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新诗文学的发展

泰国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总的来说是与其他体裁的作品大体同步的，不过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古代的泰国是个“诗之国”，诗歌一统天下，散文很不发达。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伴随的是诗歌的衰落和散文的兴起，小说代替了故事诗，诗歌的地盘和影响都缩小了，所以新文学中诗歌与散文的关系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互相争夺、此消彼长的另一面。

泰国新诗发展到今天大体走过了以下七个时期。

一　新诗草创形成时期（约1927～1947年）

泰国的新诗和小说一样，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诞生的。

当同时代的诗人瑙冒绍和琪·布拉塔还在写旧诗的时候，科鲁贴（昭披耶探马沙门德里）关于科鲁贴的生平和作品请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五世王时期的重要作家。已经在尝试对旧诗发动一场革命了。

科鲁贴一生写了禅、莱、克隆、卡普、格仑等各种诗体总共147首诗，都收录在《科鲁贴克隆格仑诗集》第一、第二、第三卷之中。这些诗按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3～1926年，科鲁贴的诗与一般的古诗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差别不大。第二个阶段是1926～1932年，这期间他所创作的30首最有价值的作品可以称作是泰国新诗的起点。此时，在形式上他冲破了古典旧体诗的老框框，把民歌的活泼形式完美地融入了他的诗作之中。在内容上则一扫诗歌脱离社会生活的老例，评论起泰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来，比如1929年他写的长诗《我们的民众》，就用民歌的形式描写了农民破产，被迫流入城市转变为城市雇佣工人的历史过程，相当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民众困苦的同情和对贫富悬殊的不平。第三个阶段是1932～1942年。这一时期本应该是科鲁贴在诗歌的创作上取得更多成果的时期，但是由于1932年政体改变之后，维新派与保皇派之间斗争激烈，政局动荡，政权很快落入军阀之手。日本已经威胁并吞食了整个东南亚。身居高位在政治漩涡之中的科鲁贴已不能像第二个时期那样自由地表达思想，只能在诗作中使用隐喻和象征，诗句吞吞吐吐，诗歌的价值反不如前。虽然如此，但科鲁贴用自己的诗作了证明，他是泰国新诗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8年銮披汶上台，他对内独裁，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开门揖盗，让日军“过境”“驻扎”，在思想文化上更加紧了控制。1943年銮披汶政府组织了一个“文学协会”，改革泰文字母和拼法，出版了《文学》杂志，提倡“新诗”，恢复了旧体诗的写作，这些诗歌大部分是按銮披汶民族沙文主义的调子起舞，好诗不多，新诗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二　“艺术为人生”时期（1947～195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在泰国国内依附于日本法西斯的銮披汶军事独裁集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銮披汶和他的外交部部长、驻日大使、剧作家銮维集瓦塔甘曾作为战犯一度被逮捕。民主力量空前壮大，“文艺为人生”文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作为这一文学运动一部分的诗歌，这时也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繁荣，出现了乃丕、集·普密萨、博朗·宛纳西、玛尼·楚迪洛、他威本、乌切妮、乃普迪、乃尚等重要诗人。

20世纪50年代诗歌的特点是营垒分明。《文学界》月刊和《巴里查》半月刊都是激烈反对“为人生”的诗歌的，而进步诗人则以《暹罗时代》周刊和《文汇》月刊为阵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号召人民为正义而斗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时期最流行的诗体形式是格仑摆，或称八言诗，后来它成了泰国新诗最流行、最基本的形式，因为这种诗体易作、易懂，比其他诗体更易沟通作者和读者。从易到难，又从难到易，这是泰国诗歌发展的总趋势。古诗走的是前面的路，新诗走的是后面的路。当然，卡普、克隆、禅等诗体作品也是有的，如申通的《世界游记》，因特拉尤（乃丕）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泰戈尔的诗剧《吉德拉》（未完），乃丕创作的长诗《我们胜利了，妈妈！》采用的都是旧体诗的形式。泰国新诗和旧诗的区别最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新诗也采用旧形式，但已不大在乎它严格的格律了。

