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诗歌

科学与诗歌

一、概述

柏拉图认为，诗人和哲学家的目的可能是根本对立的。自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这一论点之后，人们便开始评论科学与诗歌的关系了。当然，只是在现代科学形成之后，人们才以现代的概念对科学与诗歌进行评论。今天一致的看法是：现代科学形成于17世纪。17世纪的批评家对科学与诗歌的区别(即：真实与虚构，实验方法与想象方法的区别)所作的分析与后来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在《文学与科学》或I·A·理查兹(1893—1979)在《科学与诗歌》中的分析十分相似。

关于科学与诗歌的评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大大超出了“科学与诗歌”一语本身所涉及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的恰当评述方法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历史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然而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具有哲学方面的性质，因此批评家的态度与立场往往错综复杂，因而不能一成不变地限定于某一特定的范畴或固定的领域之内。无论采用历史方法还是分析方法，都须把科学与诗歌置于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中，根据两者特有的领域，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旨在沟通科学与诗歌两者之间的联系。为达此目的，就要一方面扩展诗歌领域的外延，另一方面扩展科学领域的外延，以使两者能互相重叠。从普洛提诺斯(205—270)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新柏拉图派都认为艺术是通往绝对真理的大道，因而是最高的科学。而诗歌，只要与神的感召与启示相联系，便绝不会与科学相对立。

到中世纪的鼎盛时期，源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的“科学系统”分成了三个组成部分——理论部分、理性部分和实践部分。因为这三个部分都是研究“真实”的，所以它们都属于科学的范畴。当时，人们还没有提出科学与诗歌相对立的问题，而只是在以下两种看法之间游移：一种看法认为诗歌仅仅是一种次等的修辞作品，因而缺乏知识性;另一看法认为诗歌吸收了科学，因而是一切知识的重要传输工具。当人们把诗歌看成是一种“理论科学”时，诗歌就变成了一种发现终极真理的方法，也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工具。

自17世纪至今，人们受到了某种二元论的影响，而将诗歌与科学看作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两个对立范畴。这种二元论观点是一种庸俗经验主义，它以种种形式构成了大多数关于诗歌与科学关系的讨论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思想家康德却认为：艺术与科学并不是对立的;两者虽然分属不同的范畴，但都是对现象的深刻思索。“玫瑰就是玫瑰”和“玫瑰是一种植物”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科学与诗歌的区别在于科学家将现象与其规律性相联系(如把苹果落地与重力相联系)，而诗人及其读者则把有意义的现象作为一种独特的经验来欣赏。因此，今天的科学家和诗人认为，新康德派把科学与抽象相联系而把诗歌与具体相联系的看法，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

从历史上看，关于科学与诗歌的关系的争论，大致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在古典时期，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5)认为诗人是脱离实际的，远离真理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一种补充力量，诗歌能通过消除对立而达到和谐，因而是对知识的一种贡献。古罗马的普洛提诺斯强调主观与客观的联系，圣奥古斯丁(354—430)反对感情与真理的分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派认为诗歌是次等修辞作品，真正的科学是超越理智的。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但丁(1265—1321)的争论就是针对但丁在其诗作《神曲》中将伦理道德、哲学和科学连成一体的做法的。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潮之一就是科学。当时人们追求知识的欲望与人们表达感情的愿望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在心理学与天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对于当时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7世纪的文艺界赞成思想与感情的统一。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47)的巨著《失乐园》表现了人的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之间的激烈冲突。18世纪出现了把人视作机器的观点，因而理性(科学)与欲望(诗歌)之间也产生了分裂。然而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天才的诗人又被认为是既有科学洞察力又有直觉灵感的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浪漫主义理论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艺术想象不同于科学思维。英国诗人兼批评家柯尔律治(1772—1834)赞成诗歌与科学的结合，因为他认为，人的最高智慧应包括感情因素和理智因素这两个方面。即使是19世纪的实证论者巴克莱，也认为诗歌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因为“感情是思想的一部分”。19世纪晚期的马修·阿诺德重申了诗歌与科学密切相连的观点。

从分析的观点看科学与诗歌的关系，我们发现现在理论界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坚持过去的理论，把科学与诗歌视为对立的观点;另一种是试图借助认识论，证明两者之间联系的观点。身陷于万千机器之中的现代人，并没有抛弃欲望与理想主义。为了避免他们的精神与心灵被机械切割破碎，现代人在科学和诗歌中都借助于转化论和象征主义。为了使他们的经验具有音乐美，他们重申康德和谢林所提出的并受到柯尔律治支持的“诗的一元论”。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家和诗人有着不同的目的，那么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同时又是哲学家的科学家，就不仅应该关心科学数据而且还应关心经验的感情含义;而经验的感情含义正是诗人所关心之事。这样，科学家将会和诗人一道去探索新的感知，因为科学本身已经包含了新的心理经验和新的认识迹象。通过象征的抽象过程，诗歌和科学成为了两个互相补充的象征系统，而为认识世界开辟了光明正确的发展前景。但是，自1926年理查兹的《科学与诗歌》一书发表以来，批评家们一直坚持科学与诗歌两极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的语言是理性的语言，而诗歌的语言则是感情的语言。关于这个问题，批评家们在“诗歌的知识性”范畴内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泰特曾援引理查兹的观点，指出：柯尔律治关于诗歌反映真理的论点是不完善的。如果说柯尔律治关于诗歌与科学是一致的论点是不完善的，那么理查兹本人则离最终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远。现代符号学或哲学实证论认为：诗歌与科学最后将在严格的工具论意义范围内得到统一。按维瓦斯的看法，诗人从自然中提取内容，创造出新意，为现实带来新的感知，因此可以说他们对知识做出了贡献。虽然诗人所贡献的知识“不是反映真实世界的知识”，但它却有助于人类文化的构成，因而它是优先于人类全部知识的。勒纳在理论上摇摆于“文学是知识”和“文学不是知识”这两种观点之间。他认为，理查兹区分理性语言与感情语言的看法是死板的看法，甚至是错误的看法。

