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诗歌

加拿大诗歌

一、加拿大英语诗歌

美国革命成功以后，原居住在美国的保皇派纷纷移居加拿大东部沿海省份，其中的一些文人写下了加拿大最早的英语诗。这些具有保皇传统的诗人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乔纳生·奥戴尔(1737—1818)和约瑟夫·斯坦斯伯里(1740一1809)等政治上失意的托利党人。他们的佳作是一些抒情小调和感情激烈的政治讽刺诗。第二部分是亨利·阿林(1748—1784)等清教传教士。他们则写赞美诗和虔诚的祈祷诗。然而第一位描写欧洲移民在这片新土地上艰苦创业生活的是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他是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同名侄孙。加拿大诗人哥尔德斯密斯出生于新斯科夏，并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1825年，他出版了《新村》。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英雄双行体诗，描写阿卡迪亚大荒原上的保皇派居民，如何白手起家，创建家园，最终过上幸福生活的奋斗历程。这首诗充满新古典主义的感伤情调，文采平平，但也有一些生动的现实主义描写。约瑟夫·豪(1804—1873)多才多艺，既是诗人、编辑、政治家，又是政治哲学家。他用新古典主义手法创作了《阿卡迪亚》一诗。该诗生动而悲切地描述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一次大屠杀。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一带的早期诗人，是一批师承英国诗人拜伦和莫尔的浪漫主义感伤派诗人。他们当中的亚当·基德(1802—1831)享有盛名，其代表作是1830年发表的诗集《休伦首领及其他》。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半叶的诗人，均才思平平，鲜有佳作。这一时期加拿大经历了征服荒原的艰苦生活、1812年的美英战争、1837年的平息叛乱、抵御美国吞并的斗争等。力求生存，耗尽了这个北美英国殖民地人民的心血。直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加拿大民族理想才开始形成并表现于诗歌之中。亚历山大·麦克拉克伦(1818—1896)的《年轻的加拿大》等诗作，虽然形式陈旧，却感情炽热。查尔斯·桑斯特(1822—1893)的《圣劳伦斯河与萨格奈河》(1856)等抒情诗，情真意切;查尔斯·梅尔(1838—1927)的《梦境诗集》(1868)描写西部风土人情，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加拿大的民族精神。在这些诗人笔下，加拿大诗歌才逐渐走上民族化道路。然而，前联邦时期，最富有创造性的诗人当推查尔斯·赫维赛吉(1816—1876)。他的宏篇巨作《索尔》(1857、1859和1869)始于荒诞，终于完美。比这些诗人更富才华的是乔治·弗雷德里克·卡梅隆，他的遗作《自由、爱情、死亡抒情诗》出版于1887年。伊莎贝拉·瓦兰西·克劳弗德(1850—1887)在描写西部移民生活的叙事诗《马尔科姆的凯蒂及其他》中，对北方森林的描述，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至今仍无人超越。

查尔斯·G·D·罗伯茨(1860—19—14)于1880年发表了诗集《奥里恩及其他》，标志着加拿大诗歌的所谓“黄金时代”的开始。这是一系列精雕细琢的诗集的首卷。在这些诗集中，有豪迈的爱国颂诗、优美的山水诗、婉约的爱情诗以及激越的超验诗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诗作表现了本土与世界的主题。罗伯茨工于技巧。在他那些质朴无华的描写诗中和古典主义风格的山水诗中，他的诗才和灵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罗伯茨的早期诗集问世之后，一批才华横溢的同代诗人也开始发表诗作。他们用古典主义手法创作，赞美加拿大的秀丽河山，讴歌爱情，抒发理想，匡正人伦。这批诗人中声望最高的是罗伯茨的堂弟布利斯·卡曼(1861—1929)。作为抒情诗人，他赞美自然的美景，抒写爱情的悲欢，讴歌旅行的乐趣。他的诗韵律和谐，富于音乐性。他最著名的诗集有《大普瑞湖的低潮》(1893)、五卷本《牧笛》以及与美国诗人理查德·霍维合写的三部组诗《流浪之歌》(1894、1896和1901)。卡曼的后期诗作和超验主义散文随笔与他的前期作品往往雷同，鲜有新意。

阿基鲍特· 兰普曼(1861—1899)、邓肯·坎贝尔·司各特(1862—1947)和威尔弗雷德·坎贝尔(1858—1919)三位安大略诗人，虽然远不及上述两位新布伦斯威克诗人知名，但也和他们一样工于技巧。他们的名篇也和上面两位的一样，创作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兰普曼的诗作以对自然栩栩如生、出神入化的刻画见长。他被誉为加拿大最优秀的诗人。在《谷地里》(1888)及《大地抒情诗》(1893)等诗中，兰普曼以画家的慧眼，细致人微地刻画了自然美景。这些诗清新逸丽，气韵不凡，具有印象派的特点。精美的十四行诗《冬夜》是他的代表作，曾受到R·L·斯蒂文森的赞誉。