20世纪50年代从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等大学生涌现出不少诗人，写出不少好作品，他们及他们的团体都对诗坛产生过影响，这些诗人有困拉沙·隆勒迪、节沙当威集、诺·尼兰敦、查亚西、顺特拉皮皮特、纳雷·纳娄巴恭等。

乃丕（1918～1987）是公认的“为人生”诗歌的奠基人。他在玫瑰园中学毕业后入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在一些府做过检察官，20岁左右即开始诗歌创作，1952年重新出现在诗坛，1958年沙立政变，他又“消失”了。乃丕真名阿沙尼·帕拉占，常用的笔名还有古立·因图萨、因特拉尤等。乃丕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懂六种语言。他的名诗《东北》描写了“天上没有雨/地下尽黄沙/泪水流下来/立刻被吸干”的苦难的土地——泰国东北部人民所遭受的天灾人祸，以及人民所发出的怒吼，这首诗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被人们到处传诵，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译笔也是一流的。他的论文也有重大影响。

集·普密萨（1930～1966）是此时期另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他生于巴真府，1965年5月5日在普潘山区遇害。如今的5月5日泰国作家日就是纪念集·普密萨的。集1957年毕业于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后入巴讪密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做过教师，办过多种刊物。在1950年大学一年级时即开始写作，由于文章内容尖锐，触犯了当局，沙立政府于1958年以“与共党合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仍不辍写作。1964年获释。出狱后由于仍然不断受到迫害，1965年初便逃入森林，参加了武装斗争，不幸于同年被暗杀。集·普密萨精通英、法、中、高棉等文字，对语言、文学、历史、古籍等都有很深造诣，留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

集·普密萨的诗很受文坛推崇，对后来的诗人，特别是1973年10月14日运动前后的青年诗人影响极大。他的诗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他在朱拉隆功大学学习时期（1947～1952年），诗作带有思想上和形式上的探索性质。第二个时期（1953～1957年）是他思想上的转变时期，这时期他写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社会的不公和对新社会向往的诗。第三个时期（1958～1966年）是他被监禁和牺牲前的时期，此时他的诗作最为成熟完美。他的诗尖锐泼辣、气势磅礴、音调铿锵，有一股凛然的正气。他用这样的诗句咒骂统治者和剥削者：“魔鬼本吃荤/却把斋戒谈/本性实下流/岂能出善言！”他揭露社会的黑暗，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国土名曰泰/四处多黑暗/恶鬼嘶鸣叫/休矣食人番/报人主正义/道路阻且险/大众团结起/阵线磐石般。”而对人民他却有赤子之心：“大众是主人/恩情重如山/俯首甘为牛/为民犁好田。”

集·普密萨还是一位翻译家，他译过诗，译过小说，还与别人合译过高尔基的《母亲》。他在文艺理论上也有建树，提出了“艺术为人民”的口号，弥补了“艺术为人生”的不足，并从理论上论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对泰国进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梦幻时期（1958～1963年）

沙立在1958年政变后，颁布了“革命团”的法令，他用第十七条限制新闻出版自由，诗人、思想家和作家集·普密萨、他威·瓦拉迪罗、博朗·宛纳西被捕，阿沙尼·帕拉占匿迹，政治上一片恐怖，“为人生”的诗歌运动骤然停顿，而梦幻的或称浪漫诗歌却兴旺起来。

大学里出现不少诗社、文艺社，其他独立的诗人团体也纷纷建立，诗坛一时间热闹非凡。政府所属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有提倡写诗和诗歌竞赛的节目，各种报纸上开辟了诗歌专栏，提携诗坛新人。看起来政府似乎在提倡诗歌的创作，而目的则全在于娱乐，“越轨”的诗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一时期的诗作，它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即大部分诗作抒发的是个人情怀，特别是青年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诗歌最多，诗人也极多，而且大部分来自大学诗坛，如节沙达·维集、巴雍·松通、玛瑙·尤廷等。诗中所表现的是幻想、大自然的风雨、阳光、爱情的甜蜜和失意的痛苦，比如巴雍·颂通的《致离别的朋友》中这样写道：

