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棨《本事诗》书后

读孟棨《本事诗》书后

 

一

晚唐人孟棨著《本事诗》一卷，胡震亨将这部书著录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唐人诗话”类中，并云：“《本事诗》，唐孟棨撰，纂词人缘情感事之诗，叙其本事，凡七类，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之入“集部诗文评”类，评云：“皆采历代词人缘情之作，叙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唐代诗人佚事，颇赖以存，亦谈艺者所不废也。”宋代的目录专著，却又将《本事诗》著录于“总集类”，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其实，三书都本之于《新唐书·艺文志》。

然而，自宋代以来，也有人认为《本事诗》是小说家言。王谠《唐语林原序目》：“右小说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编之，分为五十二门”。王氏把《本事诗》和《云溪友议》、《明皇杂录》等四十九种书籍并列。专载野史小说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和曾慥的《类说》，都收录《本事诗》。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孟棨《本事诗》，小说家流也。”胡氏《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小说，子书流也。他如孟棨《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郭绍虞同志的《宋诗话辑佚序》评云：“只有孟棨的《本事诗》，范攄的《云溪友议》之属，用说部的笔调，述作诗之本事，差与宋人诗话为近。”“《本事诗》一类之书，其内容尽管考核有据，然而仅备茶余酒后的消遣，其态度却又是游戏的。”详究《本事诗》的文字，探溯《本事诗》的来源出处，不难看出：这部书既不是诗歌选集，也不是诗文评，它当是属于“稗说”一类的著作，王、胡、郭诸氏，确是道出《本事诗》的实质。

胡震亨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唐人作诗本事，诸稗说所载，解颐多矣。其间出自傅会，借盾可攻者，盖亦有焉。”(见《唐音癸签》卷二十九“谈丛”五)胡氏是就总的方面而言的，《本事诗》该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但是，《本事诗》中的某些记载，来源于唐人诗的序言和史料笔记，却又并非尽出自“傅会”。因此，对《本事诗》记述作诗本事的内容，要作具体分析，逐条考察它们的来历，从而采取正确的取舍态度，轻信它的记载，或弃置不顾的态度，都是不对的。本文想通过条分缕析，对《本事诗》及前人对《本事诗》的评骘，略抒己见。

二

《本事诗》中有一些根据唐诗人自己的文字，“独掇其要”(《本事诗序》语)而写成的条目，是《本事诗》中比较可靠的部分。笔者取唐人诗别集与《本事诗》相对照，录出以见概貌。

《本事诗·事感第二》记刘禹锡两游玄都观作观花诗事，显然是从刘禹锡《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序》两诗及序文概括出来的。此条文字的后半部分，与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的序文，略有出入，亦似传钞之讹误，并非别有所本。

《本事诗·事感第二》记元稹奉使东川作《题黄明府》序和诗，具见于今存之《元氏长庆集》卷十中。不过，这个条目并非“独掇其要”，却是全文钞录。文字互有异同。而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的文字，却又大体接近《本事诗》的面貌，可能《唐诗纪事》即从《本事诗》来，并不是从元稹集中来。因此，《本事诗》和《唐诗纪事》可以成为对校《元氏长庆集》“黄明府诗”的重要依据。

《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贺知章称誉李白诗作，号之“谪仙人”，其事原出李白《对酒忆贺监序》：“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又，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更有李白同时代人的记载，作为佐证。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阳冰《草堂集序》：“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

《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轩辕弥明作诗一事，乃是檃括韩愈《石鼎联句诗》的序文和联句诗中的部分诗句而成。孟棨云：“韩吏部作《轩辕弥明传》”，李颀《古今诗话》亦云：“韩退之《弥明传》云”，均误。韩愈仅作《石鼎联句诗序》，别无《轩辕弥明传》。《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列仙传拾遗》之《弥明传》，也是好事者附会韩愈《石鼎联句诗序》，或即据了《本事诗》的记载，杜撰出来的。除此之外，《本事诗》关于轩辕弥明作诗的其他记述是言之有据的。

尽管《本事诗》中象上述这种言之有据的记事并不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指出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本事诗》云：“唐代诗人佚事，颇赖以存，亦谈艺者所不废也。”但该书的编者未加细考，不知《本事诗》的记事大抵本于唐人之记述，并非孟棨首创;其中部分纪事源出于小说家言，或虚设其事，或缘事夸饰，不可轻信。笔者因稽证诸书，溯其源流。

