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

从历史上看，象征主义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继续，是继高蹈主义(见“高蹈派”)之后，在法国诗坛上新兴的一个流派。在题材方面，高蹈派比较强调客观性，而象征主义则进一步主张回归个人内心深处的感情和审美经验。但是象征主义与法国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又有区别，它更加细腻、更加集中地表现人们的内心世界。一般说来，它不写感伤情调;不重视使用修辞手法;竭力避免平铺直叙和开门见山的直接描述;更不愿意涉及政治主题;并且避免任何形式的公开说教。它标志着感情与想象力的结合(这一点原是浪漫主义者已经在法国诗坛上恢复了的);另外，它也继承了高蹈派那种艺术上追求清晰、精美的特点，并在表现手法上转向音乐与梦幻。象征主义的诗歌是一种不直抒胸臆的诗歌，它往往不点明主题，而要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和诗人产生某种心情上的共鸣。当然表达思想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象征主义的一个特点，这种思想是曲折地通过一系列象征表达出来的;你想要理解它，就必须依靠你的直觉和感受。象征主义者在使用词汇上注重其激起读者联想的神奇力量，即兰波所说的“用词上的点金术”，或波德莱尔所说的“召唤神灵的魔法”。他们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哈特曼所谓的“无意识”的基础之上，唤起人们在通常意识水平之外的反应。对于象征主义者来说，“词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通常的表意范围，它能够通过句法、互相关联的形象和具有音乐性及声音意义的“语音象征”来表达其所指内容。这种能够引起深刻联想的诗歌和那种从文艺复兴后期以来在法国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法国文坛上的出现必然引起抒情诗歌的进一步革新。这种革新比在英国和德国所可能引起的改革还要鲜明得多，因为，在英国和德国有很多早期的诗人，他们同后期法国的象征主义者之间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对法国的象征主义影响较大或与他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外国作家和哲学家有：英国的伯克利、柯尔律治、雪莱、济慈、卡莱尔、罗斯金、罗塞蒂、莫里斯、斯温伯恩和佩特，德国的席勒、费希特、黑格尔、荷尔德林、诺瓦利斯、谢林、E·T·A·霍夫曼、叔本华和瓦格纳，美国的爱默生、爱伦·坡和惠特曼。其中瓦格纳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而且还因为他坚持认为音乐与诗歌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完美关系。他认为：“诗人最完善的作品，在其最后形成之时，必须成为一种完美的音乐。”不过就个人影响来说，对法国象征主义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是爱伦·坡。他作为一个理想诗人的代表而成为几位法国象征主义大师的先驱。爱伦·坡的理论要比他的诗歌更为重要。他主张一种绝对的美，他认为重要的是，要“专为写诗而写诗”，他提倡在诗歌中应带有“某种悲哀的情调”;他指出诗人在创作中应选用一些含义模糊的形象，因为它们能给人以某种不确切的感觉;他还认为有必要找到事物的“绝对本质”，并强调音乐感的重要性。他提出，诗人应该成为一个自觉的、彻底的艺术家。

从法国本土的一些作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象征派与其神秘的理想主义的前辈，里昂学派的七星诗社(见“七星诗社”)之间有着联系。卢梭与夏多布里昂作为象征派的先驱，都使用了富于音乐性的和感情色彩的语言。而具有显著音乐特征的拉马丁式哀伤调，是魏尔兰的更为优美柔和的诗歌音乐的前奏。还有，在维尼的诗歌中，用瀑布象征罗兰及其同伴们阵亡时的气氛(《号角》)，用风向标的呼啸声来象征哀悼的音调(《狼之死》)，这些都对以后使用象征的技巧起着一定的先导作用。圣伯夫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者的一位先驱。而V·雨果具有丰富的幻想力，善于融合形象和音乐以引起联想，因此他的作品也体现了象征主义的特点。但是在所有这些法国浪漫派诗人当中，只有G·德·奈瓦尔(1808—1855)所写的诗最接近象征主义。他于1854年写的精炼而富于音乐性但却晦涩难懂的十四行诗集《幻景》，预示着后来的魏尔兰和马拉梅两位诗人作品的风格。

