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楚辞〉评语》辨疑

李贺《〈楚辞〉评语》辨疑

明蒋之翘评校朱熹的《楚辞集注》，于每篇下附“七十二家集评”，其中，收有李贺的“《楚辞》评语”，总共十五条。听雨斋开雕本八十四家评点《朱文公楚辞集注》，也载录李贺的“《楚辞》评语”，即据蒋之翘本。这些评语，如果确系李贺所作，倒不失为研究李贺的重要原始资料。然而，详考这些文字的来源出处，我国诗歌评论的源流，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李贺《楚辞》评语”，乃是后人附会伪托的。为说明问题起见，先引述原文如下。

篇后有总评，共九条：

评《离骚》云：

感慨沈痛，读之有不胜欷歔欲泣者，其为人臣可知矣。

评《九歌》云：

其骨古而秀，其色幽而艳。

评《天问》云：

《天问》语甚奇崛，于《楚辞》中可推第一，即开辟来亦可推第一。贺极意好之。时居南园，读数过，忽得文章何处哭秋风之句。

评《招魂》云：

宋玉赋，当以《招魂》为最。幽秀奇古，体格较骚一变。予有诗云：愿携汉戟招书魂，休令恨骨埋蒿里，亦本之。

评《九章》云：

其意凄怆，其辞瓌瑰，其意激烈，虽使事间有重复，然临死时求为感动庸主，自不觉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为冗也。

评《远游》云：

《远游篇》铺叙畅达，托志高远，取其意可也，若以文论，尚不尽屈氏所长。

评《卜居》云：

《卜居》为骚之变体，辞复宏放，而法甚奇崛，其宏放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

评《渔父》云：

读此一过，居然觉山月窥人，江云罩笠。

评《招隐士》云：

《招隐士》通是《招魂》蹊径，而骨力似过之。

又有眉批六条。

于《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句上批云：

《诗》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意甚悠婉。《离骚》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意若激烈，可见风与骚仅在一间耳。

于《天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句上批云：

原每于遇合之际三致意焉，令读者无限凄怆。

于《九章》“焉洋洋而为客”句上批云：

洋洋为客一语，便觉黯然。

于《九章》“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句上批云：

惊心动魄之语，徒令千载后恨血碧于土中耳。

于《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句上批云：

省试湘灵鼓瑟竟无一佳句，惟钱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语似得《楚辞》余韵，而微觉清彻。

于《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句上批云：

起处虽有骚调，实序例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楚辞》的文辞，语多重出，议论低下。评《九歌》为“古而奇”，“幽而艳”，评《招魂》却又云“幽秀奇古”;评《九章》为“其气激烈”，评《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句，却又云“意若激烈”;评《九章》为“其意凄怆”，评《天问》“师望在肆昌何识”句，却又云“令读者无限凄怆”;评《天问》为“语甚奇崛”，评《卜居》却又云“法甚奇崛”。如此评论《楚辞》，词汇贫乏，语意冗沓，这和李贺“务为挺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多惊人句”的性格特征和艺术风格不相契合。况且，李贺祖骚，“依约”《楚辞》，取屈赋精神，并不简单地拾掇《楚辞》的字面，从不斤斤求乎诗句之间。李贺诗的这个艺术特征，前人论述备矣，无庸赘言。而所谓的“李贺《楚辞》评语”，却说“文章何处哭秋风”句，是读了《天问》以后忽然得到的;又说“愿携汉戟招书魂”，本之《招魂》;又，六条眉批，均就个别诗句生发出议论。这些，与李贺的艺术观不合，在在说明“《楚辞》评语”并不象出自李贺之手。

所谓的“李贺《楚辞》评语”乃是一种批点式的诗歌评论。纵观我国诗论发展的源流，可以看出，这种诗歌评论的形式，在李贺生活的唐代，尚未行世。尽管唐代诗歌进入黄金时代，然而，诗论却并不令人满意。今人郭绍虞先生对唐代的诗论，曾有过一个概括性的论述：

唐人论诗之著多论诗格，多论诗法，或则摘为句图，这些都与宋人诗话不同。只有孟棨《本事诗》与范摅《云溪友议》之属，用说部的笔调，述作诗之本事，差与宋人诗话为近。(见《宋诗话辑佚序》)

郭氏的见解，可以在日僧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中得到印证;在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卷三十二载录二十多部“唐人诗话”的按语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议论，他说：

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余如李峤、王昌龄、白乐天、贾岛、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释齐己、虚中诸撰，所论并声病对偶浅法，伪托无疑。张为主客一图，妄分流派，谬僻尤甚。唐人工诗，而诗话若此，有不可晓者。