《本事诗·情感第一》记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破镜重圆事，早见之于李冗《独异志》卷下。(《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李亢《独异志》十卷”。李冗，李亢，未知孰是?)《独异志》记录世次最晚的人事，乃是唐文宗朝宰相路随的事迹，可知李冗约当文宗、武宗时人，略早于孟棨。

《本事诗·情感第一》记武延嗣(刘餗《隋唐嘉话》和张鷟《朝野佥载》均作“武承嗣”)夺乔知之婢窈娘事，早见之于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在张鷟之前，已由刘餗《隋唐嘉话》记其事，极简略。)张鷟，字文成，泽州陆泽人，生活于唐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期。他的书，孟棨当然能见到。详考张、孟两氏的文字，故事情节大体相同，异处是：(一)乔知之官职名，已由《朝野佥载》之“补阙”，改为“左司郎中”;(二)婢名原为碧玉，已改为“窈娘”;(三)《朝野佥载》未记此事发生之年代，《本事诗》已明确记为武后“载初中”、“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两书所记乔知之诗，文字基本相同，个别词汇有异文。尽管如此，然比勘故事之大端，则《本事诗》记武延嗣夺乔知之婢一事，源出于《朝野佥载》，是很明显的事。

《本事诗·情感第一》“朱滔括兵”条，有士子作寄内诗和代妻作诗的记载，其实，这是孟棨捏合流传的两诗写成的。(详见《<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案语补》)

《本事诗·情感第一》记顾况题诗红叶事，在唐五代类似的记载很多，不过略换姓氏而已。在孟棨前，范攄《云溪友议》卷十记此条;在孟棨后，孙光宪《北梦琐言》、刘斧《青琐高议》前集、李颀《古今诗话》均载此事。诸书所记，大同而小异。范攄《云溪友议》卷十与《本事诗》所记之事大体相同，得题叶诗的人，都是顾况，和诗亦复相似。范攄《云溪友议》于顾况得题叶诗后，又记卢渥也得一题叶诗，这和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进士李茵游苑得御沟流叶诗，又相雷同。到了宋代，刘斧《青琐高议》也载御沟流红叶诗，则又取前数书之记事，更易得诗人姓名为于祐。(此采赵翼和郭绍虞的说法。《陔余丛考》卷三十九：“刘斧青琐集有御沟流红叶记，则又取前数则而易其名为于祐云。”《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所载《红叶记》，即本顾况、卢渥二人之事而合窜为传者。”)

《本事诗·情感第一》“章台柳”条早见之于许尧佐的传奇《柳氏传》中。《新唐书·许康佐传》：“许康佐贞元中举进士，……其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进。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可知许尧佐乃是中唐时人，比孟棨早八、九十年，《柳氏传》一文盛行于唐代，孟氏所记出处有源，自不容怀疑。详考《柳氏传》和《本事诗》的异同，很能看出问题。

许尧佐《柳氏传》 孟棨《本事诗》

1.“有李生者，与翊友善。” 1.“邻有李将”。

2.“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 2.“柳以色异，独居恐不自免，乃欲落发为尼，居佛寺。”

3.韩翊赠诗与柳氏答诗作于剪发后。 3.韩诗与柳诗作于落发前。(两书记两诗，文字同。)

4.“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駮牛驾辎軿。” 4.“会入中书，至子城东南角，逢犊牛。”

5.“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 5.无

6.无 6.“后事罢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以下至结尾。

孟棨所记与《柳氏传》相比，文虽异而事却同，说明《本事诗》此则的故事梗概，来自《柳氏传》。独独“后事罢闲居”以下一段文字为孟棨增出，这显系孟氏借大梁夙将赵唯之口述以求获信于人，而所记韩翃在汴州的经历，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本事诗·事感第二》记玄宗听唱李峤诗一事，累见于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据《六帖》卷六十一、《碧鸡漫志》诸书)、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按：郑处诲太和八年登进士第，“是书成于大中九年，有处诲自序”(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皇杂录提要”)。可见，郑处诲是文宗、武宗时代的人，比孟棨生活的时代要早。李德裕自述《次柳氏旧闻》成书于“太和八年秋”(见《次柳氏旧闻》序言)，远比孟棨《本事诗》成书的年代要早出五十余年。因此，《本事诗》此则源出上述两书，确切无疑。

