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泰国文学是怎样的

以诗歌和戏剧（泰国的戏剧也是诗剧）为主体的泰国古代文学，自泰可泰王朝的兰甘亨碑文算起，经过500多年曲曲折折的发展，到了曼谷王朝二世王、三世王时期，已经达到了顶点，之后便走了下坡路。

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作为文学根基的社会生活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泰国的新文学从19世纪末（五世王时期）孕育到20世纪20年代末（七世王时期）诞生，其间用去大约40余年的时间。

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过程就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过程，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学便是近代文学。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有的被继承，有的被扬弃；文学形态的过渡性、思想内容的复杂多样性是泰国近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在泰国，文学研究界从未将近代文学作为一个阶段划分出来，而只将它包容在现代文学之中。然而考虑到近代文学既不同于古代又有别于现代文学的特征，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阶段进行研究，这不但对于揭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所受的影响和形成的某些规律有意义，而且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泰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在近代文学就能找到其“遗传基因”。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泰国社会的变迁

19世纪，西方殖民者大批东来。为了资本的利益，他们需要稳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为了便于掠夺，他们要征服东方，把亚洲这块曾经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大陆一一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于是商人、传教士成了先锋，外交官则接踵而至，但作为后盾的永远是装上了蒸汽机的炮舰、装备了新式武器的军队。印度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被西班牙统治了400年的菲律宾正准备换成美国的星条旗，爪哇等南太平洋诸岛变成了荷属东印度，东南亚成了英法两国盘中的肥肉，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正在忙于割地赔款。

早在1824年英国人已对泰国的邻国缅甸发动了第一次殖民战争。为了诱使泰国落入圈套，英国人许诺将把缅甸的某些领土“让给”泰国，以换取它在泰国的“贸易自由权”。第一次英缅战争以缅甸割地赔款而告终。英国人的“敲山震虎”不能不引起泰国王室的极大惊慌。1826年，在武力威胁下，泰国政府不得不与英国外交官伯尼大尉签订条约，这就是俗称的“伯尼条约”。虽然泰国政府在条约中还有保留，不同意将鸦片输入泰国，皇家垄断的大米等商品英国商人一时还无法染指，但事实上泰国的大门已被打开，英国商人的“贸易自由权”已经到手。

1855年4月英国驻香港总督鲍林（John Bowring，1792-1872）乘坐炮舰，开进湄南河口，为他“护航”的就是打赢了鸦片战争的“格雷欣”号。他们以武力相威胁，在曼谷于4月18日签订了不平等的“英暹条约”（那时的泰国尚称暹罗）。条约的重要内容为：①英国人在暹罗有居住自由和贸易自由权；②英国在暹罗享有领事裁判权；③英货的输入不受限制，规定其进口税率不超过3%；④允许英国军舰进入湄南河口，在北榄要塞停泊。第二年春又签订12条特别协定作为该条约的补充，其中一条为允许英国人从欧洲和亚洲的任何地区进入暹罗。此后相继效尤的有美国（1856年）、法国、丹麦和意大利（1858年）、葡萄牙（1859年）、荷兰（1860年）等13个国家纷纷与暹罗签订不平等条约，内容大同小异。这些不平等条约甚至规定向暹罗输入鸦片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免税的。泰国的独立和主权已经被洋人拿走了很大一部分。

五世王时期，泰国的独立受到更大的威胁，不得不把领土多次割让给英国和法国。泰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还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并不是西方殖民者发了善心，也不是他们没有吞并泰国的能力。就是和泰国人签订通商条约的那个英国大尉伯尼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暹罗在同像英国这样一个海上强国的关系中是极其脆弱的。只要（我们）同马来人一起使一点儿劲，就可以割取下暹罗……从典那沙冷出动的军队可以通过任何山隘进入暹罗的心脏……只要两个英国军官，率领一支运输车队和一艘装载步兵团的轮船，就能够突袭首都。”〔英〕伯尼：《伯尼书稿》第五卷，第一分册，第31～32页。这当然是殖民者骄横的大话，但当时的泰国远不是英国的对手也是实情。