和兰普曼一样，邓肯·坎贝尔·司各特一生大部分时间也在渥太华官场度过。作为诗人，他学识渊博，刻意求工。他对人文学科尤感兴趣，对印第安民族的生活和传统非常熟悉。他成功地写作了许多谣曲和戏剧性抒情诗。威尔弗雷德·坎贝尔，初期以描写安大略北部广袤的湖区风光而闻名，后来他出版了诗集《湖畔抒情诗》(1889)。这个诗集荟萃了他的精品佳作。他的后期创作主要是一些表现爱国主义和赞美帝国主义主题的颂歌以及丁尼生式的阅读型诗剧。相对而言，他的后期诗作意义不大。与他同代的诗人还有威廉·亨利·德伦蒙德(1854—1907)，他用轻柔幽默的方言描写法裔加拿大人的农场生活而闻名。另一位是印第安女诗人波琳·约翰逊(1862—1913)。还有一位是英国国教教士弗雷德里克·乔治·司各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享有盛名。卡曼、罗伯茨和兰普曼对以后的诗人影响很大。马乔里·皮克索尔(1883—1922)、弗朗西斯·谢尔曼(1871—1926)和奥德瑞·亚历山德拉·布朗(生于 1904)都是卓越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他们同时又受前拉斐尔派和凯尔特黎明派等欧洲诗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杰出诗人是查尔斯爵士的弟弟古德里奇·罗伯茨(1877—1953)和西海岸诗人汤姆·麦克因尼斯(1867—1955)。后者的《出游者之歌》(1913)豪情奔放，独树一帜。他的谣曲、田园诗和回旋诗，技巧娴熟，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在这些诗中表达了他温和而有理智的豪放情趣。罗伯特·W·塞维斯究竟算是加拿大诗人还是旅居加拿大的英国诗人，这已无关紧要，他那轻快活泼的讽刺诗脍炙人口，即使是对诗歌从不问津的人也会觉得它们趣味无穷。

加拿大诗坛的现代潮流始于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的现代诗歌词语简明，浪漫主义逐渐为现实主义和复杂深奥的玄学诗风所替代。这样加拿大诗歌便汇入了20世纪流行于法、英、美等国的现代诗歌潮流。埃德温·约翰·普拉特(1883—1964)创作了一系列雄浑的叙事诗，主要作品是：《抹香鲸》(1925)、《罗斯福号和安提诺号》(1930)、《泰坦尼克号》(1935)、《比勃夫和他的道友们》(1940)、《敦刻尔克》(1941)和描述加拿大修筑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这一历史伟业的叙事诗《冲向最后一颗道钉》。普拉特的诗作篇幅宏大，风格雄浑，不仅在读者中享有盛名，而且博得了批评界的青睐，声望之高远非他的同代诗人可比。西海岸诗人厄尔利·伯尼(生于1904)的作品同样充满活力，技巧精湛，但他的知名度仍不及普拉特。伯尼的代表作品是一首叙述登山者的悲剧诗《大卫诗集》(1942)和讽刺剧《可憎的温哥华》(1952)。在多萝西·李夫西(生于1909)和安妮·马里奥特(生于1913)等西部诗人的作品中和雷蒙德·尼斯特(1900—1932)描写安大略农场生活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社会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和诗人对无产阶级的同情。这类诗人还应包括W·W·E·罗斯(1894—1966)。他在诗集《简练》中运用意象派手法，成功地表现了纯粹的加拿大题材。路易丝·杜德(生于1918)、雷蒙德·索斯特(生于1921)，尤其是欧文·雷顿(生于1912)的诗作，反映了生活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等现代城市的人们的敏感心理与失望情绪。

风靡世界的象征主义和玄学派诗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加拿大诗坛迅速发展;其代表诗人是蒙特利尔诗派的弗兰西斯·司各特(生于1899)、亚瑟·詹姆斯·马歇尔·斯密斯(生于1902)和著名的犹太诗人亚伯拉罕·克莱因(1909—1972)。他们的早期诗作汇集出版，取名《新的疆土》(1936)。这本诗集里还收有埃德温·约翰·普拉特、利奥·肯尼迪(生于1907)和多伦多诗人罗伯特·芬奇(生于1900)等人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们和一批年轻诗人。如二次大战期间的帕特里克·安德森和帕特里夏·佩奇以及50年代的道格拉斯·勒·潘、约翰·格拉斯科、米里亚姆·瓦丁顿、安妮·威尔金森、詹姆斯·雷尼、杰伊·麦克弗森和达里尔·海恩等，共同开创了现代玄学诗潮，又称新浪漫主义诗潮。尽管他们的创作方法不同，风格相异，却无一例外地采用典型的加拿大语汇来表现加拿大民族的情感。20世纪60年代初期，玛格丽特·阿维森异峰突起，名震诗坛。她的诗集《冬天的太阳》(1960)获得当年的“总督文学奖”，她的诗尽管略有复杂深奥之嫌，却富于独创性，其艺术成就堪与其他任何一位加拿大现代诗人媲美。