莫忘我们曾坐在金合欢树下的情景，

记忆中的“天堂”并不朦胧，

“文学系花园”现在空空旷旷，

我像过去一样等待着心上亲人的身影。

新的一年台阶下的冲考花已经开放，

朋友，谁和我一起观赏这美景？

人虽有千万，但谁和你一样！

我等待着你，永远是一片真诚！

另一部分诗作是反映社会问题的，虽然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能够引起读者的思索，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类作品较为突出的，在初期是金达娜·宾查柳，她既写情诗，也写反映社会问题的诗，比如表现脱衣舞女郎生活的名为《献给“羞耻”》的诗就谴责政客比脱衣舞女郎更不知羞耻：

我家有弟妹五人一老母，

为他们不饿死我跳脱衣舞，

初小的文化谁看得起？

比妓女稍强就算给生路。

是呀，虽说我的脸皮厚，

敢对看客脱衣裤，

那是因为事无奈，

但是我的家族无骗术！

这个时代我不羞，

“好人”贪污多无数，

心坏名恶并不丑，

坏事被揭装糊涂。

如我知羞男人会寂寞，

像他们那样的人知羞会改恶，

我用身体表演为何羞怯步？

在这一时期，《首都人》杂志发表了腊·朗隆（拉达纳·约瓦巴帕）的一首自由体诗，题目是《献给美和逝去的》，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它的新奇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许多人仿效，腊·朗隆也得了个“散文诗人”的别名。

总起来说，从1958～1963年诗歌最盛行的形式是格仑摆，其格律是严格遵循顺吞蒲的。其他种类的诗出现得不多。禅因为写起来很难，所以写的人更少。这一时期诗坛上开始结成诗社、文艺社，而诗的内容大都是幻想式的男欢女爱。值得注意的是，被监禁的集·普密萨写了诗剧和歌词，但只在狱中流传；昂堪·甘拉亚纳蓬也开始写诗，但只是在艺术家与寺院中流传，外界传播得还不广。

四　追求时期（1963～1973年）

1963～1973年这十年可以算做追求时期。诗人队伍的扩大，对新的艺术形式、新的思想内容的追求，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找不出一个共同点。如果按诗歌的特点，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抒发个人感情的诗歌

继承梦幻时期诗歌传统的诗人在这一时期继续写出了大量作品，而且又出现了不少新诗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瑙瓦拉·蓬拍本。有些诗人开始写些情诗，后来则转向反映现实；有些专门写情诗的诗人则探索着情人内心感情的甜蜜、真诚、彼此的沟通及其矛盾。这些诗歌一般讲究音韵和情致，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有提高。

2.反映社会生活的诗坛新人的新作

新诗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禁锢思想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不满，对社会感到失望，诗作常常充满了嬉笑怒骂和尖锐的嘲弄，表现了愤世嫉俗但又遭到压抑的无可奈何的感情。他们中的有些人受了金达娜·宾查柳和纳雷·纳娄巴恭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寻求新的形式和内容，代表诗人是素拉萨·西巴潘、比亚潘·占巴属、塔里、维特亚功·强恭等。比如维特亚功·强恭在《我探求生活的意义》的这部诗歌小说集中就表现出了对社会的“离异”倾向，对传统价值观提出了挑战。迪帕罗姆·猜亚翁吉用“寂寞空旷人闭尿/轻轻放屁心意烦”表现了对社会的厌恶。

比亚潘·占巴属在《学位人的终结》中反映了取得学位的青年男女走向社会时感到毫无意义的心情：

青年男女成长串，

身穿礼服正合身，

面向社会鱼贯入，

一个一个往下沉。

素拉萨·西巴潘的作品很值得重视，他写了一组30首的诗，表现了一个名叫盘的青年，离开家庭跨进学校，看到了社会的许多腐败现象，表现了作者的苦闷和对生活价值的追求。

3.格律的解放

当许多诗人还在严格地遵循顺吞蒲的格仑摆的格律时，1963年在《社会学评论》第一卷上发表了昂堪·甘拉亚纳蓬写的一首名叫《一抔海水》的诗，它比喻新奇，讽刺辛辣，使用了一些象征：