唐人论诗，除上述的诗格、诗法两个范畴外，还有许多有益的见解散见于文人的别集中，特别是那些“书序”、“赠序”、“书信”中，尤多见录。更有一种以诗论诗的形式，如杜甫《论诗六绝句》、白居易《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韩愈《调张籍》等，开了形象化论诗的先声。此外，在唐人选唐诗的诸种选本中，也有诗歌评语，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简论诗人的艺术风格，摘引诗句以证之。总而言之，在唐人诗论中，是找不到批点式的诗歌评论的。

蒋之翘辑录的“七十二家集评”中，排列于李贺之前的两位唐诗人，是李白和韩愈。李白评曰：“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出自《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一文中(蒋氏未注明出处，下面三家同。)韩愈评曰：“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出自《进学解》一文中。排列于李贺之后的两位唐诗人，是柳宗元和杜牧。柳宗元评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出自《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杜牧评曰：“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离乱，时有以激发人意。”出自《李贺序集》一文中。这四家“《楚辞》评语”，共同特征是，都从李、韩、柳、杜文章中摘引出来的，不是单纯的批点式的诗歌评论，与“李贺《楚辞》评语”截然不同。我们用“排比见义”的方法，确也可以找出“李贺《楚辞》评语”不会产生于唐代的线索来。

随着宋诗话的勃兴，诗集笺注日益增多，诗歌评论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宋人的一些笺注稿中，除注释词义、典故外，往往于某一篇诗后加上评语，有时也征引一些宋诗话中的文字，作为这首诗的评语;或则于某一句诗后，插入一些评语。如：

宋世彩堂刻本五百家注《柳河东集》于《杨白花》诗题下注引《许彦周诗话》云：

子厚乐府杨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

于《南涧中题》诗题后注云：

东坡尝题此诗后云：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徐，大率类此。又云：

柳仪曹南涧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妙绝古今矣。

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于《独归》诗后评曰：

前人固以荷花比妇人矣，但不若公语之清婉也。

于《杏花》诗“俯窥娇娆杏，未觉身胜影”句下评曰：

言花影倒水中尤佳。

朱熹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也常在注释中夹入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至南宋末，刘辰翁更为唐宋诸家诗集作评注。自宋以后，批点式的诗歌评论，才流行于世，到了明清时代，特为盛行。因此，所谓的“李贺《楚辞》评语”只能产生于宋以后，而不会产生于李贺生活的时代。它们无疑是“伪托”的。

最有力说明“李贺《楚辞》评语”是后人伪托的证据，莫过于蒋之翘评校的七十二家集评本《楚辞集注》的序言。蒋序云：

意王逸、洪兴祖二家训诂，仅详会意处，不无遗讥，惟紫阳朱子注甚得所解，原其始意，似亦欲与六经诸书并垂不朽。惜其明晦相半，故余敢参古今名家评，暨家传李长吉、桑民怿未刻本，裁以臆说，谋若欹劂，氏佥曰：可庶贻兹来世，以见予与原为千古同调，独有感于斯文云。天启六年冬十一月。

照蒋氏的自述，所谓的李贺评《楚辞》的文字，出之于“家传李长吉未刻本”。这个所谓的“家传李长吉未刻本”，概念很不明确，破绽百出。这是一部未经刊刻的李贺集子吗?然而目前传世的许多种李长吉歌诗的版本，都只有李贺诗，从未见过李贺评诗的文字。这是一部蒋家祖传的李贺评点过的《楚辞》手钞本吗?然而，唐宋以来的各种载述、诗话、笔记中，从来没有见到过与它有关的文字。蒋之翘用“家传”、“未刻本”作为标榜，企图掩盖出处不明的纰漏，这是无济于事的。考李贺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而蒋之翘作序之年为明熹宗天启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其间八百余年，蒋氏之祖先从那里得到这个“李长吉未刻本”?长期以来，又如何严密保存，致使外人一无所知?这种未见之于前人著录，又提供不出任何证据的“家传”“未刻本”，突然于撰人死后八百余年冒出来，是不会得到世人公认的。除了说明它是“伪托”的以外，又能说明些什么呢?

尽管“李贺《楚辞》评语”流传并不广，但既然已被载之于七十二家集评本《楚辞集注》和八十四家评点《朱文公楚辞集注》两书中，就有必要加以辨证，提起人们注意，在运用该项资料时，务必矜慎，免得以讹传讹。这便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区区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