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审言的《渡湘江》与宋之问的《渡汉江》
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中指出,初唐七言绝句“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在胡所举的这两首诗中,以《渡湘江》更为可取。诗如下: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在初唐诗人中,杜审言(字必简,约645—708)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他在中宗神龙元年(705)曾被流放到南方极为偏远的峰州(治所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上面这首诗当是他在这次流放途中所写。这是一首即景抒情之作。诗人在渡湘江南下时,正值春临大地,花鸟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着与他行进的相反方向流去,不禁对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游,怀念京国,悲思愁绪,涌集心头,写成了这首诗。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游赏注入了今天的悲伤情绪。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为眼前的美好春光涂上了心中的愁苦色彩。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衬托“边愁”。王夫之在《诗绎》中曾举《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两句为“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的例子。杜审言的这句诗,也正是“以乐景写哀”从而使所要表达的“边愁”显得更强烈、更突出。与杜审言的这句诗相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其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绾合全篇的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而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对比“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这首诗,通篇运用反衬、对比的手法。诗的前两句是今与昔的衬比,哀与乐的衬比,以昔日对照今春,以园游对照边愁;诗的后两句是人与物的衬比,南与北的衬比,以京国逐客对照湘江逝水,以斯人南窜对照江水北流。这是一首很有艺术特色的诗,而出现在七言绝句刚刚定型、开始成熟的初唐,尤其难能可贵。
可与这首诗参读的有宋之问(字延清,约656—712)的一首《渡汉江》: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在初唐诗坛上,宋之问与杜审言齐名。两人都在中宗神龙元年因交结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兄弟而获罪。宋之问被贬到了南方的泷州(今广东罗定);这首诗应是他从泷州返回家乡时写的。对照之下,杜、宋两作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各有其独到之处。《渡湘江》诗,如前面所分析,是通篇以景物与悲思两相衬映,赖情景交织而成篇。《渡汉江》诗,则通篇只抒写情事,丝毫不借助于景物的烘托。诗的前两句“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只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远在岭外、乡书久绝的事实。诗的后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也不事渲染地表达了渡过汉江、行近乡里时的心情,而这一心情正来自前两句所叙说的那样一个事实。从内容看,这后两句所表的情与前两句所叙的事有其因果关系,是紧相承接的,但不是顺承,而是反接。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指出,这首诗“即老杜‘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意”。他又在《说诗晬语》中说:“少陵……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从沈德潜的这两则评语来看《渡汉江》诗,可以窥见其机杼,它也是以反接来显示波澜的。
这首诗的承转关捩也在第三句。如果读到这句诗开头的“近乡”两字时掩卷试猜下文,读者会以为下面要写的可能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描画的那种“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景,决想不到下面写的竟是“情更怯”,竟是见了从家乡来的人,连家乡的情况也“不敢问”。这乍看似乎出乎情理之外,细想又确在情理之中。在通常情况下,旅人长期在外,远道归来,想到家乡已近,自应满怀喜悦,见了家乡来人,自会问长问短,只有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陶渊明的见征夫而问路,望故宇而奔驰,是因他不愿心为形役,弃官归来,在还乡的喜悦中更加上了得遂初服、“无官一身轻”的快慰。但宋之问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不幸谄附权贵,为清议所不齿,终于因此获罪,远贬偏州,又与家乡长期不通音问,他的精神上的重负是可以推知的。这次纵然从贬所归来,也不可能得到解脱。这两句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愈近家乡、愈觉胆怯的心理,应当包括无颜见家乡父老的羞愧感,包括家中情况不明、家人吉凶难卜的疑惧不安感,也包括身败名裂、前途渺茫的迷惘空虚感。其“情更怯”的心理因素是很复杂的;而对作者来说,在即将抵达乡里时产生这样的心理,又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也像一般还乡者那样一味欢欣,也像陶渊明那样轻松愉快,反而是不近情理的。据《新唐书·宋之问传》记载,他从泷州是“逃归”的;那么,这种“不敢问来人”的畏怯心情就更为复杂了。可以说,这首诗既直又曲,似浅实深。它是直书心事的,又是曲尽人情的;它的语言是浅出的,而笔触却是深入到内心的。
前面杜审言的《渡湘江》与这首宋之问的《渡汉江》,都是初唐绝句中的名篇。两作,诗题相似,都是渡江有感而作;但一写南去,一写北来,一写于前去贬所的道中,一写于贬所归来的路上。远去固可悲,归来也堪哀。从两诗,可见在封建时代,仕途风波之险,诗人愁思之多。当然,就杜审言与宋之问的获罪原因而言,特别就宋之问的品格而言,是不值得同情的。但作品不必因人而废,在文学欣赏领域里是不妨就诗论诗的。
上一篇:百喻经全集《驼瓮俱失喻》译文赏析
下一篇:王勃的《山中》与《羁春》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