其实，英法两国各自都想独霸东南亚，但是另一方也绝不会允许对方独占。在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的问题上他们是联合的、一致的，但在各自的利益上他们又时时提防着对方，矛盾相当尖锐，为了避免因利益冲突而翻脸，划分一下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是必要的。1889年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贝莱勋爵曾说：“法国大使今天找我，提出让暹罗中立化的建议……他们想达成一个协议，使大不列颠领土和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领土之间有一个固定屏障。这种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它可以防止两国之间倘不如此就可能发生的那些麻烦。”〔英〕诺曼：《远东的民族和政治》，第470页。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1896年1月15日，英法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湄公河以东地区属法国，缅甸和马来亚属英国。规定双方应保障暹罗的“独立”，“并不得在该国谋求独占的地位”。时间过去8年，为了再次协调两国的殖民利益，1904年4月8日英法又在伦敦订立“协约”，协约的第三部分规定了以湄南河为界，暹罗的西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东部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又一次瓜分泰国的强盗之间的“君子协定”，它们要把泰国作为一个矛盾的缓冲国，又是利益均沾、不可独占的一块肥肉，总之一句话，保持泰国的半独立对它们有利。

面对生存和独立所受到的威胁，泰国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看到邻国缅甸的例子，又亲身感受了列强的蛮横无理，三世王已预感到自己的国家是下一个被宰割的目标，晚年的三世王已把列强当作心腹大患。

四世王是一位学识渊博、眼界开阔的人，又懂英文，在守旧与维新两条出路中，他选择了后者。四世王主张仿效欧洲，向西方开放，对政治、经济和军事都进行了改革。比如在政府机构内雇用外籍官员；在商业上取消封建垄断制，取消了大米出口的禁令和食糖收购的垄断；创立新式陆军。他一辈子做着富国强兵的梦，但恰恰在他执政期间，泰国却沦为半殖民地。1867年四世王在写给暹罗驻法使节披耶素里旺·瓦耶瓦达那的信中说：“像我们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两三面都被列强包围，有什么办法呢？假如说，我们在国内发现了金矿，使我们有几百万斤金子，足够买几百艘军舰。但是即使有金子我们也不能抵挡他们，因为我们必须向他们购买这些军舰和装备，目前我们不能自己制造这些东西。即使我们有足够购买这些东西的钱，这些国家一了解我们武装起来是为了反对他们，他们就随时可以停止出售。我们现在唯一有的而将来也可以使用的武器，是我们的一张嘴和我们充满健全思想与智慧的一颗心，只有这些东西能保护我们。”四世王显然已从事实的教育中明白落后一定挨打的常理，但是他对列强统治世界的“公理”和“正义”还存有幻想。

五世王幼年在宫廷里就学了英文，接受西方教育，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他登基时年仅15岁，由昭披耶西素里雅翁（创·本纳）代为摄政五年。这期间他游历了新加坡、爪哇和印度。执政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如改革国家管理机构，设立10个部，成为泰国近代行政制度的雏形；抑制封建割据，整顿财政，修筑铁路，兴办教育，改革法律，废除奴隶制度等，加速了暹罗实现近代化国家的进程。在封建帝王之中，应该说他是个目光远大、励精图治的人。他一生广交西方朋友，周旋于英法之间，希图摆脱民族的厄运，但英法也没饶过他：1893年被迫签订《法暹曼谷条约》，割让湄公河左岸领土及河中若干小岛给法国。1909年3月又订新约，即《英暹曼谷条约》。

东方各国的近代化是以殖民地化作为代价的，泰国也不例外。和西方不同，泰国的近代化不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然发展，而是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西方世界需要泰国扮演的不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是被剥削、被榨取的对象，是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所以泰国建立起来的工业也不过是原料初级加工工业，而原料和制成品之间又是不等价交换的。另外，主权的部分丧失，殖民者治外法权的获取，又使殖民者变成了主子，泰国人变成了二等公民。

对东方各国说来，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毕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它的入侵破坏了泰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与市场发生了更多的联系，这就使商品生产和流通扩大，如1875年泰国仅出口大米23.3万吨，到了1893年就出口了77.6万吨。土地进一步商品化，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破产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为他们进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准备了条件。碾米、制糖等初级加工工业的诞生又使泰国出现了产业工人和华人民族资本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破坏了泰国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四世王、特别是五世王的改革不但反映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又加速了它的发展。到20世纪初，暹罗已经成了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国家。