C·波德莱尔(1821—1867)是法国第一位伟大的象征派诗人。他的诗集《恶之华》(1857)表明法国诗歌吸取了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诗派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表明法国诗歌又重新回到了伟大欧洲抒情诗歌传统上来了，而自文艺复兴以来法国诗歌已渐渐脱离了这个传统。波德莱尔宣称，他要努力从《恶之华》中提炼出“恶之美”来。他的这首诗，使人们重新感到法国诗歌词语的魅力，以及法国诗人对现代城市和现代人的神话般的幻觉。他的十四行诗《感应篇》，描写了一个人正在穿过一个“象征的森林”。他宣称人们有两类互相关联的感应：一类是存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感应;另一类是存在于人类的各个不同的感觉渠道之间的感应。波德莱尔揭示了人的厌倦情绪(即他所谓的“奇妙的怪物”)和人的烦躁脾气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斗争，描述了他所谓的“魔鬼主义”以及他对于人的各种感觉，剖析了他所谓的“人造天堂”(鸦片、大麻与酒等)、纨袴作风和颓废情绪。他对于散文诗的贡献、他关于“感应”、艺术和艺术家的理论、他对爱伦·坡著作的翻译和改写、他对于瓦格纳的热情崇拜以及《恶之华》给他带来的声望，都使他成为法国诗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同时也成为正在兴起的象征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魏尔兰、兰波与马拉梅是19世纪后期法国诗坛上三位象征派诗歌大师。他们都受到波德莱尔的巨大影响。P·魏尔兰(1844—1896)在法国抒情诗人中最具特色。他于1866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感伤集》。当时，魏尔兰仍然受到高蹈派诗歌理论的影响，诗集中的《秋之歌》和《我的家乡梦》，带有怀乡情绪，富有音乐性，写得很有特色。据法国历史学家米绍评论，在这本诗集中，“语言得到了升华，重新被融化到音乐的旋律中了”。以后，魏尔兰又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诗集，如《华宴集》(1869)、《幸福之歌》(1870)、《无题浪漫曲》(1874)和《智慧集》(1881)，等。魏尔兰在《诗艺》中主张“音乐第一”，他提倡使用奇数音节的诗句，即采用5个、7个或9个音节，而摒弃惯用的6个、8个、10个或12个音节。他还认为，理想的好诗应该是即兴写成的，应该具有一种无形的、捉摸不透的、淡淡的清香，就像晨风里飘来的薄荷和麝香草的气息一样。他这种理论和20世纪阿贝·布雷蒙关于“纯诗歌”(见“纯诗歌”)的主张非常相似。魏尔兰除了对法国诗律有巨大影响之外，他还是颓废派诗歌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抒情诗表现了他个人的特殊天才。他富于联想的诗歌，给法国文学带来前所未有的精湛的印象主义。虽然魏尔兰天生不是一个理论家，也不善于写思想性诗歌，但是他却把音乐与诗歌联系了起来，这个成就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法国的象征主义者当中，A·兰波(1854—1891)是一个早熟的神童。他未满19岁就放弃了诗歌的写作。这件事引起了们的种种猜测，到现在人们对这件事的好奇心还没有减退。而这一事件本身也体现了具有现代独创思想的人物的叛逆性格。兰波把诗人看作是一个预言家、一个先知，他写道：“由于诗人把人类的一切感觉长时间地、大规模地、而又颇为理智地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就使自己成为一个先知。”兰波十七岁生日的前夜所写的《醉舟》(1871年9月)，节奏奇妙，梦幻般地描述了海洋、大陆以及各种绚丽的色彩，时而暴烈如强风，时而平静如止水。他运用了关于创世时期的一些象征，如天地混沌一片，忽而又出现了如河马、鲸鱼等巨型动物。他把清新的、带有青春气息的感觉同《启示录》式的幻觉，奇妙而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他采用的形象乍看起来似乎有些混乱，却使人们产生深刻的联想。由于这一切，《醉舟》一诗成了法国象征主义的杰作。1871年兰波又写了十四行诗《元音字母》，这首诗虽然与《醉舟》相比稍逊一筹，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见解，即元音都是有色彩的：A代表黑色;E代表白色;I代表红色;U代表绿色;O代表蓝色。兰波虽然并不是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元音字母》一诗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R·吉尔所写的《关于词语的论文》(1885)与P·N·鲁瓦纳所写的《歌中之歌》(1891)等和他的观点相似的文章不仅对他表示了赞同，甚至对这一理论竭力加以夸大。在1871—1873年间，兰波共写了一本诗歌和散文诗集《灵光篇》(1886年出版)以及一本自传体诗《在地狱中的一季》(1873年由兰波自己出版，但一直未能销售，后于1892年重版)。在《灵光篇》中，兰波试验使用自由体节奏模式，因此，有些批评家认为他是自由诗(见“自由诗”)的创造者。他在文学上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E·西特韦尔夫人把他称作是“现代散文节奏的创始人”，并认为“对现代英国诗和现代英美散文诗来说，兰波所起的作用可以和爱伦·坡对波德莱尔和马拉梅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用皮埃尔·让·茹夫的话来说，“跟着兰波，我们进入了诗歌的现代语言时代。”