二、“科学与诗歌”关系问题争论的历史

我们对于人类意识萌发的历史，至今依然不甚明了。然而我们知道，随着人类分析能力的发展，人类便开始区分思维的方式与感觉的方式，区分理智和感情了。经过了一定阶段的发展，人类就把理智与科学相联系，把感情与诗歌相联系，尽管这两者之间难以截然割裂，因为科学也能激发感情而诗歌也能反映真实。

1.古典时期与中世纪

古典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明确地提出了科学与诗歌对立的观点。柏拉图的思想受到数学的强烈影响，他的观点注重现实，因而他认为，诗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对现实的模仿，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是对现实的歪曲。在柏拉图的思想中，诗歌和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柏拉图哲学的观点主要是：人类知识各个分支的地位高下须按其对人类道德和政治的贡献大小排列。由于诗歌是脱离实际的，起码是与真理明显地无关的，因此诗歌就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有害的。而科学虽然不及伦理学重要，却是直接与真理相联系的，因而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柏拉图还从古代传统及毕达哥拉斯派继承了另一个观点：人类最高的智慧结晶是对绝对真理的感知，而这种对绝对真理的感知的最完美的体现在于数字之中。因此，最好的科学家就是数学家。因为柏拉图评价事物的工具就是度量，因此他关于知识的理论明显地倾向于科学。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到了他的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亚里士多德既是《诗学》的作者，又是《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作者。有种种迹象表明，亚里士多德希望他的读者能根据他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两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来理解他在《诗学》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反对柏拉图的超验主义观点;如他根据事物的同系关系建立了动物的骨骼形态学。但同时，亚里士多德却又设想了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必须超越现实”的理想类型，设想了超越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整体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些科学思想又都体现在他的《诗学》一书之中;在他的《诗学》中，常常可以发现他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他所提出的悲剧结构要素——“题材”“媒介”和“方式”(这些也可以认为是诗歌结构的要素)，和他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所提出的论点是类似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些因素中都含有形式(形式是构成一切具体事物的因素之一)、在一定方向上变化的动力原理，以及互相作用的对立部分之间的统一。模仿的原则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气象学》中。在这些科学著作中，艺术被看作是能帮助自然完成其目标的一种力量。如果自然缺乏些什么，艺术即能仿制所缺的部分，帮助自然达到完善。这样，艺术和诗歌便帮助自然把它的潜能完全转化为现实。此外，诗歌也能模仿自然中对立事物之间的和谐，它能消除感情的冲突而使灵魂达到和谐一致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诗歌和科学便殊途同归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人的灵魂的稳定。

古罗马的普洛提诺斯认为，主观与客观是密切联系的。他的这一看法(至少在现代学者看来)意味着：科学与诗歌在使客观事物与主观感觉和谐一致、全面体现人的本质方面，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圣奥古斯丁反对二元论，认为二元论是一种邪恶。他赞同普洛提诺斯的一元论，并设想了一种“从感觉的节奏到永恒的节奏——真理——的升华”。这种升华使科学与诗歌连结在一起，成为一对“愉快的思考”的姊妹领域。

中世纪经院哲学派的圣托马斯及其老师阿尔贝图斯，对诗歌与科学的问题并未做出详细明确的阐述。对于经院哲学派来说，只有当科学与诗歌能够一起捕捉并表达了自然中的光辉形式从而启发了人们的颖悟时，才能认为诗歌与科学之间真正地存在着联系。一般而论，经院哲学派认为，诗歌是“次等修辞”之作，或者是达到逻辑阶段之前的“初级知识”。诗歌的知识缺乏真理性，因而不得不借助含混的隐喻手段。而真正的科学，则是超越理智的。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但丁认为：诗歌与科学(即想象与理智)都服务于对人的启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称赞但丁在艺术与科学两个方面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他采用了“诗歌”方面的知识来论述自然事物。但丁的诗才受到了人们的肯定与赞赏。但是里多尔弗·卡斯特拉维拉等人却否认但丁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和艺术不能作为诗歌的题材。可是对于这种观点，有的学者又持反对的意见。维·波格希尼认为，但丁的《神曲》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诗作，正是因为作者把各种科学知识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文学史上所谓的“关于但丁的创作之争”，正是集中在诗歌与科学这个问题上而摇摆于毁誉之间。这一时期的批评背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诗人乔叟在他的诗作中把科学艺术地运用在人物的描绘上。