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泰国文化的退守：五世王时期的文学

西方文化对泰国的渗透和入侵早在曼谷王朝三世王时期即已开始，其先锋便是一些传教士，他们起了军队和炮舰起不到的作用。

据历史记载，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勒格瓦于1828年到了泰国，他在泰国全国开设了七所基督教堂和四所小礼拜堂，设立了一个圣经讲习班，在这个班里受训的学员有30名本地居民。他还办了四所天主教修道院和几所教会学校，把上帝送给了泰国人，短短几年入基督教的暹罗人和老挝人就达8000人。

耶稣教的新教传教士也不甘落后，现仅举一例：也是在1828年，传教士居茨拉夫由普鲁士来到曼谷，他挨家挨户传经布道，散发材料，积极活动，引起了泰国政府的警惕。只是由于有势力人物英国商人亨特的庇护，他才免于被逐。在曼谷，他把《新约》译成泰文，在新加坡出版。1929年他曾前往新加坡。1830年回到暹罗，从事《圣经》的老挝文和柬埔寨文的翻译。居茨拉夫还请来了美国浸礼教徒于19世纪30年代在暹罗创立了传教士团。1840年长老会信徒开办了传教士团。1850年第三个新教传教士团也出现了。

传教士的大肆活动已威胁到泰国的安全和稳定，1848年三世王不得不下令取缔全国所有的基督教堂、小礼拜堂和修道院，但是，这道命令却没能付诸实施。

传教士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向暹罗人脑子里灌输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暹罗人民注定永远落后，如果他们不改信基督教，不接受基督教国家保护的话。”参看阿拉巴斯特《法轮》，第24页。可见传教不过是一种手段，为殖民统治开路才是真正目的。法国人在这方面更有“创造性”，除了传教士、外交官之外，他们还组织了考察队，打着科学、文化考察的旗号，实际上是为法国的扩张，为打开印支与中国的军事通道做了准备。

但是，说西方的传教士一点功劳也没有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像自然界的鸟儿一样，为了自身的温饱和发展，它们啄食了自然界的果实，种子却从粪便中排出，在异地长出了新的植物，它们充当了播种者和传播者，虽然这并不是他们当初的本意。西方传教士办教会学校、印《圣经》、出报纸杂志，客观上也送来了西方文化。

四世王在登基之前出家之时就从传教士那里学通了英语，他执政之后在宫廷里又请了传教士的夫人做太子的老师。四世王和五世王之所以能在执政期间进行一系列改革，国际环境的逼迫、留学生的劝谏和压力是主要的，但也和他们对外界比较了解、思想比较开明不无关系，也可以说，他们从西方式的教育中获益匪浅。执政以后，大力兴办教育，是五世王改革的重要一环。

泰国的古代并非没有教育，但是却没有学校。寺院就是学校，有学问的和尚就是老师。孩子想学一点读写知识，就要去当庙童。教材也是随心所欲、因人而异的。大城王朝时期出现的一个课本《金达玛尼》，一用就是几百年，而且这其中也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那时候所谓“有学问”，就是能看、能诵、能讲佛经。能读巴利文的和尚已经是大学者。至于诗词歌赋等作品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而几乎成了宫廷的专利。这种教育、这种学问和物质生产几乎是没多大联系的，所以老百姓也基本不识字。

五世王所建立的是以西方为样板的新式学校，他对教育十分重视。曾说：“自古代起，人们即已十分尊重和推崇书本知识，认为它是至高无上的，上至帝王伟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应该而且必须知晓，因为学会和牢记这些知识，可以促使诸事成功，可以使人迅速聪明起来……此刻书本知识正是急需之时……因此，朕决定在全国举办教育，以使国家迅速昌盛。”帕尊拉宗告：《1884年5月12日在皇家玫瑰园学校学生领受御奖时的御旨》，《帕尊拉宗告圣谕（1874～1910）》，曼谷：索喷皮吞拉达纳宽印刷所，1915，第35页。