《本事诗·高逸第三》记李白作戏杜诗一事，就目前存留的资料所及，当以段成式《酉阳杂俎》为最早。《酉阳杂俎·语资》云：“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杜考功诗。”段氏所记，仅为传闻，况且并未记下“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的全诗。孟棨的戏杜诗，当另据传闻，并非出自段氏的《酉阳杂俎》。此事此诗，颇为失实，前贤论述已极详备，这里不再赘述。

《本事诗·怨愤第四》记李適之罢相后作怨愤诗一事，早见之于刘肃《大唐新语》卷七“识量”、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二，事同诗亦同。刘肃、宪宗、穆宗时代人，其《大唐新语》写成于元和二年(见《大唐世说新语原序》)。刘、郑二氏所记李適之罢相后作诗抒愤之事，即为孟棨所本。

《本事诗·征咎第六》记刘希夷作诗成谶一事，早见于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刘氏记云：“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搊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对照《本事诗》，则孟文简略得多，然而诗句和故事梗概相同，这是约取刘肃《大唐新语》的明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亦载此条，略有异同。(见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

《本事诗·嘲戏第七》记长孙太尉与欧阳询作诗互嘲一事，诸书载及其事的甚多。刘餗《隋唐嘉话》卷中，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温庭筠《乾馔子》，这都是在孟棨《本事诗》之前的记载;孟氏之后记及此事的，有王谠《唐语林》、阮阅《诗话总龟》。其实，这些记载，大多源出于刘餗的《隋唐嘉话》。刘氏云：“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弥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改容曰：‘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后代诸书，包括孟棨《本事诗》在内，记事记诗，未有超出刘餗《隋唐嘉话》的，仅仅个别文字略有差异。

《本事诗·嘲戏第七》记张元一嘲武懿宗诗，事出张鷟《朝野佥载》卷四，然张氏所记较详：“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窜。’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与《本事诗》的文字相对望，可见孟氏据《朝野佥载》钞略，又稍加改窜，以之录入《本事诗》中。实则，诗也罢，事也罢，都是从张鷟的记载中来。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者的评骘失当。失当之处有两点：其一，《本事诗》所载之唐代诗人“佚事”，不可尽信。凡源出史料笔记，如刘餗《隋唐嘉话》、张鷟《朝野佥载》等书的关于唐代诗人佚事的记载，尽管也时见差舛，但尚可作为考证唐代诗人行实的参考资料。那些源出于稗说的文字，如郑处诲《明皇杂录》、范攄《云溪友议》等书所载的唐诗人“佚事”，其真实性有问题，有些甚至是虚构出来的，未经考索，不可轻信。这些记载，只能看作是文坛趣闻，作为后代文人写作诗文时使用的典故，不能视作真实的记载，当成文学史的原始资料。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不明《本事诗》一书的性质，不加分辨地采用其材料，以致造成许多错谬。近人络绎撰文，发明其幽奥，辨证其舛误，这是大好事。其二，“颇赖以存”一语，很容易滋生误解，使人以为唐代诗人的“佚事”，幸赖《本事诗》而存留。《本事诗序》明言：“抒情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孟氏自己说明《本事诗》源于群书;况且，书中的许多作诗本事，在今存的唐人笔记中，大抵可以找到。因此，不独《本事诗》存留唐诗人佚事，而其他唐人典籍，同样存留许多唐诗人“佚事”。这些资料，固然可以供我们研究唐诗、唐代诗人、唐代诗歌史时参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它们真假杂陈、信疑参半，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必须做一番谨慎细致的考索工作。