蚯蚓大戏娇女郎，

天上仙女质娇丽。

阿米巴本是微生物，

也要昂首呈神气。

众仙厌倦天堂了，

下落人间吃屎去。

赞美味道实在好，

得来全般不容易。

这首诗发表以后，立刻招来非议。但反叛的潮流却不可遏止。素吉·翁贴、坎猜·本班、瓦拉立·勒特塔尼等人都在探索新的形式，追求新的思想内容，敢于突破格律的限制。

1964年《民主报》发表了集·普密萨的诗作《报纸的灵魂》，发展了克隆哈，把它用在鼓动人心的政治诗里，而且也没有拘泥于格律。

此时也出现了向西方现代诗看齐的诗，如陈长的诗，它形式怪异，想用文字的组合形状来表达内容，如他在一首四行诗里用了20个“人”字排成长方阵，最后一行的5个“人”后面用一句“等公共汽车”作为结尾：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等公共汽车

他的诗后来汇入渐渐流行起来的自由体，易懂了些。

这一时期有些青年诗人还注意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汲取营养，取得了成就。

五　百花齐放时期（1973年10月14日～1976年10月6日）

“10·14”运动改变了泰国的政治气候，诗歌一度如百花争艳，出现了繁荣景象。运动的初期，学生大量翻印20世纪50年代“文艺为人生”诗人的诗，对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斗争的紧要时刻，出现的大多是控诉人吃人制度的凶残、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鼓舞士气之作。事件之后，出现了一批记述英雄业绩、歌颂牺牲精神、表示哀悼的诗歌，如素吉·翁贴的《昭昆通》等。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有拉维·冬姆帕拉占、沙塔蓬·西沙章、维沙·坎塔、巴硕·占单、瓦·宛拉扬昆、查查林·差亚瓦等。这些诗人在这一时期的信条是“内容比形式重要”，但为了表现内容又必须找到合适的形式，因此，自由体诗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但格律诗依然是大量的。

瑙瓦拉·蓬拍本这一时期的诗作很有光彩，他的诗艺术形式完美，创作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以前写的多是爱情、大自然、宗教教义，而在此时诞生的《从星期日到星期一》和《永不停息》两本诗集“记录”了这场惊天动地的群众斗争。他在1973年10月所写的《蜗牛的道路》中激昂地唱道：

降生，

总会伴随痛苦，

总会经历磨难和凄楚。

风雨中会有雷鸣电闪，

在悬崖峭壁中，

却有藏金的洞窟。

来吧，

来经受磨难！

来吧，

来和朋友一道登攀！

且莫希望此生此世，

道路会永远洒满金色的花瓣。

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正是在开始筑造一条路。

大地上荒野的森林，

正等待我们走出一条坦途。

素吉·翁贴也是很有成就的诗人，他用长歌和民歌的形式为苦难大众鸣不平。

沙塔蓬·西沙章这位清迈大学的年轻诗人用莱、卡普、格仑、克隆、禅的形式写了《向天宣告》，他把集·普密萨的“发展了的克隆哈”用在诗里，诗句悲壮、雄浑。威沙·坎塔也试用克隆、卡普、格仑和东北民歌写了话剧《女儿关》，并把集·普密萨的诗剧《牛铃声中爱情的符咒》的歌词也用了上去。这是把旧的形式和新的思想融合起来，把歌词用于为大众服务的一种尝试。

瓦·宛拉扬昆的《香蕉丢了》和《男孩凯达诺和女孩本燕》诗句通俗、晓畅，有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趣味，又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虽然这一时期不少诗人冲破了原来诗的格律，在内容上也进行了革新，但是仍有一些人恪守旧诗的格律，抒写个人的情怀。有人对社会表示担心和忧虑，抒发爱国情结，比如纳帕莱·素万纳塔达在一首诗中写道：