当时的泰国，旧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遭到破坏，新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已经十分普遍，近代工业生产已在泰国出现，现实社会所需要的是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五世王所说的“此刻书本知识正是急需之时”倒是一语中的。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不计，泰国人自己于1877年办的第一所学校是皇宫学校，皇家文牍厅副厅长被任命为校长，学生是王子、王亲、贵族高官的子弟。教学也与古代不同，有了教室和固定的课程。后来五世王又命令在王宫建立教授英文的学校，以便皇家子弟在学习泰文之后能再学英文，日后可以从事涉外工作。1881年在王宫的玫瑰园里又建立一所学校叫“近卫军学校”，或者叫作“玫瑰园皇宫学校”，隶属于近卫军厅。最初的宗旨是培养军事人才，但后来五世王命令扩大培养范围，把它变成了官员学校。1884年以后，五世王又敕令在首都和外埠的各个寺庙里建立平民学校。第一所平民学校是“玛寒帕兰寺院学校”。当教育扩展开来以后，学校事务从近卫军厅分出来，建立了教育厅，职责是掌管平民学校事物。1912年教育厅又改为教育部，从那时起泰国的教育才真正扩展到民间。

由于泰国的新式教育是取法西方的，也就不能不大量引进西方文化、近代科学，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传播也就不会仅仅局限在课堂之中，而英语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留学生的派遣，更为泰国在思想、文化的变革加快了进程。

四世王、五世王都倡导向西方学习。从传教士那里学英文当时已很普遍，这就使派遣留学生成为可能。四世王时期选派了皇亲三人去欧洲，斗·本纳、素猜·本纳去英国，品·本纳去法国，这三人归国后都在五世王时期做了高官。五世王比四世王更加提倡学习英文，他还挑选了王公贵族和官吏20人到国外留学，第一批2人去英国，第二批10人，大部分去的英国，在专科学校和一些有名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第一、二批皇家留学生毕业后，五世王很满意，于是把王子也派了出去。此后王子的年龄一到，都会送到国外留学，这似乎成了传统，后来的六世王、七世王、八世王，直到现在的九世王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留过学的。五世王时期为鼓励留学，还设立了皇家奖学金，每年举行考试，以便选拔优秀人才。自那以后获得皇家奖学金的和自费的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大。他们归国之后身居高位，有的则成了翻译家和作家，成了泰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桥梁。

印刷业和报业也发展起来。19世纪以前，泰国没有印刷业。书籍的传播靠的是手抄本。泰文印刷机和铅字是在1816年在缅甸出现的，发明者是安·加德森（Ann Judson）和印刷匠豪（Hough），后来于1826年永久安装在印度加尔各答白迪斯特教会印刷厂里。1818年这架印刷机印刷了詹姆斯·娄（Jams Low）上尉的语法参考书，以后一个名叫罗伯特·本（Robert Burn）的传教士和托姆森买了这架印刷机安装在新加坡，承印泰文书籍。一个传教士团从伦敦传教士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那里又把它买来，给了丹·比奇·伯拉雷（Dan Beech Bradley），于1835年运来曼谷，并于1836年开始启用。

三世王帕难格劳国王在位期间印刷业还不发达，大部分印刷的是传教士的基督教教义。此时帕宗格劳还在出家，他看到印刷书籍的用处，便让人把印刷机安装在宝文尼维威翰寺院里，这算是泰国第一座印刷厂，印刷的大部分是佛教书籍。在四世王帕宗格劳在位期间印刷业有了很大发展，皇宫建立了印刷厂，称作“皇家印刷所”，或称“铅印印刷所”。1858年第一次开始印刷国家文件。此外泰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的私人印刷厂也相继出现。

四世王在位期间泰国已有消遣性文艺书籍印刷出售。伯拉雷印刷所出版了泰国的书和从中文翻译的书，如《三国》，大家十分爱读。在五世王帕尊拉宗格劳在位期间，印制消遣性文艺书籍的大印刷所有两个，一个是在邦銮河的伯拉雷印刷所，印制散文书籍，一个是史密斯印刷所（Samuel John Smith）出版诗歌。以后才有其他印刷所，比如在市场河口的乃贴印刷所印制中国书，在瓦皋珊喷、沙盘含一带印刷帝王将相的书，等等。F.希雷尔：《暹罗泰文书籍的印刷》，《泰国印刷书籍的第一步》，曼谷：泰帕尼差雅干出版社，1965，第18页。

由于印刷业的建立和工业化的生产，加之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五世王时期识字人数的增加，人们对知识和书籍的渴求旺盛起来。据统计，1868～1910年五世王在位期间出版的泰文报刊就达54种之多，其中报纸14种，周刊杂志14种（包括英文杂志6种），半月刊杂志7种，月刊杂志19种。国家研究院：《暹罗期刊目录》，曼谷：国家研究院，1929，第1～4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化自五世王时期始通过各种渠道汹涌而至，这种资本主义文化对泰国人说来其资质和色彩都是全新的，泰国的古老文化是难于抵挡其锋芒的。反映在文学上是泰国古代文学的影响逐渐缩小，随之而来的是翻译的兴盛，西方文学地盘的逐步增大。