四

郭绍虞评《本事诗》云：“其内容尽管考核有据，然而，仅备茶余酒后之消遣，其态度却又是游戏的。”笔者完全赞同郭氏后面两句话，但对“考核有据”一点，却持有不同意见。

大量事实证明：孟棨撰《本事诗》，对其所据材料未加考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过《本事诗》的失误之处，云：“蔷薇花落一诗，乃贾岛刺裴度作，棨所记不载缘起，疑传写脱误。其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论者颇以为失实。”又，近代学者研究论证《本事诗》记事错误之处，有：《本事诗·情感第一》记刘禹锡席上赋诗事，岑仲勉先生已作辨证，指出其记事之错误，“司空见惯”一诗，“总为存疑而已”(说见《唐史余瀋》卷三)，卞孝萱先生也为此而作过考订(见《刘禹锡年谱》)。《本事诗·事感第二》记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陈友琴先生引计有功《唐诗纪事》、清蔡立甫《红蕉诗话》、沈涛《匏庐诗话》等资料，已辨其误(说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本事诗·高逸第三》记唐玄宗召李白写《宫中行乐词》十首事，詹锳提出了四个疑点，谓《本事诗》与《唐摭言》“二书所记尚未可尽信也。”其中，宁王邀李白宴饮的记载，更为明显的错误(说见《李白诗文系年》)。《本事诗·情感第一》记韩翊事，其中描写韩翊随侯希逸入觐，侯为韩翊上表求情，代宗御批柳氏归韩翊一节情事，原出许尧佐传奇《柳氏传》，傅璇琮经过考订，认为：“这都是传奇作者的虚构之辞，为的使韩柳的不幸遭遇有一个团圆的结局，但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见《唐代诗人丛考·关于柳氏传和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地方，孟氏记事记诗，失于考订，纠缪差误，违于事实。列举数例如下：

《本事诗·高逸第三》记杜牧于李司徒席间为紫云妓吟诗事，系好事者伪托，宋人未加考订，误收入《樊川别集》中(详见本书《樊川诗甄辨柿札》(五)“《樊川别集》中亦有他人诗混入”条)。