2.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是：任何一门重要的学科研究都要考虑它在艺术和科学的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尤其要考虑它与哲学的关系。因此，诗学就必须与真理相联系，诗歌就必须纳入推论科学的范畴。皮尼亚、齐纳诺等诗歌批评家认为，诗人是“通晓一切科学”的学者，诗歌是包罗一切的普遍科学。瓦尔契等诗歌批评家则认为，诗歌是全部人类活动中最伟大的一种，诗学的地位高于艺术、科学以及所有其他学科的地位。西·阿米拉托认为诗人的神圣热情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一种最终会高于科学的知识。在柏拉图派之中，有一些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与柏拉图相反的结论。他们援引古人的文献，证明对人类文明最早的贡献是诗人做出的，因此“诗歌成为所有艺术和科学的最早形式，是一切文化之母”。而我们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文艺批评史上的一项意义重大的事件，就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发现。《诗学》的研究者们集中探讨了“模仿”问题的各个方面。萨尔维亚蒂在其《亚里士多德〈诗学〉评释》中，讨论了以下三点：(1)诗歌是对似为真实的事物的一种模仿;(2)这种模仿的形式是诗歌;(3)其目的在于有益于人和娱乐。通过对诗歌与自然的比较，可以看到在事物、感觉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而在诗歌之中所存在的因果关系链则是事物——表象——模仿——感觉(娱乐)。由于诗歌中缺少自然中存在的理想序列和关系链，因此诗人便借助于近似真实，在诗中描绘出一幅现实世界图像。在斯卡利格看来，诗人维吉尔本身就是自然，因为现实中的事物的不完善的关系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完善的表现。

即使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的想象仍处于受压制状态。以法国诗人佩勒蒂耶为代表的正统人文主义者在思想上动摇于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与借诗歌表达感情的冲动之间。然而，科学毕竟是16世纪以诗歌为特征的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之一。法国诗人龙萨的强烈的悲观主义，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诗人思想上存在的一种激烈冲突——既热烈追求科学技术又酷爱诗歌艺术。莫里斯·萨弗认为，诗歌是由“数字”构成的，它隐示了统辖宇宙的上天的数字。总而言之，上述各派在科学与诗歌这两极的关系上，都有各自的一种结构理论：佩勒蒂耶的柏拉图星象综合说，龙萨的星象魔鬼综合说，萨弗的微观世界综合说。

与龙萨的悲观主义密切相连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命途多舛的忧郁情绪，这是一种幽默的心理与一种占星学结合的产物。然而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混合思想却孕育了“知识与想象力”。科学与诗歌的矛盾也促进了人们的某种孤独感的滋长，人们的这种孤独感既是对“病态世界”的一种反应，也是“病态世界”所产生的一种异化现象。在弥尔顿的《幽思的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在“某座孤寂的高楼中”独坐在“午夜青灯前”所作的隐约的历史预见。弥尔顿预见到了像叶芝这样的当代英国诗人的出现。而伯顿(1577—1640)在写作《孤独的剖析》时，也预见到了后世弗洛伊德自我反省流派群星的出现。

3.17世纪和18世纪

17世纪的西方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矛盾就是：在宇宙观上承认统一，而在心理学上又主张分离，例如物质与思想的分离。这种矛盾便导致了一种新的认识和一种复杂的情况。知识界当时的气氛是不利于诗歌发展的。有这样一个传说：法国的科学家笛卡尔(1596—1650)曾对诗歌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可是笛卡尔的崇拜者、英国的哲学家亨利·莫尔(1614—1687)却倾向于超越物质与思想之间的分隔。在这样的形势下，便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某种适用的认识理论，来解释诗歌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关系。而这两者互相联系的结果，便出现了一种“直觉科学”。

人要想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系统感受，必须借助类比法。我们今天以明喻来描绘宇宙，而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人们则以暗喻来描绘宇宙。17世纪的人们继承了把宇宙描绘为一个圆圈这一古代类比。在此以前的三百年间，诗人与哲学家们曾作了种种努力，将宇宙的各个部分拼合为这个圆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维系感情与思想的一种“统一意识”。后世的学者尼可尔森女士对这一发展作了简洁的概括：“如果世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诗歌和科学也就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后来，随着笛卡尔关于世界是一部无生命的机器的观点取代了古希腊认为世界渗透了思想的观点，所谓世界是一个“完美的圆圈”的说法便破灭了。于是思想与感情便不再被认为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部分。

由于人们坚持一种无限的观念而使这个“完美的圆圈”受到破坏。因为正如英国学者培根(1561—1626)所说，“人的认识是活跃的”，所以广袤的宇宙不仅激发了17世纪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1623—1662)的科学思维而且也激起了他的感情波澜。我们发现，帕斯卡尔把无限作为一个美学整体进行研究，他研究诗的感情表达与数学表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是说帕斯卡尔的思想是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发源，而是说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是有其深远的思想背景的。另一方面，17世纪最伟大的诗篇、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则继承了历代诗歌的恢宏传统：利用科学探寻能使感情与思维臻于和谐的一种秩序。历代诗人、学者、科学家的这一努力决不止于用诗歌的形式表述科学，或在诗歌中加入科学的内容。