五世王前期，文学变化不大，读者最喜爱的作品有两类，一类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中国历史演义故事，另一类是故事诗，被称为娱乐性故事或“加加翁翁”故事。

中国历史演义故事传入泰国，受到泰国人的喜爱，从王公、高官到普通老百姓，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这类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在印刷还不普及的时代，人们读的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手抄本，后来印刷业发展起来，便把它印成书来销售。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热一直持续到六世王时代。有些故事过去曾印刷成书，但已脱销，有些故事是新译的，也有些故事是泰国作家模仿中国历史故事自己创作的。

“加加翁翁”故事是长篇叙事诗故事，从古代起人们就喜欢读，喜欢听，它的特点是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常有“加”或“翁”的字样，如：加告、拉沙纳翁、素婉娜翁莎、帕文翁、帕素立翁等。有些这类故事主角的名字中没有“加”或“翁”的字，但有表明高尚的字眼作为替代，诸如：素婉娜宏、桑通、帕玛尼皮才、帕平沙万、素婉娜贤、杜卡塔佩、皮昆通等。情节则不外乎战斗与爱情。男主人公常是俊美的王子，长大之后到别的国家学艺学武，学成之后归国途中定会在森林或险境中跋涉，他会遇到诸如猛兽、妖怪、魔鬼等各种障碍和危险。在战斗中男主人公将有机会表现其勇猛、顽强，最后取得胜利，其间必有法术符咒等超越自然的东西出现。男主人公又一定会遇到德、才、貌兼备的少女，故事总是以男女主人公的幸福结合为其结局的。

“加加翁翁”故事情节大部分是雷同的，有的也只是改换一下人物的姓名和某些事情，但还是受到了读者的长期喜爱。有些书中人物的名字有所不同，但情节并无差异，如：帕喜绍、帕卡维等，但数量很少。有关普提萨的内容有人也喜欢把它编成诗歌，供人赏读，因为也是“加加翁翁”一类的有关帝王将相的故事，如帕沙姆扣冬、帕普里塔和帕纳宛等。

此外，在同一时代还有其他消遣性的诗歌故事，但作者写作的目的与“加加翁翁”之类的寻求兴味的故事不同，比如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古代故事，如《暖突故事》、《十二角》（伊朗国王故事），写作的目的是表明某种见解、给人以启示的。取材于中国历史故事的笑话，如《封神榜诗歌》和《应鼎鹤》是为了取乐的。帕尊拉宗告的作品《天王之族》是模仿“加加翁翁”之类的故事和那个时代其他人作品的戏作。

在五世王时期这类消遣性读物的手抄本很盛行，大家互相传阅，一直到六世王。当印刷技术推广以后有人把它印出来，以每册大约15～25士丁的价格出售。印刷“加加翁翁”之类故事的印刷厂从五世王到六世王期间有许多，比如邦口连地区的施密特教员印刷厂、河岸巴友郎沙瓦地方的曼谷巴西提干空巴尼离米戴印刷厂、邦銮河口苏南塔来学校前面的乃贴印刷厂、曼谷邦兰浦朗乃信印刷厂、拉则棱（岛寺）印刷厂等。每个印刷厂竞相出售书籍，千方百计招徕顾客，比如拉则棱印刷厂写了一首招揽顾客买书的诗，是这样的：

顾客先生请知道，二十五士丁价钱不算高。书店本名叫瓦高，请您到此来瞧瞧。买到书后您便知，故事奇特刚印好。读后转忧为喜趣味妙，您读此书生财会有道，一切顺利无忧无虑了。《卜巴告占巴通》，插页，曼谷：拉则棱印刷所，1924。