远处战争不用怕，

近处战争却惊心，

如果泰人自残杀，

高唱国歌给谁听？

六　“流水—伤痕和教训”时期（1976年10月6日～20世纪70年代末）

“10·6”事件以后，泰国的诗坛陷入了万马齐喑的状态，《民族》《民主》杂志都被勒令停刊，活跃的诗人销声匿迹，有些人上了山。瓦尼·乍隆吉加阿南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诗人们在这一时期的痛苦感情：“道路漆黑漫又长/痛苦心灵满创伤/森林成为居留地/弃城进山辟战场。”江萨上台以后，政治控制有所松动，1978年太阳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十月六日诗集》，收录了7位最著名的诗人记述“10·6”事件的诗作，读来令人震动。素吉·翁贴写道：“皇家田广场的酸木柑树万分悲哀/枝叶低垂都好像哭怀/止住呜咽怔怔地蜷起身躯/树叶折断，果子被摘/白玉兰被枪打得满身伤痕/金合欢被刀劈斧砍/花朵被水流吞噬/多罗树被泥土掩埋。”

作家、诗人“下山”以后，度过了一段小心翼翼的时光，才拿起笔来重新创作，但是，令人瞩目的诗作不多，空吞·坎塔奴的《意识的反叛》和后来的《广场戏剧》是两本有价值的诗集，前者气势磅礴，后者还获得得了东盟文学奖。

七　走向多元化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笔者在上一章里曾较为详细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泰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在这一形势下泰国文学所形成的新特点，诗歌自然不是例外。

由于压迫的减轻，诗人们可以抒写各种题材；政治不再成为文学关注的热点，因而也就没了以往的中心和主题；感觉敏锐的诗人们虽然为找到归属而费了一些周折，但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的形势，终于“各得其所”。诗歌在“平平安安”中发展，虽然值得庆幸，但也减少了激情，平庸之作增加。倘与以往相比，在单位的时间里，佳作反而减少。值得一提的是下面的三位诗人。

1982年素吉·翁贴纪念曼谷王朝200周年的长诗获得好评，这首长诗好像一幅幅壁画，道出了200年来的世事沧桑和历史的变迁。

著名作家玛纳·詹荣的女儿、女诗人阿玛拉·詹荣于1986年出版了诗集《爱吧，假如你心想爱》，尝试用更加散文化的自由体诗来表达内心的感情。诗行虽无韵脚，但节奏鲜明，富有意蕴，有些诗行甚至只有一两个音节，如：

浓雾

静静的海

红色的太阳

大而又圆

有飞鸟

有战舰

有椰树的景致

有山

和

打鱼的船

　　　　——《寂寞的海》

有些情诗，写得却极冷静，但正因为冷静，才越发让人感到深沉：

今夜

属于我

虽然明天

将不再来临

珍惜

这爱

刻骨

铭心

　　　　——《啊，情思》

阿玛拉·詹荣的诗在诗行的排列、节奏的运用、语言的锤炼、意境的营造和一般的自由体诗已大不相同。它在追求一种新的形式的同时，更注重内心感情的真实描绘和“有节制地”抒发，这一点正是她的诗与一般诗人的不同之处。在诗的品位上她略高一筹。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部诗的力作是著名诗人瑙瓦拉·蓬拍本的《祖国颂》。

瑙瓦拉·蓬拍本是泰国人民非常热爱的一位大诗人，1940年3月26日生于北碧府，法政大学法律系毕业，做过公务员、教师，现在盘古银行艺术中心工作。获朱拉隆功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至今已出版诗集24部，散文等作品20余部。他的诗集《从星期日到星期一》《策马观城》《永不停息》《田野笙箫曲》等分别获得了各种奖励。1990～1992年，他风餐露宿，用了2年4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国73个府，用各种诗体描绘了各地的历史古迹、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和旖旎风光，这是一部可以载入史册的诗歌作品，诗坛对它的评价极高。