如果说17世纪盛行的是一种“无限的美学”，那么18世纪出现的则是一种“光明的美学”。在这种新的美学思潮中，诗歌与科学仍是相互交融的。英国散文家伯克(1729—1797)的美学论文《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来源的哲学探讨》说明了这一点。伯克在他的论文中，将光与色之类科学事实与这些事实在诗歌中的感情意义协调起来，而光与色在诗歌中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地表达了它们在科学上的意义。根据伯克的观点，没有光明是可怕的;因而失去了光便会导致空虚、黑暗、孤独、静寂。如把牛顿的天才和弥尔顿的火一般的激情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充实。然而，我们不应忽视18世纪的诗人之间常常存在的分歧：主张理性与主张欲望，主张知识与主张想象之间的分歧。18世纪关于诗歌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认为诗歌是经过装饰的真理，而纯粹的真理则不是由诗歌形式表达的。科学家牛顿本人就认为诗歌是“一种天才的胡言”。

到了法国革命爆发前夕，欧洲的诗歌运动面临着一场日趋严峻的考验。看到了这一形势，法国诗人A·谢尼耶(1762—1794)便提出以现代科学作为诗歌的新内容。继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提出诗歌是“感情的科学”之后，A·鲍姆加滕提出了美学是“感知的科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英国著名诗人布莱克却对科学持反对态度。

4.19世纪

英国诗人蒲柏(1688—1744)认为：“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巨大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被英国诗人雪莱(1792—1822)所接受，并成了他“最喜爱的理论”。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神秘的结合，以及生命与爱的能量和电的能量之间的类同。很有意义的一个事实是英国数学家怀特海德(1861—1947)亦大量地借用了雪莱诗歌的创造力，去想象几何问题，并以诗歌形式去表述几何问题。诚然，在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本身就是用来喻示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的。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1795—1821)认为，莎士比亚的“天生的博学多才”似乎表明一位诗歌天才具有对于一切科学的洞察力。然而济慈在他的诗作《莱米亚》(1819)中，又指控科学对文艺的损害;他写道：“哲学会切断天使的翅膀，……打散彩虹的光华。”批评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济慈的观点表明了“浪漫主义者关于诗歌与科学矛盾的看法：不是认为诗歌是神话和寓言，而科学代表现实与真理;而是认为诗歌创作是对可见的宇宙进行具体的富有想象性的观察，而科学研究则是对可见的宇宙进行分析与解释。”英国作家皮科克(1785—1866)认为：诗歌可以激动人的感情但却有损于真理。因此他认为从事诗歌创作是浪费时间之举。另一位英国作家麦考莱(1800—1859)基本上也同意皮科克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与诗歌如同冰炭，不能同器，科学无法把“注重现实的优点”与文学创作的“精美意趣”结合在一起。美国诗人爱伦·坡(1809—1849)的十四行诗《致科学》与济慈的诗《莱米亚》异曲同工，也认为科学有害于文艺。事实上，几乎所有主要的浪漫主义理论家都对文艺想象与科学的差别作了评述，并为人们对于文艺想象的忽视表示遗憾。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认为，人类知识的最高范畴包括感情与理智这两个方面。根据这一认识，他积极主张诗歌与科学的结合。柯尔律治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黑格尔的进一步阐述。黑格尔认为，思想的加速发展会导致其白热化，“哲学的最终综合会表现为诗歌”。米尔也发展柯尔律治的观点。他宣称：“一个伟大的诗人历来都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种思想的另一侧面，反映在美国作家爱默生的浪漫主义观点之中。爱默生认为：“人的思想本身就包含在一个普遍的比喻之中;根据这种普遍的比喻，自然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一个复制品;而对这一普遍的比喻做出解释则是诗歌天才的使命。因此，科学与诗歌两者结合便臻于人类普遍知识的完美和谐，臻于知识之美，臻于美与真理之等同。”

在1800至1850年间，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诗人注意到欧洲出现的一大批科学家。法国诗人拉马丁(1790—1869)所写的抒情诗，把人类的爱与欲望带人宇宙空间，成为布拉赫、开普勒、赫谢尔、牛顿等科学家对宇宙的研究的必要补充。另一位法国诗人维尼写下情调忧伤的诗行：

距离与时间皆空虚不实!而科学

则环绕地球探索出一条小道，阴暗、

笔直……

法国作家雨果的《森林之神》是受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启发而创作的;这首诗赞颂了生物的进化和宇宙的发展。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内容上尽管有夸张不实之处，但却为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诗歌与科学更加贴切、更有成效的结合铺平了道路。

法国学者、实证主义的创始者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有一个卓越见解：一切知识都具有逐步发展的、历史的特征。但是他的一个重大错误就在于，他力图把一种僵硬的模式强加于知识。实证主义在英国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巴克尔(1821—1862)提出了在诗歌与科学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关系。巴克尔主要是说：在人的思想活动中，取消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将削弱甚至损害其他部分。而人的想象活动与感情相互关联，是人的思想活动的中心部分。巴克尔援引了17世纪英国历史发展作为这一观点的论据，因为无论在科学发现还是诗歌创作方面，当时的英国都是硕果累累的。与巴克尔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则倾向于“哲学与诗歌的分离，并且认为这两者不仅是毫不相关的，而且是互相对立的。”巴克尔从诗歌与科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出发，告诫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对于人的思想功能和对于探索真理的途径的看法过于狭窄了。巴克尔从一种与先于他的斯宾诺莎以及后于他的弗洛伊德十分一致的思想出发，认为感情也服从于一些固定的规律，“感情也有其逻辑和参照法”。巴克尔得出结论说：诗歌是“哲学(或科学)的一个部分，其理由就是因为感情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巴克尔认为，对于现象所作的大量观察，若不以一种主导思想提纲挈领则会支离破碎，毫无用处;“而使大量经观察而获得的信息转变为有用材料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更充分地利用想象的功能，就是将诗歌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合为一体。”

