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诗歌

社会与诗歌

诗人及诗歌与社会的关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多样性。蒲柏既赞美社会又唾弃它;叶芝咒骂它;雪莱逃避它又为它预言;而莎士比亚和拉辛则把他们笔下贵族主宰的世界描绘成一个时刻受到人类罪恶的、自然而野蛮的力量威胁的社会;荷马、维吉尔、古日耳曼吟游诗人以及希伯来先知们既立足于社会又成为他们所处社会的代言人，但他们的发言不是对社会的简单承认，而是赞美的史诗、雄浑的悲剧，或者是痛声的斥责。

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并不奇怪。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哪一位诗人可以完全地拒绝接受他所处的社会。如果他真正接受了所处的社会，他也就接受了该社会的道德标准。而通过观察社会现实，他又会发现很多事情让人悲痛，令人恐惧，必须批评。社会不是静止不动的.诗人也不是永无变化的。大多数人已经看到现实的社会与理想社会相去甚远。因此，人们很少发现他们同社会的关系是简单、稳定的。诗人是人，同时他们又是诗人。不同的社会给予诗人不同的、或高或低的地位，或者干脆漠视诗歌。这样，诗人与社会的异化就成为社会问题。

人具有彻头彻尾的个体性：他们单独诞生，他们单独生活，他们单独逝去，并且在有生之年为一种几乎永不可能完全成功的事付出很多劳动，去试图消除自己和上帝或信仰之间、自己和邻人之间的距离。人又具有彻头彻尾的社会性：使他们得以存在的概念，把他们带入世界的分娩，都是具有社会性的行为;食物转换成人们的物质存在，语言被人们用来思考、决策或反抗。而这一切无不是人们所处的社会赋予他们的。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玄奥难析，因此也就难以确立阐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以及诗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实际上，要阐明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比阐明一般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困难复杂。这是因为诗人与社会的经济关系具有历史的复杂性;还因为诗人无论置身于社会之中还是社会之外，无论赞同还是反对社会，均有着各种不同的感情;也因为诗人在其诗作中处理社会这个存在时有不同的方式，议论社会时也有不同的方法。本文在选择示例时将同时包括诗人和诗作。下述诗论中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惟一标准，对于社会历史学也不一定会有什么价值。这种划分只是有利于说明有关诗人、诗歌以及社会的一些相应关系。

一、统一的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达成了团结一致，如果社会中有足够多的有关成员觉得该社会已成为一体，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原始社会、希腊城邦(以及后来人们想象中的希腊社会)、罗马社会、犹太国家、中世纪基督教社会、17世纪君主制的法国社会等等，就是例证。诗人很容易认为自己是这种社会的一分子，是旧真理的传播者，而不太可能以社会的叛逆者、新真理的发现者自诩。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史诗记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正义的战争以及神的历史，并赋予它尊严;而这些史诗创作的前提就是假定人具有道德尊严，文明劳动具有价值，以及存在着有知识的、富于同情心的读者。社会智慧在希腊戏剧的合唱中得以传播。身居高位者的磨难，受自然的、社会的以及超自然的力量左右，而与社会、甚至与田野和农作物的收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知识的产生需要人们感到社会之外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感到人类所期待的成功是有限度的。在这一点上，奥德修斯、奥狄浦斯和埃涅阿斯持有相同的看法。

尽管可能有暂时的不安定和失败，一个社会仍然可以因为有一个主要的和持续不变的目标而达成统一。犹太民族就是一个主要的例证。教会就是国家，赞美诗作者和先知们巨大的痛苦就是全体以色列人的痛苦。即使是在流落异邦、远离亲人时，犹太社会及其传说和行动仍是神圣和统一的。统一的社会倾向于抱有坚定的信念和对等级制度清醒的认识。在《旧约全书》中的犹太社会以及《新约全书》中的早期基督教社会中，社会等级的重要性相对于上帝的真实性是次要的。先知们对崇高的贬低威胁着社会结构。那些地位高贵者要被打倒。基督教的反论不仅形成了《新约全书》的神学特征，而且形成了它的修辞特征，并且通过它，《新约全书》影响了很多基督教文学作品。耶稣是一个地位低贱的木匠，同时又是大卫的直系后代、以及犹太人期望中的救世主弥赛亚。《圣经》中对最平凡的寻常事物，诸如羊、工作、面包，加以赞美;而对高贵的事物则加以贬低。

