀集》等均是。

(三) 以诗人的身分进行编选的，则有“但记朝士”的《珠英学士集》，有专录中书、起居舍人诗作的《三舍人集》，有专选河岳英才诗的殷璠《河岳英灵集》，有选录道家神仙隐逸诗的王贞范《洞天集》，有选录唐代能诗妇人作品的蔡省风《瑶池新咏》。

(四) 以诗歌题材分类选辑的，则有专选饯送诗的《朝英集》(编集张九龄等人送张孝嵩出塞时所撰写的送行歌诗)，有专录倡和诗的，如《断金集》、《寿阳倡和集》等。有专采省试诗的，如柳玄《同题集》，有专采投礼部的行卷诗，如王毂《临沂子观光集》。有专取艳诗的选本，如李康成《玉台后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玉台陷于淫靡。”即指此集)、王衍《烟花集》。

(五) 以诗歌体裁为选取范围的，则有专取五七言绝句的选本，如《三舍人集》，有专取律诗的选本，如倪宥《文章龟鉴》(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云：“《文章龟鉴》，倪宥集前人律诗。”今从之。)当然，更多的是综采各体的选本。

二 从编排体例看

(一) 以类相从。如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门以为这部书的前十卷是僧惠静撰，后十卷为无名氏撰，刘云：“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惠静所集，不题撰集人姓氏。”)郭瑜《古今诗类聚》、顾陶《唐诗类选》等均是。

(二)以诗人世次为序，其例甚多，不一一胪举。

(三)以诗人的官衔等级为序，如崔融《珠英学士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其所赋诗，各题里爵，以官班为次。”

(四)附以诗人小传。姚合《极玄集》于每位诗人名下均附有小传，各题里爵;崔融《珠英学士集》亦然。窦常《南熏集》则附以诗人事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人各系事系赞”。

(五)附以评语。编集者为每位入选的诗人写一段评语，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方士人诗有《丹阳集》……前各有评。”则其体例与《河岳英灵集》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沿用其例。窦常《南熏集》则附以赞语，其例当与殷、高两氏编集之书相类似。

(六)附以己作。编集者把自己的作品编入选集中，如芮挺章《国秀集》收录自己的诗作两篇(《江南弄》和《少年行》);李康成《玉台后集》同此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四八引刘克庄语：“中间自载其诗八首。”

综上所述，我们说唐人选诗风尚盛况空前，该是名实相符的了。

二 兴盛原因

唐代社会是“诗唐”。唐人生活在诗的海洋里，选诗风尚也就孕育在这样的基础上，这当然是无庸置疑的。然而，某种事物的发展，总有它自身的特殊条件，总是与它相联系着的其他事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探索唐代选诗风尚兴盛的原因，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笔者参稽有关资料，认为有如下四个原因。

(一)为便于效学和利于鉴赏，需要有经过精选的诗歌选本，供学子与士大夫阅读和传诵。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确乎到达了万流总汇、千姿万态的境界。“江山代有才人出”，诗人如夏夜的繁星，诗篇如涌地而出的泉流，光是结集的就有八百余家(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予尝见《方子通墓志》：‘唐诗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则世不见有，惜哉!”)至于那些写诗不多的诗人，更是不计其数。《全唐诗》辑集存留下来的二千二百余诗人、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远非唐诗的全貌。洪迈早有“前贤遗稿湮没不一”(《容斋续笔》卷一语)的感叹;到明代，流传的已仅有三百余家(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在这样众多的诗篇中，并不全是佳作;在一个作家的集子中，也是瑕瑜相间的。诚如顾陶所说：“物无全工，而欲篇咏盈千，尽为绝唱，其可得乎?”(《唐诗类选序》)唐代诗选家有鉴于这个实际情况，因而不断有人对当代的诗作，进行“全盘饮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飨醍醐之味”的精选工作，编集成书，“贻于后昆”。这种编集的原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韦庄的《又玄集序》里：

谢玄晖文集盈编，止诵澄江之句;曹子建诗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两歧爰少;繁弦九变，大护殊稀。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唯一。所以撷芳林下，拾翠岸边，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宝，载雕载琢，方成瑚琏之珍。故知颌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

姚合选《极玄集》，自序非常简单，仅三十一字，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宋末人蒋易深知姚合之苦心，他说：“唐诗数千百家，浩如渊海，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然所选仅如此，何也?盖当是时以诗鸣者，人有其集，制作虽多，鲜克全美，譬之握珠怀璧，岂得悉无瑕纇者哉!武功去取之法严，故其选精，选之精，故所取仅若此。”(《极玄集序》)选取严，则选出的作品精妙、全美，就能示人以诗格、诗法，垂诸后昆而无愧。反之，如果“铨简不精”，则必将造成“玉石相混，致令众口谤铄，为知音所痛”(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语)的后果。上述这种见解，不仅促进当时“诗选学”的发展，对后代，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选学，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深受“文选学”的影响。

