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诗歌

政治与诗歌

诗歌表达人的一切感情与思想，表达他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事物的反应。古往今来诗人们总是尽力把对政治观点的理解转化为艺术形式，或者用诗歌形式记录他们对重要政治变革的观察。

虽然政治诗歌的写作见于各个历史时期，亦从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和国家，但是在政治活动激烈频繁的时代和地区则会涌现出更加大量的政治诗歌。例如中世纪整个地说来虽然政治诗歌较少，但是12世纪末叶和13世纪初的德国和法国却由于政治动荡而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性抒情诗歌。这一时代的历史和政治是以一些重要的斗争为主导的——法国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德国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各邦国之间的斗争以及教皇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等。这一时代造就了两位知名诗人：法国南方的贝特朗·德·博恩和德国的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韦德。他们都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歌，有的是对重大事件的反应，更多的是对某些政治人物的抨击，表现了强烈的党派倾向和实用主义观念。

同样，以后的民族斗争和民族革命也产生了大量政治诗歌。法国大革命为当时英国和德国的诗人们提供了时代的主题。英国的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雪莱，德国的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席勒等都用诗歌反映了法国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从恢复人世乐园的崇高希望到不断增加的痛苦和失望。希腊从土耳其统治下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早期，不仅激励了希腊诗人，如里加斯·费拉伊奥和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也激励了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以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等。在俄国，十月革命也激励了亚历山大·勃洛克和安德烈·别雷创作政治诗歌。更加强烈的反应见之于未来派诗人的作品之中，许多人把这次革命看作是他们对未来梦想的实现。西班牙内战所激起的反应同样强烈，但性质有所不同。痛苦、悲愤、对国家的非难推动了西班牙莱昂·费利佩及路易斯·塞尔努达的写作活动。

一般说来，最能激励诗人写作政治诗歌的态度和形势莫过于对国家的挚爱和对战争的反应。不幸的是，爱国主义常常产生像意大利邓南遮那样歪曲了民族精神的骄横喧嚣的作者，而像阿里斯多芬诗歌中的那种富于理性的爱国主义或者像鲁珀特·布鲁克在《战士》一诗中所表现的那种含蓄的、温柔的爱国之情，往往比较少见。

战争的压力往往使得诗人改变他的写作方向。为了对西班牙内战作出反应，拉斐尔·阿尔维蒂这位富有才华的诗人，抛弃了写作内心矛盾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转而采取常规手法以便更好地表现现实的事件。同样，法国的沦陷和德国人的占领刺激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路易斯·阿拉贡和保尔·艾吕雅，使他们转而创作反法西斯诗歌。尤其是阿拉贡，他的政活诗歌远比他那些关于个人经历的诗歌更加有力。当代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一直关心社会和政治主题，而越南战争则促使他放弃了早期的表现主义手法，而采用一种更加直接、更加激越的手法来写作抗议诗歌。

一首诗中政治和艺术圆满结合的程度不仅取决于诗人的能力，也取决于他的写作方法。当政治态度进入诗歌时，它可能融合于诗歌的结构，从而产生了表达个人与公众激情的复杂混合物，例如叶芝的《1916年的复活节》。政治诗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具体、直接、明确，例如卡尔·夏皮罗的战争诗《轰炸的怒火》，布莱的近期作品，特别是《牙齿之母终于脱光了》(1970)，叶甫图申科的大部分诗歌以及阿拉贡的一些诗歌。阿拉贡的《眼睛与记忆》(1954)一诗的开头是：

向你致敬，亲爱的党，是你排除了苦难，是你使人们手挽着手成为兄弟。

除了对诗人优劣的明显区别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决定政治诗歌成败的因素是什么?威廉·华兹华斯有两首诗取得成功的程度大不相同，以此为例可以说明政治与诗歌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影响的范围。这两首诗都是在政治的激励之下创作的：一首是《序曲》(留待下面讨论)，另一首是《1815年颂歌》。

在《1815年颂歌》中他以对上帝的顿呼表达了威灵顿将军战胜拿破仑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

但是，在制定一个纯粹的意图时，

你最可怕的手段就是人，

——使他们堂堂列阵互相杀戮，

——是啊!你的女儿就是大屠杀。

虽然华兹华斯后来删掉了这几行诗句，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预言式语气和静止的、缺乏理性的态度却说明了诗人在写作政治主题的诗歌时很容易落入这种陷阱。