在英国，对19世纪前半期的诗人们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之一是伊拉士默·达尔文(1731—1802);而对19世纪后半期的诗人们产生了更大影响的则是他的孙子查尔斯·达尔文(1809—1892)及其名著《物种起源》。莱昂内尔·斯蒂文森曾研究了达尔文对丁尼生、罗伯特·布朗宁、乔治·梅瑞狄斯、托马斯·哈代等诗人的影响。梅瑞狄斯与哈代对于进化论影响的反应，体现在他们试图解决自我在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矛盾。

19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其《文学与科学》中，强烈呼吁诗歌与科学的结合，但是他承认，他并不知道实现这种结合的具体方法。他赞同沃尔夫的观点，认为“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是科学的”。他指出，在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种要求诗歌与科学相结合的总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人的要求完善的感情需要所决定，并反映于人的行为之中的。

与此相反，19世纪的另一些学者则主张诗歌与科学的对立，他们的主要代言人就是德国学者尼采。他在1872年发表的著作《悲剧的诞生》中提出：当代文化的苦恼来源于以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分析性观点。为了避免这种僵化的分析性世界观，人必须重新发现生活的欢乐因素，像德国诗人兼音乐家瓦格纳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

三、现代观点

关于“现实”的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不可避免地，反复地引起诗人与科学家的思索。19世纪学者关于“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显得有些过分简单化。在20世纪的今天，学者们一般认为“分析”与“综合”是互相关联的。牛顿并没有将上帝排斥于自然之外，达尔文没有把上帝排斥于生活之外，弗洛伊德也没有把上帝排斥于灵魂之外。产生了“上帝”这个概念的超验主义也促使人去探索地球的内核与上天的无垠，以及人的内心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神秘领域。人在进行其探索的每一阶段都感受到一种发现的震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种美学的颤动。而在每一事例中，诗歌与现实都合为一体，正如海水拍打岩岸，彼此界限难分。

1.转换主义和象征主义

现实世界在诗人和科学家的眼里是否和在一般人眼里一样纷纭繁杂?这个问题很有争议。转换主义是诗人和科学家对世界的共识。诗人和科学家都想使静态事物活跃起来，并为静态的事物注入能量。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便增强了这些事物的潜力。这种潜力的表现形式是音乐，其说明形式是数学。因此，科学家与艺术家的想法便汇合于音乐的特性中。这一特性是一种摆脱了感觉而获得纯粹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表现就是象征主义。法国诗人兼批评家瓦莱里(1871—1945)后来成为了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对于纯粹表现的探索”可以追溯至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1772—1801);与瓦莱里同时代的德国抒情诗人里尔克(1875—1926)也是象征主义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在黑格尔之后的一段时间，理想主义消沉了。在这期间，哲学和诗歌的地位都下降了，而科学则上升到统治的地位。此时，象征主义的出现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热情，补偿了这一时期文化气氛的缺陷。被机器所孤立的人重新获得了理想与欲望。象征主义为人们提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向。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弗尔(1872—1960)与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歌颂宇宙的统一律。保尔·弗尔写道：

我感到地球与太阳协调运行，

我心中容纳了整个自然。

(《伟大的陶醉》)

惠特曼写道：

各种自然的因素本身——

空气、土壤、水、火——都是词语，

我自身也与它们一样是一个词语。

(《转动的地球之歌》)

真正诗歌的词语是科学的装饰锦羽

和最高赞颂。

(《回答者之歌》)

2.转向“诗的一元论”

英国作家赫伯特·里德(1893—1968)曾致力于把科学与诗歌协调地联系起来。里德认为，智力能够统一科学与诗歌，并重申了“诗的一元论”的观点。“诗的一元论”的观点是康德在《判断批评》中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德国学者谢林(1775—1854)又对它进一步作了概述，英国诗人柯尔律治也深受其影响。“诗的一元论”至今仍影响着西方的思想家。

思想界对于诗歌与科学的统一或“一元论”观点的强烈兴趣，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探讨人类知识的源泉以及寻找各类思潮产生的根源。今天，只有那些认为诗歌是与魔术相关的人才会认为诗歌与科学是毫不相干的。C·D·路易斯认为，物理学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已把他们的研究转向微观事物，因此在思想上便更接近于诗人了。普安卡雷、布罗诺夫斯基、科克雷等学者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想象的飞跃对于科学家和诗人都是同样必需的。所有知识领域使用的语言都须借助于隐喻。路易斯认为，科学确实是一种诗歌。路易斯引述了英国生理学家谢林顿(1861—1952)的观点：人的思想的神秘性在于其不可分性和不可捉摸性。谢林顿自问自答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在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事物——欲望、热情、真理、爱、知识——都是有价值的。”