魏、晋以后，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文学批评的日益发展，文学体裁的日益增多，人们开始注意编选诗文总集。晋人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李充的《翰林论》等，相继应运而生。可惜这些集子多已失传，而梁代萧统编集的《文选》，却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了。与此同时，专选诗歌的总集，如萧统的《诗苑英华》和徐陵的《玉台新咏》也诞生了。《诗苑》已佚，《玉台》幸存。《玉台新咏》是一部艳诗的选本;而《文选》收录的作品，无论从数量到体制，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远比《玉台》要齐备、完美，因而它行世不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唐代，以至形成了一个研究《文选》的高潮：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撰《文选辨惑》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撰《文选音义》十卷;五臣注《文选》三十卷;曹宪撰《文选音义》;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许淹《文选音》十卷。《文选》还成为唐代文人习文作诗的必读书籍，杜甫在《宗武生日》的诗里，教诲他的儿子要“精熟《文选》理”，他自己就是深得《文选》精髓的，清人杨伦《杜诗镜铨》引邵子湘的评语，云：“公于《文选》实有得力处。”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文总集纷纷问世。殷璠指出：“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十余家，咸自称尽善。”(《河岳英灵集序》)在殷璠之前，效学《文选》编撰而成的集子，有《词林》、《文海》、《诗林英选》、《丽正文苑》等;直接模拟《文选》而编集成书的，就有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二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据殷璠的序言看，《河岳英灵集》也是“相效著述”的产物。唐代诗选家们，大多受选学的启导而进行工作的。

与《文选》同时代出现的《诗苑英华》和《玉台新咏》，也是唐代诗选家取法的楷模。惠静的《续诗苑英华》、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固然是继前贤的绪馀，而令狐楚《御览诗》(毛晋后记云：“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百有奇。”)王衍《烟花集》(集艳诗二百篇)，则明显的是扬徐陵《玉台新咏》之余波。

(三)通过选诗，标举一家诗学宗旨，体现各自的诗歌理论，用以促进某种诗歌流派的发展，抵制、排斥某种创作倾 向。相反，诗歌流派的崛起，诗歌风格的标新立异，又促进了诗选家们的工作，这种创作与选学相辅相成的关系，成为唐代诗选学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唐初纪国寺僧惠静撰《续诗苑英华》，曾说：“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披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门载惠静语)惠静标举的是上继“风雅”的诗学宗旨，这在绮靡诗风占统治地位的初唐时代，确是难能可贵的。元结对“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拘限声病”、“丧于雅正”的创作倾向，十分愤叹，他特别赏识沈千运能“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见《箧中集序》)因而选沈千运及其好友孟云卿、王季友等七人的诗作二十四首编成《箧中集》。《河岳英灵集》标举“风骨”，体现出殷璠的内容与形式并重的观点，以此与齐梁以来的诗风相抗衡。

(四)唐代诗选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评语，与六朝诗论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梁代，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专著——锺嵘《诗品》问世，它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典诗歌理论，而且开辟了诗歌评论的新形式。唐代诗选中的评语、赞语，上承《诗品》的传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有这样一段评语(评皇甫曾)：“昔孟阳之与景阳，诗德远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今侍御之与补阙(按，侍御指皇甫曾;补阙指皇甫冉)，文辞亦尔，体制清洁，华不胜文。”且看《诗品》

卷上(上品)：

“晋黄门郎张协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

卷下(下品)：

“晋中书张载

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

我们把两者略一对照，可以看出，高氏的评论，乃是继《诗品》的绪馀。此外，《诗品》评论诗歌的几个特征，都可以在“唐人选唐诗”的评语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比如，锺嵘重视“赋比兴”，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朱湾，则云：“诗体幽远，兴用洪深，因词写意，穷理尽性。”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锺嵘重视“风骨和词采”，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陶翰，则云：“历代诗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锺嵘善于运用形象性的语言来概括诗人的艺术风格，殷氏评王维，则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锺嵘喜欢摘引前人诗中的警句，如《诗品》卷中评陶潜云：“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这种特征，在“唐人选唐诗”的评语中，则俯拾皆是。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阎防，云：“防为人好名博雅，其警策语多真素，至如‘芜庭何所有，老树半空腹’。又：‘熊梐庭下树，龙蒸栋里云’。皎然可信也。”