从这则广告中人们也可以看出，这类作品在当时销路是不错的。

但是，到了五世王帕尊拉宗格劳的末期，泰国文作品发生了从诗歌到散文，从喜爱中国历史故事和“加加翁翁”之类故事到喜欢西方翻译文学作品和新创作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转变。西方式的文艺类散文登在发行很普遍的报纸上。开始登些故事、传奇或赏玩文章，后来就登了从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作品。最初是短篇小说，后来是翻译长篇小说，最后出现了以西方文学为榜样而创作的泰国长篇小说。在五世王时代登载散文文学作品的报纸和杂志有《都诺瓦》《瓦奇拉奄维塞》《瓦奇拉奄》《腊维特亚》《特洛维特亚》和《特威班亚》。此外还有一些翻译小说印刷成册出售，如1900年迈宛（披耶素林特拉察）翻译的《仇敌》等。

1900年6月，昭披耶塔玛沙门德里（沙难哈沙丁·纳阿育他亚）在《腊维特亚》杂志创刊号的《前言》中所说的话是这一变化的明证：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加加翁翁”之类的长诗故事已经是无人问津的东西了。在我们看来，如果把这种故事写成诗大多是索然无味的。能写成诗的故事也只是读其诗，而不是想读它的内容，因为这些故事刚读它的头，就几乎已经知道了它的尾：一个年轻人杀死了妖怪，然后娶妖女为妻，后又娶一妻，生一子长大以后杀死妖怪，又像父亲一样娶妖女为妻，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我自己也喜欢这些长诗。虽然如此，但事实总是个见证，现在已经无人对上述长诗加以注意了……

从以诗歌为主到以散文为主，这是泰国文学一次革命性的剧变。单一的诗歌体裁而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它已无法承载，已显得苍白无力。文学要跨入近代，散文文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加加翁翁”之类的长诗故事的无人问津，归根结底是时代变化了，人的思想变了，欣赏趣味必然随之改变。读者经过比较，必然较多地选择西方文学，因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新鲜感，都与变化了的生活更贴近。反过来，西方文学作品又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也培养了读者的口味。读者的选择其实就是时代的选择，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孕育了。

泰国近代文学的基本形态和泰国近代文学的特征

上述两节已较详细地论述了泰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变化。显而易见，近代泰国已不是古代的泰国，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都经历了小生产者的自发分化而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进程中又用较为彻底的革命方式摧毁了封建制度，扫清了发展障碍，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又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东方的近代社会则是“西方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而生下来的私生子”（瞿秋白语），它没有经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却被强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一种过渡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特殊形态。泰国社会及其文化与资本主义近代社会比较，笔者认为它有三大特征：

一是它的过渡性，也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文学上的新与旧的斗争和交替，虽然从总趋势上说是不可调和和不可逆转的，但是新旧并存，甚至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这种复杂交织的局面却是这一过渡形式的基本特征，文学上也是如此。

二是发育上的不完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文学都是如此。这里有两大原因，一个是东方各国包括泰国在近代发展的滞后，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差异。经济基础的落后，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上，在短时间内它们无法达到西方各国的发展水平；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东方各国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受盘剥，没有哪一个殖民者乐于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并驾齐驱。在政治上他们绝不会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宗主国拥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在经济上则造成了便于他们榨取的畸形发展，在文学上的表现则是不成熟与不完备。

三是社会革命的不彻底性。西方列强对泰国的压迫和掠夺导致了民族独立问题的尖锐，但当英法转而把泰国作为缓冲国而奉行维持泰国表面上的独立的政策以后，这个矛盾又趋向缓和。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勾结封建主义。封建官僚攫掠财富发展为官僚资本。他们沆瀣一气，成为泰国人民的压迫者。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在“性格”上具有软弱性和两面性，所以他们领导的“维新”“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最终都以妥协、调和而告终，这就导致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沌不清。而它首先表现在文学上，是取法西方文学的不当，造成了泰国消遣文学的畸形发展，形成了近代文学的大宗。而消遣文学中爱情小说和家庭生活小说又是主流，与民族和人民息息相关的旗帜鲜明的文学作品不但发育很迟，数量也很少。其次是缺乏理论上的研究和指导，对古代文学所做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工作也不多。另外，社会革命的不彻底也导致了文学思想内容上的肤浅。反封建的作品也只停留在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和对婚姻自主等个性解放的追求上，在泰国近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产生彻底反封建的力作。

总之，泰国的近代文学是泰国古代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但它不是直接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学，变外来为内在，才进入近代文学领域的。

但是，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是一场曲折复杂的斗争。新文学形成的过程就是对外来的营养吸收消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西方文学形式泰国民族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了解了这些特点，也就从总体上把握了泰国的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