二、加拿大法语诗歌

加拿大早期的法语诗人是18世纪的讽刺诗人约瑟夫·凯内尔和米歇尔·比博，他们受卢梭和拉封丹的影响，借颂扬印第安人的纯洁品行来嘲讽法裔居民的虚伪道德。他们的诗作既没有赞美加拿大的自然风光，也没有讴歌自己的民族英雄。然而这些缺陷在1860年涌现的爱国派诗人笔下得到了弥补。加拿大法语民族的伟大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格札维埃·加尔诺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诗歌成为他们创作史诗的楷模。加拿大法语地区第一位民族诗人奥克塔夫·克雷玛齐(1827—1879)，著有《加拿大老兵之歌》等爱国诗篇。路易·弗雷谢特和他所崇拜的雨果一样，志在赞颂不断进取的民族精神。他的诗也同雨果的诗一样，有激情过度、强调过分之弊，有滥用对偶和重复之憾。随后的一代诗人成立了“蒙特利尔文学社”(1895)。他们数典忘祖，不屑采用加拿大历史为题材，一扫浪漫主义的格式而追求纯粹的美。他们崇拜高蹈派，把法国、意大利、希腊、波斯等国的诗歌介绍给加拿大读者，为加拿大法语诗坛增添了充满异国情调、讲究形式美的作品。象征派诗人埃米尔·内利冈(1879—1941)是其中惟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诗人。在《黄金船》中，他把自己的灵魂比作一艘满载珠宝的船，航行在未知的海洋，然而却“沉没在梦的无底深渊”;在《酒歌》中，他设想诗人的生活充满欢乐和阳光，尽情嘲讽文学门外汉。这两首诗至今仍是加拿大文学史上的两颗瑰宝，璀璨夺目。

1902年左右，另一批诗人崭露头角。他们讴歌壮丽河山，崇尚祖先遗风，并把这两种爱国情调融会于当时的批评家卡米尔·罗伊所说的“文学民族主义”之中。他们关心的是民族的生存、宗教的发展、语言的变化、传统的继承和人民的幸福。这批诗人常被称为“乡土派”。其中，布朗谢·拉蒙塔涅作品最多。故乡的民歌和宗教传统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她诗中经常出现的形象是一位正在劳动的农民。诗中夹杂着纯朴的民歌，以便体现神圣的劳动节奏。《健美的农妇》描写她的祖母在一幢古老房子的窗前精心纺线的情景。20世纪的前30多年，这种诗风久盛不衰。40年代以后，加拿大诗歌内容更加丰富，意义更加深刻，但也显得更加严峻艰涩，因为人们的经历更加复杂。圣德尼·加尔诺、弗朗索瓦·赫特尔、罗伯特·夏博诺等诗人，在1934年创办了《新潮》杂志，发表他们的诗作，从而初露锋芒。夏博诺是小说家、编辑、批评家，但诗作不多。在他看来，魁北克的生活缺乏活力，毫无诗意。他唾弃盛行的因循守旧思想，而竭力主张打开更大的窗口，让加拿大法语文学吸收伟大的俄国和美国作家的思想风格。也正是这种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思想，迫使赫特尔离开祖国到国外寻求自由。他曾是耶稣会会员，此时却已丧失了信仰。即使客居巴黎，他的心灵仍因信念的泯灭而备受煎熬。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表现出一种嘲讽的风格。与多产的赫特尔恰恰相反，圣德尼·加尔诺(1912—1943)的作品则屈指可数，仅有一本薄薄的诗集，一篇散文和一部日记体作品;刚过而立之年，便英才早逝。圣德尼·加尔诺认为，写诗犹如儿童游戏，是用纯洁无邪的动机去建造生活，是以善良的心地得出公允的结论。他所提倡的“风骨”就是指剥去语言的外壳而寻求本质的意义。加尔诺率先背离了传统的诗法。推翻了亚历山大体的统治地位，为以后的诗人运用自由的节奏进行创作扫清了道路，因而才会出现埃德蒙·拉贝尔的节奏活泼的《生存的追寻》(1944)。女诗人安娜·埃贝尔是加尔诺的表妹。她的诗作也受到加尔诺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了对孩提时代乐园般生活的留恋，另一方面也通过诸如房间、抽屉、橱柜、院落、坟墓等象征，表现诗人在精神上感受到的压抑。阿兰·格朗布瓦(1900—1974)喜欢用航行这一象征，表现他的内心世界。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充分说明他深受波德莱尔和兰波的影响。格朗布瓦曾游历欧洲各地、埃及和中国，在他的诗集《夜的岛屿》(1944)中，他再现了自己当年在漆黑的大洋上夜航时所体会的一种梦魇般的痛苦心情。他借描写一个岛屿上出现的点点亮光，表现他在自己心灵的潜意识世界探索人生的奥秘。

目前，年轻一代的诗人创作活跃，统领诗坛。他们的诗作充满反叛精神，对加拿大联邦政府、宗教以及宗教在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传统影响，都持批评态度。这新一代的诗人当中，既有倡导世界意识的，也有抒写民族情感的。其中最富诗才的是皮埃尔·特洛蒂埃、吉尔·埃诺、罗兰·吉盖尔、J·G·皮隆、埃洛瓦·德·格朗蒙、西尔凡·加尔诺、吉尔·维尼奥，以及著名女诗人米歇尔·拉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