三 学术价值

对于“唐人选唐诗”，前人和近人已开始注意到。明人胡震亨于《唐音癸签》卷三十、卷三十一“集录”里，根据前代书目著录，把“唐人选唐诗”分类编排，撮其指要;胡应麟于《诗薮》外编卷三、杂编卷二里，录其书目，考其存佚。清人王士禛汇集传世的九种“唐人选唐诗”，加《唐文粹》，付梓刊刻，名《唐诗十种选集》。近人罗振玉影印敦煌唐写本编号为“伯二五六七”的“唐人选唐诗”残卷(见《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他们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从总体上看，“唐人选唐诗”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佚散的集子，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与如何估价“唐人选唐诗”学术价值的问题是有关连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唐人选唐诗(十种)》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唐人选的唐诗，流传到今天的共有十种。这些选本的选取标准虽然各有不同，但总的可以看出本时代人对本时代诗歌的一些看法和评价，这对文学史的研究是有用处的。”说得真好。笔者循着他们的观点，纵观“唐人选唐诗”的现存资料(包括传世的十集以及佚散诸集的残存文字)，探索唐代“诗选学”的学术价值，作如下四方面的分析。

(一)“唐人选唐诗”是校勘、辑佚、考订唐人诗的重要原始资料。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唐诗流传，靠的是口授、手抄，各家诗集，到宋代始有刊本，因而在传流过程中，常常出现许多异文和篇目参差、重出互见、错谬混乱的现象。宋以后的各种刊本，又因校勘不精，刊刻误失，编者随意增删篇目，擅改文字等原因，致使传世的许多唐人诗别集、总集，甚多异同。这就给唐诗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必须依靠校勘、辑佚、考订等手段，做好诸集的整理工作，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

“唐人选唐诗”是极有参校价值的资料，罗振玉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论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残卷时，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前代亦有人注意到此事，如宋曾季貍《艇斋诗话》：“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顾陶，大中时人，去杜不远，所见本必稍真。今并录同异于后：‘山河扶繡户’，作‘星河浮繡户’;‘斫却月中桂’，作‘折尽月中桂’。(例子甚多，从略)”吴曾《能改斋漫录》“犬憎闻宿客”条云：“今时所传杜诗‘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余家有唐顾陶所编杜诗，乃是‘犬憎闻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近人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用鸣沙石室影印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河岳英灵集》、日本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又玄集》、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钞本《才调集》等诸集参校，更是重视运用“唐人选唐诗”资料进行校勘的典型例证。

“唐人选唐诗”诸集，特别是那些虽已散佚、却又有残存资料的选集，正是辑佚唐诗的渊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于《珠英学士集》下，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

自是集散佚，诸家诗或不尽传。持与《全唐诗》相校阅。伯氏本载元希声诗二首，《赠皇甫侍御赴都》第二律与第二首，并不见《全唐诗》。房元阳二首，杨齐哲二首，房、杨诗《全唐诗》不载。胡皓七首，乔备四首;胡四诗，乔二诗，《全唐诗》失载。斯氏本沈佺期十首，李适三首，崔湜九首，刘知几三首，王无兢八首，(实仅七首。)马吉甫三首;沈诗今存，刘、马二家全佚，李诗佚一首，崔、王二家各佚四首。合得佚诗二十七首，并辑入《敦煌诗录》中。

杜甫集有《遣忧》诗，杨伦《杜诗镜铨》注云：“见郭知达黄鹤本。”钱谦益《钱注杜诗》云：“朝奉大夫员安宇所收”。而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云：“余家有唐顾陶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载杜子美《遣忧》一诗，世所传杜集皆无此诗。”则无论黄鹤本或员安宇所收之《遣忧》一诗，亦均出自“唐人选唐诗”。

“唐人选唐诗”诸集，又是考订唐诗真伪、甄辨重出互见诗作者的重要依据。李白集有《长干行》二首，其中“忆昔深闺里”一首，一作李益，一作张潮。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从艺术风格着眼，以为这是张潮诗，颇有见地，然无确证。曾季貍《艇斋诗话》据两部“唐人选唐诗”集子，以为这首诗既非李白作，又非李益诗，乃是张潮的作品。他说：“《玉台新咏》亦作张潮”。(当指李康成《玉台后集》)“惟顾陶唐诗选并载而分两处，‘妾发初复额’一篇，李白作，‘忆昔深闺里’，张潮作。两者未知孰是?然顾陶选恐得其实。”曾氏曾亲眼见过这两部选集，据以为证，有说服力。《刘梦得外集》有《忆妓》诗四首，原出南唐人尉迟枢《南楚新闻》，这是他人诗误入刘禹锡集中。按，韦縠《才调集》录无名氏《杂诗》，其中七律“鸾飞远树归所处”和“折钗破镜两无缘”两诗与《忆妓》诗中之两诗，文字相同。可证此非刘梦得诗。考唐末人刘损有《愤惋诗》，即《忆妓》中的三首;《忆妓》另一首，来自孟棨《本事诗》。尉迟枢敷衍《本事诗》的故事，凑入刘损三诗，写入《南楚新闻》中，造成上述的错误。