3.转向一种新的感受力

赫伯特·丁格尔认为：虽然现在科学家与诗人的目的不同，但是将来总有一天科学家会“超越索然无味地观察仪表读数的工作，而对一向属于诗人工作范畴的复杂丰富的经验发表评论”。丁格尔这一评述的基本含义是：一种进步的科学哲学，不论是否能导致诗人与科学家的和谐一致，必将会唤起诗人和科学家的注意，去认真观察经验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这一点在历史上已为达·芬奇、帕斯卡尔、歌德和瓦莱里等艺术家、科学家和诗人的实践所证实。

科学与诗歌的关系所涉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观察对象和观察者的全部感受力。实验科学往往不能引出我们非常喜欢获得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海因里希·黑内尔提醒我们注意海森伯格最近已经证实了歌德曾经提出的论点：实验科学扼杀了自然的生动性。诚然，即使是歌德的信徒也认为歌德既非科学家也非哲学家。歌德本人所设想的是一种思想的科学，这种思想的科学将“赋予现实诗歌的形式而不是使所谓的诗歌、使纯粹的幻想变为现实”。黑内尔认为，歌德的诗歌和他对自然的研究都具有这种目的。歌德关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法则基础之上的——即探求规律的艺术家所寻找的却是一种由漫无规律的盲目冲动所制约的艺术真理;也就是说，自然的唯实论带有艺术家本人所洞悉的规律的印记。因此，在歌德看来，诗人与科学家一方面河汉相隔，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共同之点。距歌德约一个世纪之后的德国诗人里尔克则认为：科学可能是最好的东西，也可能是最坏的东西。他对诗歌与科学(尤其是与技术)的对立，深感不安。他认为，这种对立是导致不和谐与不平衡的一个因素。

4.心理学与认识论的观点

科学的发展为诗人提供了新的心理学经验。根据威廉·罗斯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创造性的想象植根于无意识之中。这个看法当然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致的。可是这样一来，在两个方面都可能发生错误：一方面，文学分析家若要深入探讨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核心，就不敢忽视无意识;而另一方面，心理分析家为了排除有意识的追求形式的做法，就只能部分地涉及艺术创作。文学研究者与人类学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然而当我们阅读弗洛伊德的论文《诗人与白日梦之关系》时，我们发现弗洛伊德认为，诗人自己没有对其艺术的动人魅力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显然，要说明科学家与诗人的一致性，还有待于发展与完善一种比我们现有的认识论更加深刻的认识科学。这种新的认识科学将超越弗洛伊德在幻想及其表达工具(语言)方面的研究水平。然而，对诗歌与科学的矛盾进行研究的学者，能够从新近的心理分析研究成果中获得许多启示，例如对“隐喻”这个诗歌创作要素之一的分析，就很发人深省。埃拉·弗里曼·夏普认为：人的智力生活只有通过隐喻的发展才能进行。在隐喻语言中，思想与感情互相碰撞又互相融合。于是形而上学的世界成为有形世界的变换形式。

5.诗歌与科学的抽象世界

现在来谈谈科学与诗歌中的抽象表达。借助抽象，可以设想出一个与一般看法无关的世界。近年来，E·R·布里格斯等思想家发现，他们在对科学对于想象的影响进行研究时，必须回到笛卡尔的理论。在笛卡尔看来，想象是形成精确的意象，和向大脑传送经感觉获得的对外界事物的印象的能力。笛卡尔虽然在使用“想象”这个词时常含贬意，但是当他放弃了唯理性的演绎方法的幻想之后，他又把“想象”置于高于“物质”而低于“精神”的地位。布里格斯发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看法更加深刻。波德莱尔认为，“想象”的功能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相关现象”。每一种意象都能暗示关系。在揭示艺术家的超灵敏的类比才智方面，波德莱尔超越了笛卡尔。

在抽象科学中，理论概念取代了视觉和触觉世界的具体观念。我们处在一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世界。过去那种对于具有质量的物体的现实主义信念，已被一种对于意象和象征主义的信念所取代，而今天的信念体现了人对事物的视听感觉。诗歌与科学成为两个反映自然、调整感觉世界的，互为补充的象征系统。正如罗纳德·皮科克所指出的：“包括感觉在内的两个象征系统的参照点不是单独存在于这个系统或那个系统之中，而是存在于这两系统的平衡之中。科学、艺术、诗歌以及语言研究，都在不断地调节思想，以求得这样一种平衡。”因此，法国诗人瓦莱里的象征主义抽象笔法是表现“感觉”的一种手段。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虽然反对人们把他称作“象征派诗人”，却自称为“感觉派”。德国诗人里尔克认为诗歌创作的实践就是用一个由象征构成的、井然有序的内心世界去取代杂乱的外部世界。