《本事诗·征异第五》记骆宾王灵隐续诗事，误解宋之问原诗诗意，与骆宾王、宋之问两人行实均相悖谬，纯属傅会。后人转相引述、信以为真，如蔡居厚《诗史》、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等，在文学史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首诗，本是宋之问游台州时写的作品，后人因孟棨《本事诗》的记载，而漫题此诗为《灵隐寺》。《全唐诗》把它收入宋之问集中，骆宾王集未载，这是正确的;而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竟将它编入骆宾王集中，毫无根据。按：唐人早已记录过宋之问这首游台州诗，见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七“月桂子”条，云：“垂拱四年三月，月桂子降于台州临海县界，十余日乃止。司马盖铣、安抚使狄仁杰以闻，编之史策。……或者，台岭与岭南地接，山多桂树，桂子多因风而至，有若从天而来，时人不加详考，谓之月桂。宋之问台州作诗云：‘桂子月中下，天香云外飘’。文士尚奇，非事实也。”封演，天宝中举进士，德宗时官至御史中丞，是中唐前期时人，远比孟棨早出。况且，封演很实在地记下了许多唐代的掌故，足资后人参证，他的记事态度，又比较谨严。他的记载，自然要比小说家言的《本事诗》可靠些。宋之问诗云：“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都是描写台州所见景色，诗尾云：“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诗人仍以拟游台州名山作结穴，诗意前后贯通。因此，全诗写的是台州景色，却用《灵隐寺》作题，显然不妥当，这是后人凑泊孟棨《本事诗》骆宾王灵隐续诗故事而改动诗题的明证。孟氏记灵隐续诗事，与骆、宋行实悖谬处有四：一，骆、宋灵隐相遇时，宋之问是少年吗?孟氏云：“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按，宋之问遭贬谪，前后只有两次，一次在神龙元年，张易之败，之问因谄事易之，被贬为泷州(治所在今广东罗定县)参军，未几逃还，潜匿于洛阳张仲之家。一次在景龙中，以知贡举贿赂狼藉，迁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徙钦州，不久，赐死。《本事诗》所谓“后放还，至江南”云云，只有唐中宗神龙元年被贬为泷州参军那一次。这时，已当宋之问一生的晚年，怎么能说是“少年”呢?《全唐诗话续编》(下)云：“昔宾王果为老僧，而之问后谪过杭，亦且老矣，不得呼为少年”。孙涛提出的问题，实在是揭穿《本事诗》“灵隐续诗”自相矛盾的佐证。二，骆、宋相遇而不相识吗?孟氏云：“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之者，曰：‘此骆宾王也’”骆、宋相遇而不相识，这是不可能的。骆宾王、宋之问的年岁，相差不多，而且早就熟识。骆宾王有《在江南赠宋五之问》：“秋江无绿芷，寒汀有白苹。采之将何遗，故人漳水滨。”又有《在兖州饯宋五之问》：“淮夷泗水地，梁甫汶阳东。何路青骊远，离尊绿蚁空。”还有《送宋五之问得凉字》：“欲谂离襟切，歧路在外乡。”从诗篇看，他们的情谊极深切，怎么会晚年在杭州相遇时，竟互不相识呢?这只能说明《本事诗》的记事，系出传闻，经不起推敲。至于宋人葛常之《韵语阳秋》卷一云：“盖是宾王逃难之时，之问不欲显其姓名尔。”这也不过是推测之词而已。宋吴坰《五总志》以为续诗一事，是骆宾王“未显时，庸作于杭州天梵寺”时的事情，作诗者是老僧，续诗者是骆宾王，与《本事诗》所记小异。其说乃自《本事诗》脱化而来，因为吴坰已经觉到《本事诗》的记载不合情理。但是，吴氏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与唐人(封演)的记载相背。三，骆宾王隐于灵隐寺吗?骆宾王于唐武则天光宅元年，随徐敬业起兵于扬州，不久兵败。关于他的下落，有数说：甲，被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其卷首有鲁国郗云卿序，言：‘宾三光宅中广陵乱伏诛，莫有收拾其文者。后有敕搜访，云卿撰焉’。”郗氏序言，当是最早的记载。《旧唐书·文艺传》：“敬业伏诛。”《新唐书·徐敬业传》和《资治通鉴》卷二○三均载宾王被王那相斩杀。乙，投水而死。张鷟《朝野佥载》卷一云：“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通鉴考异》引《唐纪》云：“伪将王那相斩之(指敬业)来降，余党赴水死。”丙，不知所之。《新唐书·文苑传》：“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到有蜀本《骆宾王集》，上载郗云卿序，文字较详。很明显，这是宋人刊刻骆集时，据《新唐书·文苑传》增出的。)详细推勘，乙、丙两说，均系传闻，不足以匡正前史，仅备一说而已。骆宾王既已死于光宅元年，当然不会在二十余年后，重又到灵隐寺与宋之问相遇。退一步说，如果宾王真能亡命在外，逃避了这次重大政治祸难，他定会隐匿于穷乡僻壤，决不会到象灵隐寺这样的通都大邑的名刹中，去落发为僧。四，海门古墓是真的吗?骆宾王之古墓在海门，首见于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卷六，云：“正德九年，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少顷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欲觉之者，曹惧，乃碎其石。”这则记载，有不少值得怀疑的地方，朱氏自己亦有疑窦：“然世所传，谓其落发，偏游诸名山，今章服俨然，何也?”海门古墓，真伪未可以立判。考胡应麟于万历丙戌(《涌幢小品》卷六“骆宾王冢祀”条作“丙戌”，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引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作“丙子”)请祀骆宾王于金华之乡贤祠，于上书中并未提到新发现“骆宾王之墓”的事，又考胡氏的《婺中三子诗序》、《侍御骆宾王诗》，均无这方面的消息。若干年后，崇川人邵于作《骆宾王遗墓诗》，有一篇不短的序言，文字大抵与朱国桢 《涌幢小品》的记载相类，结尾处说：“迄今多年，更无有表而出之者，可叹也。干因而以诗，且奉呈远近诸君子，属而和之。”又有自称为“英公三十七世孙”、“三十五世祖德慕公讳敬业者”的海门人李于涛，属而和之，有引，云：“三十四世祖尚庵公讳纲者，偕幕府骆宾王匿邗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尚庵公具衣冠以敛。黄泥一穴，公实卜之，表其墓曰：‘唐文人骆某之墓’，载入家乘最详。”邵于、李于涛诗序(引)所记，或为《本事诗》之重述，或为《涌幢小品》之翻版，或为自制虚词，语多抵误，纰漏百出。马茂元说：“至海门古墓，真伪不可知。”(见《读两唐书·文艺传札记》，载《文史》第八辑)其言信然。综合以上数点而观之，骆宾王灵隐续诗的事，是不可信的，这是孟棨，或是孟氏以前的某个人，附会宋之问游台州诗而杜撰出来的。

考核至此，可以看出，《本事诗》中的许多记载，并不是“考核有据”的。因此，随意运用，甚至引为立论的根据，都是轻率的。我们应审慎地考证、鉴别他们的真实性，以决定去取，这是我们对待孟棨《本事诗》应有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