由此可见，整理、研究唐人诗，应该充分利用“唐人选唐诗”，进行校订，以取得比较可信的依据。

(二) “唐人选唐诗”为研究唐代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根据。

唐人论诗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当时文人的书序、赠序或书信里。而“唐人选唐诗”诸集的叙论、评语，以及由选录诗篇体现出来的编者的艺术观点和诗歌主张，也是唐人诗论的重要资料。选诗家们论及的问题很多，要而言之，他们着重阐发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以及选诗的标准问题等等。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继而主张：“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顾陶《唐诗类选序》：“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由政治，以讽谕系国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无讳，闻之者伤慎鉴诫，宁同嘲戏风月，取欢流俗而已哉!”殷氏又说诗歌要“关切时病”、“讥兴深远”、“不亏六义之要”。高、殷两氏明确揭示了诗歌应该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的宗旨。这种理论，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诗论相一致，他们共同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典诗论中的进步传统，有力地推动了唐代的诗歌创作。

诗选家们又能比较正确地处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正确阐述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理论问题。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璠令(企按：疑是今字)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氏反对那些“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语)的创作倾向，极力推尊风骨与声律俱备，既有充实的内容，又重视形式美的诗篇。对于声律，他固然要求诗人“不可不知音律”，又反对“专事拘忌，弥损厥道”的做法。他的诗论，是初盛唐近体诗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成为后代近体诗创作的准的，对新兴的文体——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确是起着理论指导作用的。唐代首先揭橥复古旗帜的陈子昂，以建安风骨和兴寄手法为借鉴的目标，还没有接触汉乐府的创作传统，更没有对方兴未艾的近体诗加以应有的重视并作出恰当的估价。殷氏的理论，比陈子昂要深入一层。语言美是形式美中的重要因素。诗选家们一方面反对齐梁的绮靡诗风，一方面又要求诗歌语言的精美。韦庄《又玄集叙》：“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韦縠《才调集叙》：“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他们的这些议论，都是有利于诗歌创作的。

(三)“唐人选唐诗”是总结唐诗发展规律的重要资料来源。

入宋，诗话兴;“诗话”话诗，有谈艺术技巧的，有谈格律形式的，有记作诗本事的，有谈诗歌理论的。但是，宋人论唐诗，在某些方面总不如唐人自论唐诗。“唐人选唐诗”诸集，其选篇体现了唐诗发展的面貌，其叙论论述唐诗发展的规律，其记事又是唐诗发展史的原始资料。由此可见，“唐人选唐诗”正是研究唐诗发展规律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试看具体例证。

知人论世，是研究文学发展规律、作家艺术个性的基本原则。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储光羲，其诗格高调逸，而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云：“璠尝见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殷氏的记载，告诉人们，储光羲并非是超然世外的逸人，而是博学多识，经国济世的人才。为什么他的诗风呈现出这样的面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又，殷氏评“贺兰进明”云：“员外好古博达，经籍满腹，其所著述一百余篇，颇究天人之际。”这段文字，对于了解和评论贺兰进明其人其诗，是多么重要呀!

研究诗人的师承关系，探索风格、流派的承继、邅变的迹象，是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章八元云：“八元尝于都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音也。会稽严维到驿，问八元曰：‘尔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八元已辞家，维大异之，遂亲指喻，数年词赋擢第。”(按，沈氏藏明本原缺五人评语，今据孙毓修《中兴间气集校文》)评孟云卿云：“祖述沈千运，渔猎陈子昂，词意伤怨。(同上按)”高氏的记载，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唐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专门名词，实际上源出“唐人选唐诗”。如“大历十才子”，过去大家都据《新唐书·卢纶传》，殊不知唐书的记载，原出姚合《极玄集》“李端”名下的注语：“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候审唱和，号十才子。”又，钱起和郎士元齐名，合称“钱郎”，始见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李嘉祐评语中：“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流，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流也。”姚合《极玄集》郎士元名下注云：“与钱起齐名”。