但在后来的古典社会中，等级制度显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修辞理论，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而对西方诗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理论把写作风格分为三类，即高雅的、中间的以及平白的。写作风格与社会之间有着联系，尤其是高雅的风格与贵族尊严之间。有关诗歌和戏剧人物塑造的理论都倾向于研究人物的典型性，倾向于简单地评述作品中有关人物所处的阶级及其作用的描写是否适当。古罗马的贺拉斯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简化了。距他1700多年后的赖默批评莎士比亚把战士的形象描写得太善良了。接受社会准则既可以造成统一，又可以造成多样性。譬如，维吉尔、奥维德、尤维纳利斯和贺拉斯处于同一稳固的文化中，但维吉尔往往把过去与现在，人类、自然及人类祖先与神之间的联系加深、强化和理想化;奥维德在《爱的艺术》中仅仅是以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态度接受了一个复杂社会的准则，但在《变形记》中他却转而对国家的过去和民间的传说有了深刻的认识;尤维纳利斯则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并痛斥那些背离了这些准则的人;而贺拉斯的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他对一位好人的描述：一位远离尘嚣、以豁达、明智的目光观察人间事物的好人。

在统一的社会里，上流社会往往表现出轻浮、做作的优雅以及对巧妙辞令和奢华娱乐的过分追求。17世纪法国沙龙中的女学者们有许多非常矫揉造作的游戏，但她们煞费苦心的克制和“柏拉图式”的献身精神，同时也表现了她们天主教传统的禁欲主义方面的某些特点。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对调情引诱的一套复杂细节进行了描写，这是为了系统地表现并美化一个社会阶层堕落了的道德。假面舞会是最吸引人的宫廷娱乐之一。在本·琼森和弥尔顿的笔下，这种贵族参加的舞会把高尚理想的寓言化表现和晚会的喜庆气氛融合在一起。

所有的爱国诗歌都追求一个民族的统一。现代人很容易忘记世界上有多少伟大诗歌都具有很深的爱国意识。也许和大多数重要诗人一样，荷马、维吉尔、大卫、但丁、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高乃依、惠特曼及勒内·夏尔等诗人都写过爱国诗歌。即使所有这类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将某一民族和某一国家理想化，然后用理想化的东西去捍卫现实的东西这样一种趋势，但是这种诗歌具有的力量和社会价值却是很大的。当这种诗歌描写战争时，诗人总是微妙地把敌人抬高，以使胜利成为崇高的胜利;同时又把敌人贬低，以使杀戮不受道德的谴责而成为值得敬佩的正义之举。

凡是把一个统一的社会描绘成在理论上合乎理想的观点，都喜欢给诗歌下达进军命令，都坚持诗歌必须传播社会理想，塑造社会价值观，赞颂伟人，将社会制度理想化。而许多诗人也往往是自觉自愿这样做的。检查制度也许是一个必然结果。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将诗人排除在这一理想国家之外，因为诗人撒谎，诽谤神灵，使人性格软弱，使虚构的和真实的事物混淆在一起。

二、分裂的社会

当一个社会中存在明显不同的阵营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一个陷入内战的社会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处在这种社会的诗人，可能是坚定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像弥尔顿在他的《利西达斯》中对英国国教牧师的攻击，或者德莱顿在他的《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中为查理二世的辩护。处在这种社会中的诗人也可能在两个阵营之间摇摆、犹豫，像6世纪维南蒂斯·福图纳图斯一样，一边为他野蛮愚昧的庇护人写颂歌，一边又写下强有力的礼拜仪式词《帝王的旗帜》。从这种意义上讲，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其大部分的历史过程中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因为它在要神圣的东西还是要世俗的东西之间进行的选择反复出现，而且形式多样。

这一事实为中世纪文学关于肉体和灵魂之争提供了基础。处在这种社会的诗人也许会做出妥协。一个极其重要的例证就是通过寓言和对古典思想及文学形式的继承和再创造，使古典作品基督教化。于是，像希腊神话中农神吞食自己的孩子这样令人作呕的故事，就变成仅仅意味着时间在将他所有的子嗣逐渐带离这个世界，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则变成了一位朝圣者的天路历程。而另一方面，阿奎那斯续写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弥尔顿则对维吉尔的英雄史诗进行了再创作。

