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霜旱》译文与赏析

霜旱

霜旱

【原文】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虫[1]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蟊贼[2]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3]，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

予因记元佑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4]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5]，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注释】

[1]虫：通“孽”。古人认为，稻瘟病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虫子作孽，所以称“孽虫”。事实上，我们今人研究得知，稻瘟病是植株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感染的一种真菌。[2]蟊贼：吃禾苗的两种害虫。因其体量非常小，所以称“蟊贼”。蟊：残害而不留痕迹。贼：小偷。[3]蠲（juān）租：免除租税。[4]谄薄：阿谀上级，刻薄下级。[5]冒滥：胡乱冒充，形成风气。

【译文】

宁宗庆元四年（1198）的盛夏时节，饶州（今江西鄱阳县）地区的天气—反常态，连连降雨，六七月两月大雨连绵不止，百姓们再也无需耗费人力财力祈雨，农夫家的水车和龙具（求雨的物品）都斜靠在家中的墙壁上，弃置不用。老年人都说这种好天气有生以来也没有碰到过，真是老天开眼，于是各家各户都盼望着秋天能够获得大丰收。然而天不遂人愿，因为雨降不止，那些耕种低洼田地的农夫们便发现涝灾已至，庄稼几乎全被淹死。接着，余干、安仁两县在八月里又遭受了地火之灾。所谓地火之灾，就是庄稼从茁根到苗心都生了孽虫，致使庄稼的茎变枯变焦，远远望去，像是金黄的烈火一样，也就是古时所说的“蟊贼”之害。百姓见状，个个愁容满面，再也看不到天降大雨时的欣喜。但灾祸并未就此止息，九月十四日，老天又连降寒霜，晚稻还没有灌浆成粒，都被这场大霜冻死。饶州所属各县均遭此灾。

一些有田产的农民到郡县衙门去报告灾情，此时的饶州知州还算是一位体恤百姓的好官，听到上报之后，便有了减免租赋的打算，可是属官们却纷纷表示反对，说：“皇朝法典规定的减免租赋，可没有说到‘蟊贼’和‘早霜’两种情况啊！”还说：“九月里本来就有霜降节气，下霜也不足为奇，怎么能称得上天灾呢？”这种说法简直是强词夺理，白居易的《杜陵叟》说：“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中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就是九月下霜确是天灾的明证。

哲宗元祐五年（1090），苏轼担任杭州知府，其间曾给宰相吕大防写过一封信，专论浙西的灾情，信中说：“我想贤哲的宰相若听到这些灾伤之情，绝不会放任不管，只是怕世俗庸人欺君昧上已成恶习，报喜不报忧，争抢着说本处并没有灾荒，或者说虽有灾情，但足可自理，无需朝廷费心，但事实上灾情往往要比他们说的严重得多。八月下旬，秀州（今浙江嘉兴）几千民众到州衙报知本州发生了风灾，州官认定法典上只有报知水灾旱灾的，而没有报知风灾的，因此闭门不见，将百姓们拒之官衙之外。州外的百姓义愤填膺，愤怒之下不免骚乱，结果混乱中踩死了十一个老人和孩子。由此事可知，地方官吏中报喜不报忧者，十有八九。这种现象不能不明察。”苏轼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真可以说是仁者之言了。

为何风灾、早霜一类的灾情未被列入我朝法定的赈灾之列呢？这是不是古人在创立法律的时候，考虑到像风灾、早霜一类的灾情，不像旱灾、涝灾那样一看即知，而怕一些刁民借此为由，乘机要求赈济和减免租赋，所以不便轻易地将它们纳入法律条文呢？如今看来，把这类灾情重新纳入我朝法典怕已是不太可能，但若出现此类的灾害，朝廷也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专门委派贤良的地方长官实行适当合理的救助。这样便可以使百姓切实感受到天子的恩德，避免因天灾而造成大量灾民流离失所，这才是施仁政的上策。

【评析】

笔记野史堪为正史的补遗，一则是它具有正史无可比拟的边缘性和非正统性，二则是它具有正史无可比拟的白描性和故事性。通过这则笔记，我们可以非常详实地窥知，宁宗庆元饶州（今江西鄱阳县）地区，一般百姓面对水、旱、蝗、瘟的频繁侵袭时，哀告无门的生存状况。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的南宋朝治下的中国大部，情形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