在古希腊时代，诗人把自己看作社会上一名典型的成员，诗歌也获得了社会地位，足以成为左右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诗歌才能成为代表公共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有力声音。到了以后的时代，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诗人写作有关公共事件的诗歌时，他所面对的听众可能和他没有共同的信念，他所描写的一系列行动和事件超出了他凭着个人经历所能理解的范围。像华兹华斯在写作《1815年颂歌》时一样，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和读者进行交流，诗人可能选择一些程式化的反应和信念作为写作的内容，依靠他对激情的表现与艺术手法来吸引读者。他所采取的公众立场使他披上一层外衣，俨然是一位地位重要、讲话可信的人物。按照一般人的政治生活观念，诗人既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身份和可信性，也就不需要再去探索实际的可信性了。

明显具有这种特色的政治诗歌，有19世纪前半叶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的多篇作品，以及19世纪后半叶英国诗人丁尼生、布朗宁、斯温伯恩等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大多表现出一种关注公共利益的态度，采用陈词滥调和预言式话语，借助激情表现与诗歌艺术手法，来达到说教效果。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西方诗人以及许多前苏联诗人(如尼古拉·阿谢耶夫、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亚历山大·梅日诺夫等)同样使用模糊的修辞手法和陈词滥调。这些诗歌也同样表现出诗人接近人民大众、表达他们的心声的态度;但同时也表明如果诗歌过分顺应于公众的倾向，反映公认的原则，那就可能有损于诗歌本身的品质。综上所述，当然并不意味着诗歌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仅是指出：不顾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生硬写出的政治诗歌是难以成功的。

要了解成功的政治诗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们现在可以简略地看看华兹华斯的《序曲》中那些关于政治与社会冲突的诗歌。这些诗歌的突出特点是呈现出完全属于个人、却又非常开阔的视野，在这一背景上诗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处世的信条加以衡量，并对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作了评价。因为华兹华斯是按照他个人的价值观去审查政治原则和事件的，所以诗作《序曲》中的政治性章节就成功地避免了《1815年颂歌》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诗歌中那种静止的或朦胧的看法，而表达了对可歌可泣经历的敏感情怀，显示出诗人所具有的才智。雪莱曾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无立法者的称号”(《诗之辩护》，1821)，这里他所想到的就正是这种才智。

雪莱的意思似乎是说，就诗人能传播最后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这种意义上说，诗人能影响政治。无论写作政治诗歌的诗人是否提出了人类的重大问题并最后给以解答，无论诗人是否具有预言未来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力量，政治诗歌的成功取决于诗人个人洞察力对公众问题所产生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一种超出任何具体问题或事件的眼界。

一切时代的优秀政治诗歌都显然采用这种方式，荷马和埃斯库罗斯的诗歌是这样;但丁的诗歌是这样，他的《神曲》既是神学性的也是政治性的;莎士比亚的诗歌，特别是他的晚期政治戏剧，如《理查二世》和《科里奥拉努斯》也是这样。弥尔顿的政治性十四行诗有时带有教条主义的瑕疵，但是《失乐园》却成功地把自由和暴政这样的政治问题与这首诗歌所提出的关于人性的一些更加宏大的问题融为一体。美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流派，可以说是寻求以诗歌方法驾驭政治激情最为成功的诗人。他们一般都能在政治诗歌中表明自己的责任、理想以及面对冲突的能力。18世纪和20世纪诗歌中的大量政治讽刺诗似乎为本身划定了界限，因为这些政治诗歌在结尾时总试图使读者接受某种片面的论点。政治讽刺诗是否有力量、是否成熟，取决于诗人在抨击某事的时候能否表达出一种感情或者一种感觉，即他所维护的是社会的和文明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某个事业或某个组织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蒲柏的政治诗歌写得比德莱顿的政治诗歌更成功，奥登的政治诗歌写得比阿拉贡的更成功。一般地说，当代的政治诗人，特别是那些“态度鲜明”的诗人，似乎是游移于上面举出的华兹华斯的两首诗所代表的两个极端之间。像斯彭德、金斯堡、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和兹比格纽·赫尔伯特等诗人，他们创作的诗歌有时候是没有经过想象洗炼的政治词藻，有时候他们的诗歌却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够穿透掩盖现代政治生话的抽象迷障。

莱昂内尔·特里林说：就政治问题创作诗歌的诗人必须能够把政治概念和诗意想象结合成一个整体;他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达到深切关注那些超出政治领域之外的价值观念的程度。归根结底，政治本身还与“价值观念那种有约束力的分配”(D·伊斯顿：《政治分析的框架》)有关;而诗人的任务就是要在具体的政治事实与政治为之服务的最终价值观念之间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