三、遭受威胁的社会

这种威胁可能来自瘟疫或饥荒、军事力量、一种潜在的新的思想和感觉系统、或者社会内部的腐败。形成这种威胁的基本条件，是人们正面临着他们极为恐惧的变化。所有的悲剧和启示性诗歌都把社会描绘成一个惊恐的、不稳定的世界，而且即使社会达到了最大的统一并取得了最高的成就，这种恐惧仍可能被感觉到。瘟疫的威胁隐现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卖赎罪券者讲的故事》和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描绘上帝最后审判日的各种形象的主题不断出现在各种诗歌中，如中古时一首拉丁文赞美诗《最后审判日》，德莱顿的短诗《圣西西莉亚之歌》的结尾和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的流行诗歌《世界末日》。在《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以及《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有关段落中，莎士比亚认为，社会等级制度的被推翻在自然界中和在上天的启示中也有反响。16世纪和17世纪，人们就自然以及社会是否已经腐败而争论不休。这种争论一方面导致了培根式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又为诗歌提供了悲观的主题，如多恩为小女儿德鲁里忌辰写的《一周年》和《二周年》。拉辛的《菲德拉》将人类罪恶感情的地狱描绘成一种爆炸性的、神秘的社会力量。波德莱尔在《七个老人》这篇诗作中也创造了同样的形象。在这两部作品中，形象化的比喻集中于对一种痛苦的个人意识的表现，但拉辛作品对社会的重要性更加显而易见。菲德拉是位王后，而波德莱尔诗中的人物则是一位离群索居的诗人。蒲柏《邓西亚德》的结尾上升到了一种悲壮的境界，陈述并预言了人们是怎样背离思想与行为的高尚规范的。

诗人们也以很多其他方式对可能来临的、现有的或者想象中的社会剧变做出反应。一位诗人可能会把眼光从某一社会剧变转向社会的普遍现象，如哈代的《世界分崩离析时刻》和赫里克的大部分诗歌。一位诗人可能表达感情和信仰的剧烈逆转，如柯尔律治的《法国：一首颂歌》。诗人也可能采用许多不同的、但都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统一在一个冥想的整体里。诗人可能会仅仅号召人们对一个共同事业更加忠诚：如在二次大战中身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的唐纳德·斯托弗曾写出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诗——“给我力量吧，佛陀!”诗人可能会像雨果在他的《孩子》中那样号召人们保护受压迫者。诗人可能会在描绘其他更重大的事件中，欢呼对国家的捍卫，如弥尔顿的悲剧《力士参孙》中最后的合唱曲。诗人还可能会指责神灵，如伏尔泰有关里斯本的诗作;或者召唤人们回到上帝的身边，如约翰逊《人类希望多空幻》一诗的结束语;或者对一切事物都持悲观看法，如尤维纳利斯的《第十首讽刺诗》和德·维尼的《狼之死》。

四、支离破碎的社会

很多西方诗人把当今的美国视为这样一个社会：它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多元论的和没有一定价值观的社会。诗人们针对这种社会有如下一些主要反应。

1.折衷主义

诗人可以在某一时间想象自己采取某种文化的价值观，并在诗中予以表达。卡尔·夏皮罗曾经说过，他曾在某一天把自己想象成犹太人而进行创作，而另一天又以基督徒的面貌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伊沃尔·温特斯曾讲过一句粗野得令人难忘的话，说庞德是个“在一家博物馆里寻欢作乐的野蛮人”。然而，叶芝、艾略特、奥登、斯蒂文森、庞德、瓦莱里都具有折衷主义色彩。

2.调和主义

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两者的不同取决于其结合成分的多寡。当代诗歌中典型的调和主义还有待出现。叶芝的《梦幻》是这方面最为大胆的尝试;这篇作品虽然用散文写成，但却形成一种诗的系统。他的诗歌充满力量的美感，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旨在表现文化之多样性，而不是其一致性。

3.隐秘的统一

这种统一与传统的神秘主义相差甚远，这是瓦尔特·惠特曼、哈特·克莱恩以及爱默生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对论和多元论本身可予以肯定，但是文化的统一却是假定的。惠特曼假定了具有兄弟般民主关系的美国社会在文化上的统一，他还深刻地感觉到生与死的统一。克莱恩也曾尝试通过“桥”这个强有力的、由多种成分构成的意象，达到这种统一。

4.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主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主义在文艺批评理论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并且有雪莱这样的革命先驱，但这一极为有力的文化思潮在20世纪西方诗歌中却并未占据重要位置。

5.个人(与社会、自己、过去以及上帝)的异化

这无疑是现代诗歌中最受青睐的主题。它在麦克利什早期最好的诗中是怀旧、哀婉的，然而不显崇高;在泰特的《南军死难将士颂》中是非常复杂、悲惨的;在斯蒂文斯的诗中，是形形色色、矫揉造作、闪烁其词的;在唐纳德·贾斯蒂斯的一些诗中是朴实、明确的;在杰弗斯的诗中是傲慢而超脱的;在叶芝后期的诗中是愤怒而恶声恶语的。一些其他诗歌也有这种异化的表现。