19世纪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象征主义诗人是S·马拉梅(1842—1898)。这位善于精雕细刻的语言大师过着隐居的生活。在罗马路他的寓所里，每到星期二晚上，总会有当代一些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在一起聚会。从马拉梅年轻时代所写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此外，雨果、戈蒂耶和邦维尔等人，也都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他第二个时期的诗歌，如《埃罗提亚德》与《牧神的午后》，都带有一种复杂的联想色彩和暗示意味，诗中意象很多，音乐性极强，这些都是他的诗歌更具有特色的发展。而第三时期的作品，则越来越简练，越来越朦胧，最后发展到像他所写的《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性》这样令人众说不一、难以解释的作品。马拉梅被认为是法国最难于理解的诗人之一。而他自已也常常感到苦于无法找到词语表达他的理想。他曾用一只空有双翼，却被困在冻结了的湖中的白天鹅作为他这种苦闷心理的象征(见《童贞、生命与美好的今天》)。他也曾对路易·勒·卡东内尔承认过他的这种痛苦;他说，“我的艺术已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不过马拉梅绝非江郎才尽之辈。他与他周围的人看待生活的观点不同，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写作技巧。他把象征手法同语言的音乐性、印刷形式、格式的联想等等结合起来，尽可能表达他的审美观与玄奥的理想。在马拉梅看来，一首诗就是一个谜，解开这个谜的钥匙需要读者自己寻找。诗歌主要是一种暗示，“把诗中的事物一一说明白，就等于把读诗的乐趣丢掉了四分之三。这种乐趣需要靠一点一滴的猜度才能得到。而这种依靠猜度的联想式的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梦幻。”在《徜徉集》(1897)和《诗的危机》中，马拉梅进一步说明诗歌不但要有魅力而且需要具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有些批评家在马拉梅的作品中也发现了黑格尔派的影响，但对他诗歌中的思想内容并不能直接靠理智来解释，而必须间接地、象征式地依靠联想和通过对诗歌的直感来加以领悟。他写道：“我说，一朵花!而且，从我的声音所牵涉到的每一件大事中，我好像从遗忘中慢慢地回忆起，在所有这些已知的花萼之外，升起了那音乐般的、玄秘奥妙的概念。它就是这朵花本身，这朵不属于任何花束的花本身!”

1885年左右魏尔兰写了《该死的诗人们》(1884)，海斯曼斯写了《反向》(1884)，G·维凯尔和H·波克莱尔也写了《颓废派诗人A·弗卢佩特的没落》(1885)等有趣的滑稽作品，于是法国象征派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这一时期，与象征主义有关的还有两位颓废派诗人：T·科比埃尔(1845—1875)和J·拉福格(1860—1887)，他们把一种新的反讽风格带进了法国诗坛。

在波德莱尔、魏尔兰、兰波、马拉梅与最后两位伟大的象征派诗人克洛代尔与瓦莱里之间，法国还有一些象征主义者如R·吉尔、S·麦里尔、V·格里丰、J·莫雷亚斯、H·德·雷尼耶和G·卡恩。这些人和他们在比利时的同辈人罗登巴赫、维尔哈伦、梅特林克、万·莱伯格、埃尔斯坎普等比较起来，却不甚重要。但是在19世纪末年，他们却出版了大量讨论象征主义理论问题的书籍，并且在拉丁区开设了很多象征派的咖啡馆，如弗朗索瓦一世咖啡馆、小母牛咖啡馆、金太阳咖啡馆等。1886年9月8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了J·莫雷亚斯写的一篇《象征主义宣言》。许多重要刊物也纷纷对象征主义表示支持。至此，象征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运动。但是象征主义大师们也已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1891年J·于雷发表了著名论文《关于文学发展的调查》，这标志着法国象征主义的胜利与自然主义在法国的衰落。

到了20世纪，G·阿波利奈尔模仿魏尔兰，写过一些音乐性很强的诗。P·克洛代尔在兰波的影响下也转向了天主教，在他所写的象征主义作品中，常有一种宗教礼仪的色彩;而P·瓦莱里是马拉梅的崇拜者，他的《年轻的命运女神》与《海滨墓园》是两首引人注目的象征派诗歌。当时，超现实主义者们发现了洛特雷亚蒙伯爵所写的《马尔多罗之歌》(1868—1869)，又在象征主义与散文体诗歌之间建造了一座新的桥梁。正如A·勃勒东在评论奈瓦尔、波德莱尔、兰波与马拉梅时所说的那样，象征派诗人在超现实主义(见“超现实主义”)的发展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于从福楼拜以来的当代戏剧和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也都有着很明显的影响。实际上，象征派所主张的音乐、梦幻与诗歌的象征，与较早的浪漫主义者所主张的抒情与想象一样，已经渗透到20世纪各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中去了。

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遍及各国。受其影响的诗人在英国有A·西蒙斯、E·道森、W·德·拉·梅尔、L·约翰逊、O·王尔德、G·罗素和、W·B·叶芝;在德国，有S·乔治和R·M·里尔克;在奥地利，有H·冯·霍夫曼斯塔尔;在俄罗斯，有V·布留索夫、F·索洛古布、C·巴尔蒙特、A·布洛克、A·别利、V·伊凡诺夫;在西班牙，有A·马卡多、J·R·希梅内兹和J·纪廉;在葡萄牙，有E·德·卡斯特罗;在尼加拉瓜，有R·达里奥;在乌拉圭，有J·H·伊·雷西格;在美国，有A·洛威尔、H·杜利特尔、J·G·弗莱彻、E·庞德、T·S·艾略特、H·克莱恩、E·E·肯明斯和W·斯蒂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