唐代诗选家总爱在集子前加上一篇叙，表述自己选诗宗旨。其间，论及唐诗流派、体制的演变，代表了唐人的见解，这是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规律的最为直接的、可靠的依据。有的寥寥数语，钩勒出发展递变的轮廓，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有的则谈得稍为详尽些，如顾陶《唐诗类选序》：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李、杜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爱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繁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

他把唐宣宗大中时代以前唐诗坛的邅化演进，大体上概括出来。殷、顾两氏的论述，确实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

(四) 为后代诗选家提供范例。

“唐人选唐诗”为后代诗选家提供了选诗的范例，促进后代诗选的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王士禛《香祖笔记》指出：王安石《百家诗选》第六卷，沈千运以下全取元结《箧中集》，而增加李嘉祐等七人。王仲房辑《新都秀运集》二卷，王士禛说他：“竟仿唐人《中兴间气集》。”(见《带经堂诗话》卷六)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云：“唯钱牧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叶庵《独尝集》、陈其年《箧衍集》，卷帙不多，犹有殷璠、高仲武唐选之风。”沈德潜选《唐诗别裁》，以李白、杜甫为宗，自称是有别于“唐人选唐诗”，(按：《唐诗别裁·凡例》：“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沈氏此话不全面，顾陶《唐诗类选》，取冠李杜，选了大量的李杜作品，沈氏仅就清代传世的“唐人选唐诗”而言的。)以上这些事例，在在说明“唐人选唐诗”给后代诗选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唐人选唐诗”又多方面地影响后代诗选学。无论是选录标准，选录范围、编排体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如元许仲孚编选的《光狱英华集》，沈德潜的《古诗源》，都是各朝诗的合选本，当然滥觞于《诗苑英华》。精选一代诗作的，如元杨伯谦的《唐音》、明高廷礼的《唐诗正声》、沈德潜的《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仿效顾陶《唐诗类选》而成的赵孟奎《分类唐歌诗》，亦是一例。王士禛《唐贤三昧集》，鼓吹神韵说;沈德潜《唐诗别裁》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选本，直接受到标举一家诗学宗旨的《河岳英灵集》的影响。唐以后先后出现了不同诗歌体裁的选本，如宋《西昆酬唱集》专收五七言律诗，元好问《唐诗鼓吹》专收七言律诗，方回《瀛奎律髓》专收五七言律，周伯粥《三体唐诗》收五七律、绝句，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专收绝句诗。这些选本，无疑地都是取法于“唐人选唐诗”的。唐人选录唱和诗的风气也波及后代，如宋洪皓、张郡、朱弁使虏得归，集道途间唱和诗，名《輶轩集》。陆游辑集自己和韩元吉乾道元年在京口的唱和歌诗，成《京口唱和集》。(按：其集已佚，事见《渭南文集》卷十四《京口唱和序》。)元徐良夫辑其友朋赠答诗，成《金兰集》三卷。后代诗选家也常常效学“唐人选唐诗”，录一方士人之作为选本，如王仲房《新都秀运集》二卷(张宗柟识：“晚辑乡人之诗曰《新都秀运集》。”)孔延之《会稽掇英集》(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一时士人之作为选本，如宋末谢翱《天地间集》、元杜本《谷音》。录一定数量的诗篇为选本，如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云：“编者显然同时在模仿‘三百篇’。《诗经》三百零五篇，连那有目无诗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书三百一十首，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模仿“三百篇”的做法，唐人先已为之。令狐楚选《元和御览》，据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韦庄《又玄集叙》：“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则可见蘅塘退士亦受唐人影响。)

四 结束语

尽管唐代诗选学的学术价值很高，但是，研究“唐人选唐诗”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诸集大多散佚。因此，搞好已散佚唐人选唐诗诸集的访求、搜辑、考订、刊印等各项工作，显得十分重要。王士禛《万首绝句选凡例》曾提到《汉上题襟集》，云：“闻楚潜江莫进士与先有藏本，数千里往借钞，则诡云：‘顷游鄱阳失之矣’，迄今以为憾事。”他又在《分甘馀话》中说：“新安族人携一书目，有《汉上题襟集》，余梦寐以求之。”孙涛《全唐诗话续编》“狄焕”条引录《雅言系述》一书的材料。王士禛、孙涛都是康、乾时人，王氏耳闻、孙氏目睹斯书尚流传，因此很难说这些唐人选集就已湮没于人世。若努力加以访求，它们或许可以重新与世人见面。至于散见于宋以后典籍、类书中的“唐人选唐诗”的材料，勤加搜讨、辑录，并付梓刊印，也将大有益于学界。

整理出尽可能全面的唐人选唐诗的原始资料，开拓这个研究唐诗的领域，促进唐诗研究深入开展，这便是笔者的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