6.以混乱象征混乱

由亨利·亚当斯提出的用混乱表现社会混乱这一观点是艾略特的《荒原》和庞德的《诗章》，以及E·E·肯明斯、斯蒂文斯和迪兰·托马斯等诗人许多较短的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它的极端表现是法国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50年代美国旧金山诗派那些注重琐事的喧闹诗作。除艾略特的作品之外，罗伯特·洛威尔的诗作是这种写法最有影响的代表，其特色突出表现在他的《南特凯特教友派教徒墓地》和《元旦》这两篇作品中。

7.地域主义

地域主义作品最重要的典范，是美国南部的传统主义者，尤其是兰塞姆、泰特以及华伦的诗作。他们依据过去来判断现在，依据一个地区的情况来判断整个国家的情况，但是他们认为单纯的怀旧、理想化或爱国主义是不够的。他们还在作品中表现了分裂和世事无常的悲剧，并且采用了反讽与含混的写作手法表现他们的主题。

8.其他倾向

有些诗人，尤其是德尔莫尔·施瓦茨、E·E·肯明斯和E·A·罗宾逊，转向个人生活。他们的诗歌或者抒情优美，或者充满愁苦。另一些诗人则转向人类经历中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主题，立志遵循并继续西方伦理的主要传统。伊沃尔·温特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还出现了各种并不十分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作：玛丽安娜·穆尔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其作品中集中表现了物象细节;伊迪丝·西特韦尔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多种共觉和声音效果;理查德·威尔伯则在其诗作中表现了优雅、谦恭之美。

没有一位现代诗人完全从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类型。而所有这些类型都不能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也许正因为如此，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才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度。

五、诗歌的社会性

语言本身具有社会性。而诗歌是经过提炼的言语，因此它永远是：(1)转达信息的，(2)人为创作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曾经指出，诗歌并不断言什么，因而不能指责诗歌是在说谎。I·A·理查兹也曾持有相同的观点。苏珊娜·兰格则认为，由于诗歌总是纯粹的创作，因而它从不是“关于”社会的。如果抛开上述这些论点，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中的社会都是诗人创造的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人们还能进一步看到，所有的诗歌都与诗人创造的社会有关，因为即使在最抽象的教诲诗歌或者最能表达个人思想的诗歌中，其创作的基本成分仍是一个声音，是某个人同另一个人谈话的声音。但是，人们还需要把这个声音及其聆听者的社会(即诗人所创造的社会)同诗歌所模仿的、真实的社会区分开来。而诗歌的确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各种各样人为创造的社会。它们不但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各种各样道德上的关系，而且还拥有作为创造物所具备的迷人之处：如田园境界，由民俗信仰主宰的社会、斯宾塞《仙后》中的仙境以及中世纪的梦幻世界。诗人在诗歌中对社会的再创造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赫里克诗中对乡村人物和景色的描写就不如哥尔德斯密斯的描写更真实，而哥尔德斯密斯的描写又不如克拉布的描写更真实。但是，再创造和模仿总是并存的，无论两者在诗歌中是多么密切地混合在一起。因此，在其表达方法、主要目的、主题以及创作上，诗歌总是具有社会性的。而且，诗歌本身就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它的伟大主题和形式上的绵延不绝，是人类历史上统一性的真正组成部分之一，并能跨越国界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的敌对，跨越时间。以文学模仿社会，是西方最伟大的理想之一，它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

但是，如果说诗歌具有社会性，那么它又不仅仅具有社会性。个人在将社会称为社会时就已经是居高临下了;诗人不但反映自己的时代，而且还使它具有普遍性;他们看到的是受历史和启示的限制、在变化中存在的社会;他们想象人们在流亡和恐惧中同社会异化。他们还可以从超越文明而又使文明成为可能的永久性标准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社会。最重要的诗歌批评家之一朗吉努斯在一段隽永的文字中也采用了这种观点：“那些神一般的作者在其作品中着眼于大处，而每每忽视细节上的精确。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看到的主要一点是：当自然把我们像带入盛大的庆典一样带入生活和宇宙中时，她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卑微、低下的生物，而是看作她的整个表演的观众和最有雄心的演员。她向我们的心灵注入一种对所有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无比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宇宙尚且不能给人类的沉思和反省提供一个充分的空间，而人类的思想则常常超越周围世界的界限。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从所有方面去看生活，他就会看到卓越的、伟大的和美丽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所有的事物，他就会很快明白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