6.诗歌与知识

在对诗歌与科学的关系所做的任何全面研究中，必然会遇到“诗歌是知识”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艾伦·泰特、埃利西奥·维瓦斯、劳伦斯·D·勒纳等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研究。泰特在他的论著中引述了柯尔律治、马修·阿诺德、I·A·理查兹以及实证派学者查尔斯·W·莫里斯等人的观点。阿诺德认为“诗歌是知识”这个问题应交给主张语言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严格对应的真正的科学家去判断。实证主义者以“经验事实”的观念取代“意义”，也就取消了“认识”与“思想”。但莫里斯的关于美学的两篇文章却没有对诗歌作实际分析。莫里斯的符号学暗示：诗歌与知识(即科学)最终将在一种严格的工具论范畴内获得统一。泰特也引述了柯尔律治关于诗歌的定义：“诗歌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娱乐而不是真理。因此诗歌是一种与科学相对的创作。”泰特认为，柯尔律治未能从“知识与感情是对立的”这个观点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而他的这个关于诗歌的定义“却又成了我们现在的传统观点”。泰特援引了I·A·理查兹的观点：柯尔律治关于确立一种真理的诗歌性规律的主张是不合理的。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诗歌的知识或真理是不成熟的;而在现代心理学派看来，娱乐是对刺激的反应。实证主义者认为，诗歌隶属于“经验事实”这个总的概念。泰特同意理查兹的观点。理查兹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个表示系统”;“语言是我们人类的一切发展的工具，是我们创造动物所不能创造的一切的工具”。泰特认为，理查兹的论著《柯尔律治论想象》是现代批评家为了统一语言与事物，娱乐与真理这一长期存在的矛盾所作的最具雄心的探索。理查兹在这部论著中提出了两个观点：(1)对现实存在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诗人，能够把自然看做是一种常人所看不见的、存在于自然以外或自然内部的某种象征;(2)诗人的思想所创造的自然，是一个注入了诗人自己的感情与理想的自然。但是泰特发现，这种观点，尤其是主张取消“认识”与“思想”的实证主义观点，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我们便会失去“我们所创造的而动物所不能创造的一切”。根据理查兹所提出的上述第二个观点，我们的思想虽能认识各种事物，却没有任何事物可供我们认识。泰特发现，理查兹关于想象的观点与柯尔律治的观点颇不相同，但与黑格尔的综合说十分相似。理查兹的上述两个观点既不是先验性的结论，也不是像科学那样的经验性结论。理查兹显然没有对统一的想象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宣称：“诗歌的特殊功能是防止我们对外界事物以及对我们自身的错误认识。诗歌是我们最完善的表达形式。”泰特对理查兹的论述补充道：“《哈姆雷特》的完善不是实验式的完善而是经验式的完善。”所有这些看法都离不开理查兹的一个基本观点：神话是“实际存在的现实的投影。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事物的对立和矛盾的特性在神话中获得了某种形式”。“人类若没有他们所创造的神话，便会仅仅是一些没有灵魂的残忍兽类……，一群毫无秩序、漫无目的、永远无法将其可能做的事情付诸实施的生灵”。泰特也评论说：“人若没有他自己创造的神话，便只是一个被动的解释者。”“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现代评论家无法理解诗歌。”

根据维瓦斯的看法，艺术家或诗人是“从自然的内心摄取形式的”。维瓦斯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兰格、维姆萨特等人的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提出的所谓“独特”的和“创造性”的事实。他所谓的“独特”的事实是指新颖的事实，亦即创造新知识的意思。他所谓的“创造性”的事实是指艺术家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给人带来新感觉的现实，以取代以前那种浑浊陈腐的现实。艺术家以自己的独创能力，在读者心中激起极大的兴奋，从而使读者获得“一种类似于我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得到的那样一种感觉”。如果我们相信伯格森的“艺术揭示现实”的观点，也许我们会期望维瓦斯得出诗歌和科学都以揭示现实为目标这一结论。然而，维瓦斯却使用了“高层现实”这个说法，并解释说：艺术作品所象征的现实，不是高于物理学著作所揭示的现实，而是高于我们所生活的、陈腐、庸碌、浑噩的世界所体现的所谓现实。要区分认识的经验和美学的经验是困难的。艺术家以具体的语汇充实我们这个世界的形象，并以戏剧方式展现我们的生活，而为我们阐明生活的意义。艺术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合乎美学规范的图画。从广义上说，文学这种思想产物的确给我们提供了“知识”;这种知识“与狭义上的知识的象征结构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相似性”。然而，在狭义上，文学或诗歌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知识”，“因为文学或诗歌没有给我们提供一幅我们希望能与实际世界对应的图像”。但是维瓦斯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按逻辑是一切知识的先导，因为文学是文化的一种构成要素，是知识的条件之一”。

