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小伎
文章小伎
【原文】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天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着”,“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注释】
[1]伎:技巧。[2]致身:慎独、磨炼的意思。
【译文】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然这两句诗是杜甫(字子美)有感而发,但是应该算是失言,不可当做典式。文章怎么可以说成是小事呢?《易·贲》的《彖》辞中说:“刚柔互相交错,便是天文,以文明之道立身处事,便是人文。看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通过观察来得知一年四季的时令变化,观察人间的文明之道,据此以教化大治天下。”孔子称赞帝尧的文物制度光明灿烂。子贡说:“老师写的文章,可以得到,可以听到。”《诗经》中赞美卫武公,也说他有文章。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等贤明君主,夏桀、殷纣王、周幽王、周厉王等昏君,如果没有《诗经》、《尚书》用文章的形式记载下来,怎么能流传后世呢?伏羲画八卦,文王在他的基础上推出为六十四卦,如果不是孔子用文章的形式作了《十翼》进行解说,后人又怎么能知道呢?孔子的至理名言,寄托在《孝经》、《论语》的文字,因此才可以流传下去。曾子、子思、孟子传授孔圣人的儒家学说,倘若没有《中庸》和七篇《孟子》等书,后代的人又从哪里能窥其门径呢?老子、庄子拒绝主张礼仪制度,胡乱说没有文章,可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和分内、外篇的《庄子》却又极尽文藻之能事。佛门弟子参禅,说语言是累赘,不知道大乘诸经典可不可废弃?把文章贬低为小事,这个道理实在是太荒谬了。那些后代作文章的人,逐渐忘记了写文章的根本目的,只注意它的表面形式,追求文辞的华美却忽视其内容,照着这样子下去以致越来越远离其根本,这不是文章本身的过错。杜甫所说的“文章千古事”,“己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着”,“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大多是对诗歌而言,他的识见真是狭窄。
【评析】
作者在此批评杜甫“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的观点,实际上是秉承长久以来“文以载道”的信念。“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文以载道”的思想,其实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古代文学家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以载道”不但成为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作者批评杜甫“文章小伎”观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认为文章是“小伎”,但其诗文却有经天纬地的力量,因而被誉为诗中之“圣”。而大多数腐儒即使整日默念“文以载道”,却也只能“逐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比如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虽说要“代圣人立言”,确顶多是写陈词滥调,高头讲章罢了。文字要用来表述真实的感情和思想。这一点在杜甫心中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他把文章看为“小伎”。后世之人大多数做不到这一点,便把“文以载道”高高供奉起来。这或许是作者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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