L·D·勒纳在他的论文《真正的诗歌——论什么是文学》中用了一节的篇幅讨论把文学视为知识的观点，又用了另一节讨论否认文学是知识的观点。勒纳回溯到雪莱的论点——诗歌语言“阐述了先前没有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就是说诗人，起码是伟大的诗人，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创见的知识。完全依照认识论的观点是不能对诗歌的未来做出满意的说明的。即使在观念的领域，智力的敏感也是由精神的集中所促进的。浪漫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任何主题都不如诗人敏感力的发展来得重要。因此，勒纳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和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1871—1922)的小说《追忆往昔》都看做是“诗歌”，认为这两种作品体现了两种密切相关的功能——记忆与诗的力量。写诗的主要动机是抒发感情，人的感情渴求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勒纳虽然一方面赞赏科林伍德提出的用于阐释浪漫主义艺术观的唯心主义和唯理主义哲学方法，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华兹华斯的“诗言情”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华兹华斯提出：诗歌是“强烈的感情的自发流露”，“诗歌的源泉是诗人在平静中所追忆的感情”。与此相联系的是“诗兴”，而“诗兴”说自柏拉图始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时期。勒纳反对关于诗歌作为知识的相对功能的各种对立观点。他认为理查兹对“知识语言”与“感情语言”的区分是生硬的、错误的。使理查兹感到惊诧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以前几乎所有的优秀批评论著以及本世纪以来的大量批评论著都是由诗人撰写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把语言区分为“知识语言”与“诗歌语言”这样两类?我们是否应该不再把语言看成是数学与梦想这两极之间的连接物?瓦莱里认为，诗歌只是因为有懂得诗歌的人而存在的;但是勒纳不同意瓦莱里的观点。可是最终勒纳对于“文学(诗歌)是不是知识”这个问题，却采取了一种保守的立场。他没有说文学不能具有同科学一样的认识功能。他说：“总而言之，有两种文学理论，和两种类型的文学。一种是始终趋向音乐的文学，因为音乐是一种纯粹的创造。另一种是始终趋向人类的一般活动，尤其是趋向于日常言语的文学。如果文学过于倾向其认识功能，那么在人类日益发展的科学面前，它就有消亡的危险。”

四、结论

查尔斯·莫里斯在1889年曾写道：“人们问道：科学与艺术对于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总体认识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帕斯卡尔、巴尔扎克、坡、维利耶斯·德·利勒·阿达姆等人的回答是：‘艺术将接触科学，从中寻求坚实的立足点，而且会凭借直觉的翅膀飞越二者的问隔而与科学结合起来’”。诚然，这只是一种从热切的希望中产生的断言。从科学的观点看，诗歌所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人类自身的一些特性加诸自然或宇宙。这种过去称之为“情感的错误”，现在也被叫做“形而上情感”。诗歌总是依靠这样一种“以人拟物”的方法。所谓的“普遍类比法”即源于此。然而，尽管有些错误，诗歌所要阐明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感觉与被感觉事物之间的关系。离开了这类关系，知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上述所谓的“诗歌的错误”类似于科学中的假设，是一种必不可少之事。在今天这个“弗洛伊德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创造活动中的深层无意识过程”，而这种认识，正如杰罗姆·布鲁纳所指出的，将会丰富我们对于艺术家、人文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认识。

有一件事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颇有启示意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路易·德·布罗格利耶曾应约为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的一部著作作序。是因为面临到什么问题才使得这位伟大的诗人长期潜心于科学领域的研究呢?对于这个问题，布罗格利耶的回答是“瓦莱里对普遍性观念的挚爱，他对意象和语言的精确性的一贯追求，他那有时臻于绝妙的精细思想——这一切对他的想象力和诗人的敏感性实际上都是一种独特的补充。因此，他能够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发现适合他的思想的一切：清晰的概念与词语，突然发现的广阔知识领域，以及精确的理论。这些现代科学理论揭示了逻辑的差误、形式与数字的一些未知的特性、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以及原子世界的变化。这些理论为人的思想打开了新的奇异视野。而保尔·瓦莱里这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诗人懂得如何透过枯燥的实验数据和冷漠的对数表及理论，预见到人类征服未知的这一胜利和人类通向光辉的真理的这一进步。而正是真理构成了科学的价值和科学的诗歌。”在瓦莱里的诗歌和诗学著作里存在大量的意象;而诗人的思想所反映出的意象恰恰反映了诗人为克服诗歌与科学的分裂所体现的“二元论”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正是许多艺术家和科学家所进行的斗争。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目前仍在继续。1961年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曾共同参加了在耶鲁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科学与诗歌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有的学者在会上提出：在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文化分裂中所涉及的语义问题，一方面通过一定的美学培养，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的加强，可望最终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有的学者提出：诗人是以自我为工具来检测他对存在的直觉的，而科学家则认为诗人的那种检测工具不足以探测宇宙的奥秘。与会者也承认：“科学家的高傲往往使他们认为，惟有他们的学科才称得上科学。”与会学者一致同意：科学与诗歌都可以用“隐喻”的方式进行阐述。一位地质学家提出：“在诗歌的隐喻和纯粹的象征类比(如数学中表示相律的公式)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系列。在诗歌隐喻里，意义几乎完全取决于它与感觉的共振;而在纯粹的象征类比里，意义完全包含在正式定义的语汇中。”最终，科学家的类比又“成为他们获取经验的工具。这些类比又会与科学家个人的反应发生共振，并且会开始作为科学家的隐喻而发挥诗歌的功能。”一位科学家劝告我们：“不要幻想科学家会因为其思想具有纯粹客观的特征而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还指出：“科学语言本身也许能阻止诗歌对科学的渗入。”这位科学家就是麦特·瓦尔顿。他总结说：“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认识现实的两种真正不同的方法：诗歌把现实看做是一种人类反应的功能，而科学则把现实看做是一种独立的、包含了人类反应的存在。”他补充道，对于现实的这两种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人思想中，使人们有必要对存在的意义作充分的了解。从宏观上看，诗歌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诗人与科学家对于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捉摸不定的现实世界所持有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